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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个男人肮脏的卑劣和一个幼女有毒的青春彻底释放。王小惠居然没有任何反抗，没有反抗就代表某种迎合，迎合恰恰是心里不可告人的潜在东西的影射。
后来，他们之间的事情就成了吃饭睡觉一样平常又正常的事情。
写到这里，我们在思考，到底该怎么给王小惠定位：幼女？抑或少女？
这是侮辱了这个词语的纯真。人们该同情王小惠，但是那种同情是在对比王文礼的兽行的情况下。撤掉王文礼的兽行，单独面对王小惠，同情显得苍白。或者应该叫王小惠“另类少女”、“问题女孩”、“青年女子”甚至“女人”，但是排来排去，始终在有关于女性的正常词汇里找不到她的位置！这一年王小惠已经读四年级了，四年的教育，她到底学到了什么？学校教给了她什么？如果说先天畸形的家庭教育让她思想的根基扭曲，那么后天的学校教育应该把根基扶正，老师应该重新塑造她，可是她却学习糟糕，道德败坏，就连基本的羞耻心都没有学到，而且似乎是变本加厉了。这不能不说是农村小学教育的悲哀！
罗桂花老人说：“我始终都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还是像以前那样招摇。”直到王小惠的肚子大起来，老人家才突然意识到出了问题。而王小惠的肚子大起来也是王文礼始料未及的，他认为12岁的孩子不可能怀孕，所以他才敢那么放肆。而对于怀孕的问题，王小惠本人一点意识都没有。
罗桂花老人追问是谁干的好事情？王小惠竟然变成了哑巴，就是不开口。老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又通知不上儿子，一个人带着王小惠到县人民医院把胎儿打掉了。
糟糕的是，堕胎后的王小惠变得更加丰韵，完全就是一个女人的模样了，张扬地更厉害。每天不打扮半个小时不会出门，整天游手好闲，就在村里游荡，到处招惹男人的眼球，也招惹女人的闲言闲语。而她对此完全不在意，仿佛还有些得意，似乎自己做了一件风光的事情。
罗桂花老人说：“那时候我真担心这个小*
子到处卖，做X。她能做出来。”我们问罗桂花老人：“您真的管教不了她？”罗桂花说：“我说她，她看都不看我一眼，怎么管得了她？”我们问：“学校也不管？”罗桂花说：“学校？学校才不给你问呢，不是学校她还不能被毁呢。”
我们一惊，继续问：“怎么说？”
老人家振振有辞，说：“不上学她就不会认识那些和她一样的死妮子，兴许就不会学到现在这个样子。上学见的人多，她才开始打扮，很贵的‘屎尿’都往脸上抹，像个妖精似的。”
我们问：“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学校是怎么处理的？”
罗桂花老人冷“哼”一声，说：“处理哪个？王文礼？没处理我孙女就是好事了。还想处理老师？没门！去了一趟我就没脸去学校第二趟了。他们说全是我孙女的错，罗列了小惠在学校的‘好事’——和高年级的同学鬼混。我虽说贱，不怕受辱，但那次在学校真被羞得无地自容。我捂着自己的痛，气都喘不过来，赶紧逃了回来。”
事后，王小惠偶尔去一趟学校，上课坐在教室里总是和王文礼眉来眼去。王文礼因为她的怀孕原本有些忌惮她。但是，王小惠并没有恨他，打抬的医药费他一分钱也没有出。她的老奶奶来了一趟，也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学校领导也没有说他什么。这样一来，他胆子更大了，三天两头与王小惠鬼混在一起。当然，他知道该不能让王小惠再次怀上。
在外的王成富始终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2006年春天，他回家听说女儿曾经堕胎的事情，当即火冒三丈，把王小惠打得皮开肉绽。王小惠说出了王文礼的名字。王成富一听是王文礼，怒火烧得更猛。原因是，他和王文礼还是本家，一起从小玩到大，感情一直不错。可是，现在的王文礼竟然糟蹋了自己的女儿。
“这个龟孙子！我宰了他。”听到王文礼的名字，王成富喊了一声，拎着菜刀就冲出家门。
王文礼已经听说王成富回来。当天，大门紧闭，躲在屋里。听见王成富在门外叫喊，他吓出一身汗。王成富在门外喊了半天，见没人回应，开始用刀拼命地砍铁门，嘴里不停叫着：“杂种，让我进去先阉掉你，再砍死你！”
王文礼立刻打了个报警电话。王成富砍了一二十分钟，大门被砍得稀烂，可以见到王文礼在一个角落瑟瑟发抖，可就是没办法进去。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辆警车，把王成富拖走了。
村里有人认识来的警察，那是镇派出所的副所长，王文礼的母舅，王文礼的电话就是打给他的。与其说警察带走王成富，不如说解救王文礼更真实。
第二天，王成富被放了回来，满身是伤。而王成富前脚没进门，王文礼的叔叔王德宾后脚就到了他家。
王德宾是来谈“私了”的。
一听王文礼想私了，王成富张开肿胀的嘴破口大骂道：“他*的，没门！老子非让他遭殃、进班房不可！”
王德宾笑着说：“你想想这个道理，你能扳倒他吗？实话告诉你，他也不怕你闹，你也闹不出什么名堂。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连襟是镇里的头头，母舅又是派出所副局长，你自己怎么被打的还不清楚吗？胳膊扳不过大腿，你一个平头老百姓能怎么样？我看，女孩子迟早要嫁人的，闹大了，对她也不好。你就仔细想想吧。”
王成富声音更高了，仍旧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派头：“狗娘养的！他有后台又怎样？我就是要告倒他！连后台一块儿告！没有后台，他也不敢这么猖狂！”
王德宾“嘿嘿”一笑，淡淡地说：“老侄啊，现在不是说大话的时候。咱们还是实在一点吧。”
“你想怎么办？”王成富迟疑了一下，口气软了许多。
王德宾慢条斯理地说：“我看就给你2000块了结算了。”
“他*的，这算什么了结？”王成富又吼了起来。
“别激动嘛。你也不想想你家闺女，又不是强* ，丫头是自愿的，最多也就是诱*
。只是年轻小了一点，如果到了18岁，官司打到皇帝老子那里去，也不会给一分钱的。懂吗？”
王德宾说到这里，突然冷冷地摔了一句：“如果现在不要钱，到头来人财两空可别怪我没提醒。”
王成富知道斗不过王文礼，他也知道自己的女儿是个什么样的孩子。闹下去吃亏的肯定是自己。他虽然气愤，但还得把“怨火”全咽到肚子里，没办法啊。在农村，一听打官司，不说有理没理，一听“官司”二字就让人害怕。他们又不懂法，任凭别人怎么收拾。有理赢不了官司的有的是，赢了官司更伤心的也有的是。想到这里，王成富的口气缓和了许多，他嗫嚅着说：“那、那2000块钱也、也太、太少了吧。”
这一回，王德宾反而理壮了，他说：“这又不是卖小菜，讨什么价？再说，就你了那闺女！2000块还是我考虑你家里穷，反复做工作，让文礼多给你一些。要不，我现在就拿回去。你自己去向他要吧。”说完，拔脚就往外走。
“哎，你别走啊。我又没怪你嘛。”王成富居然低声下气起来，说：“咱们有话好商量嘛。”
突然间，他们像是调换了角色，仿佛是王成富找王文礼来“私了”，仿佛一个男人在卖自己的女儿，正和买家商谈价钱。买家很牛，丢了个跳楼价，就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钱，这个东西真是神奇。许多人在它面前变成了孙子！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
王德宾看穿了王成富的心思，大大咧咧地说：“没什么商量的，要就要，不要拉倒！”
王成富做了个心一横的样子，说：“好吧。钱我是收了，就2000块。但是也至少要他向我们家道歉，不然，我这脸面往那里放。”
王德宾眼一横，说：“道歉？有什么歉可道的？文礼有错，你孩子的错更大！懂不懂？行了，我还有事，得走了。钱，如果想要，你收好得了。”说完，把一叠人民币扔到桌子上，哼一声，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这个人是那么嚣张，他凭什么那么嚣张？
王成富又是多么窝囊！我们算是领教了罗桂花老太太说的窝囊。
这件事，就这样完结了！不知道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我们只是痛心地感到：受伤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她甚至都不觉得自己受了伤！
无疑，这是对和谐发展的时代公然的挑衅！有些地方，官员还在包庇与维护恶势力，关系网仍旧大于正义。退一步讲，作为王文礼妻子方的亲戚，见到王文礼做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居然还要维护，这又算什么呢？作为他的长辈的叔叔也没有起码的是非观，而作为人民教师的他自己，又想过没有辱没了这个神圣的称号呢？
后来，王小惠知道了那2000块钱的事情，当着老奶奶的面，大骂王成富：“你这个孬X养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罗桂花老人心如刀绞，王成富也无地自容，但是王小惠接下来的一句话却遭了一顿毒打。她说：“怎么不问那姓王的多要点，我就值2000块？就是一块肉，也不止啊！”
打她的是不是王成富，而是罗桂花老人。老人家气得浑身发抖，边打边骂道：“畜牲！难为阎王给你了一张人皮！你竟是一点廉耻都没有了！”
当我们提议要去王文礼看看家时，村长对我们说：“这件事情不要提了，都过去了，就像没有发生过！这样大家都好！”
我们感到奇怪，问道：“怎么能说没发生过？”
村长说：“就当没发生过。我是为你们好。真的。要去，你们自己去！”
一个村长，在方圆几里的村里应该是有威望的。连村长都忌讳去看王文礼，也不希望我们去学校找他。这样的状况真让我们后背发凉！
那么，王文礼，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老师？我们突然想到韩愈的《师说》中的开篇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能传道吗，传的是什么道，正道还是邪道？他能授业吗，授的是怎样的业，鬼业还是魔业？他能解惑吗，解的是什么样的惑，不是不将本已成惑的东西变得更加困惑了？
与此同时，王小惠，这又是怎样的学生？小小年纪就不懂礼仪廉耻，像个野性的动物一样。农村的教育体系下竟然产生出这样的教师和学生，能不令人堪忧吗？产生这种教师和学生的基础和土壤又是怎么样的现状呢？
我们决定去王家寨小学走走。
王生的故事与沉重的教育指数
但是，我们还没有到王家寨小学，就意外地被一个家庭发生的故事所牵引。眼前触目惊心的一切让我们为农村的教育体系捏了一把汗。
2006年10月20号，清晨，我们刚刚起床，就听说村里一个叫王生的孩子在学校里昏死过去，昨天晚上被拉回家来了。
王生，13岁，父亲在一年前罂粟怒放的夏天里因为车祸而死亡，扔下他和和母亲李雪华，同时扔下的还有其生前欠下的一大笔高利贷。父亲是个疯狂的赌徒（我们没有想到农村居然也会有高利贷）。王家本来就拮据，因为这笔债，更是雪上加霜。王生的父亲死后，债主来过一趟，把原本就破烂的家彻底地砸了个稀巴烂，王家仅有的一点钱也给搜刮光了，并威胁李雪华说，年底不把钱还清，就拿她抵。李雪华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到临近的徐州市打工，白天当保姆、晚上做洗碗工。一个读初二的儿子就没人管了。九月份，李雪华出去的时候，从邻居那里好不容易借了100块钱给儿子王生，让他坚持一个月，好好住在学校，赚了钱再给他寄生活费。
当我们到王家时，门口站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听到他们议论，我们知道，李雪华走后的第39天，王生昏倒在宿舍里，学校把他送到医院，同时找他家人却没找到。注射一瓶葡萄糖后，王生醒过来，但是情况还是不太好，身子太虚，学校赶忙把他送回家里。
我们问：“为什么学校不让他在医院治疗？”
一个农民不屑地说：“学校可不想负这个责任，况且学校已经送他到医院注射了一瓶葡萄糖。万一孩子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怕惹麻烦，说不清楚。医生想让孩子住院，学校可不想再出钱，所以就送孩子回来了。”
我们见到王生时，他正躺在打着补丁的棉被里，身体消瘦，脸色蜡黄，眼睛深凹，嘴唇干燥。一位好心的邻居正在给他喂粥，因为没有力气下咽食物，一次他只能吃半勺粥。
快到晌午的时候，接到消息的李雪华从徐州急急忙忙地赶回来。看见儿子的第一眼，就瘫倒在床前，嘴里喊到：“老天爷，怎么会是这样？”
王生则从被子里伸出小手，放到母亲面前，手心里放着滚烫的人民币，100的人民币。李雪华走时给儿子的那张人民币。王生吃力地笑着，气若游丝地说：“妈，我省了一百块钱，用来还债。”他的声音始终只是在喉咙里响，低得必须靠近他才能听见。
听见儿子这么说，李雪华泪如雨下。
王生竟然没有花一分钱，他这一个多月是怎么过来的？原来，他这一个多月上完课后一直都在给镇里的一家杂货铺打工，工钱很少，拿着那点工钱，他每天只吃几块馒头，喝自来水过活。
而他打工的事情，学校居然没人过问，也没人找过他，直到他昏倒在教室里。
母亲知道这些，更是伤心，哭得脸都变形了，鼻涕下垂到嘴里。她攥着儿子的小手，毫无目的地喊：“娘啊！老天爷倒那么狠，让我孩子受这罪。一个多月就吃馒头，喝凉水，不见油星，不见肉，是怎么受过来的？”
王生用尽力气，天真地说：“妈，我吃过一次肉。有次老板留我吃饭，给我半碗菜，里面就有一块肉呢！”
听儿子这么说，李雪华竟是再也忍不住，完全崩溃了。
像王生这样的生活艰难、上不起学的农村留守儿童中国现在有多少呢？他们受教育的情况又有多少人关注？这真让我们为农村甚至中国的教育忧虑。
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
我们强调经济发展，我们强调社会和谐，我们也强调共同富裕。但是当一切的现实问题接踵而至，我们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中国的根本还是在于教育。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到什么时候，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而与“人”关系最密切的无疑是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出什么样的“人”，教育跟不上去，“人”就跟不上去；“人”不跟不上去，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很多人分析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往往会提到日本和德国，很多人分析改革开放20多年的中国也会提到日本和德国。对比他们就会找到差距，而差距的造成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诸多方面中，教育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特别是日本，可以说和中国站到了同一起跑线——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但是战后20年过去，日本和德国已经跃居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人民啃树皮，吃野菜，甚至被饿死的现象屡见不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人甚至把原因全部归结为教育！
不妨摘录一些相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吧：日本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早在1950年就已经达到99％，这距离1945年他们战败投降仅仅5年时间。与他们的“教育投资论”相对应，战后他们的教育经费几乎每5年就会翻一倍，整个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例一直维持在8。3％—9。1％。高等学校数1970年比1961年就增加65。4％，学生数增加109％，硕士生增加2。3倍，博士生课程增加37。1％。即使到了2000年，其教育经费占GDP支出的比重还达到3。12，高于美国的2。65，德国的2。37，更远远高于中国。
对于前西德，“二战”结束后教育系统为经济部门培养和训练了大量劳动力。1964年受过职业教育的职工人数；占14—65岁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一。到1976年5月，前西德全部就业人员中，有68％的人受过职业教育。到1978年4月，前西德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量增加，这时前西德平均每五名就业人员中就有一名以上是技术人员或工程师和科学工作者。德国统一后，教育更是得到了飞速发展。到1993年止，德国成人识字率已达99％，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综合入学率已达79％，教育指数已达0。92％，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各年龄组人口的比率已达36％，以上四项指标均居发达国家第二位。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全民教育迟迟未能真正启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后才算真正开始。这其中带来的影响世界有目共睹。
那么，改革开放后明确提出了发展教育的中国教育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以发达的弹丸国家瑞士作比较。瑞士人口只有720万人，而教育经费的投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