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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改革开放后明确提出了发展教育的中国教育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以发达的弹丸国家瑞士作比较。瑞士人口只有720万人，而教育经费的投入是：以1999年为例，达到219。7亿瑞郎，折合人民币约1100多亿元，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5。65％。瑞士的教育经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了88％，占地方政府预算的25％（全国各州的平均数）；而联邦政府仅负担12％，占联邦政府预算的8％。
再来看中国的教育支出：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为3849。08亿元
；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为4637。66亿元 ；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
；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为6208。27亿元 ；2004年，全国教育经费为7242。60亿元
；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4465。86亿元。而2005年财政性预算，教育支出更是占到了GDP的3。12％左右。
应该说，我国现在对教育已经充分重视起来，教育支出也基本在逐年提高，虽然与发达国家还有诸多差距，但是受现实的限制并不是一时可以追赶上去的。
然而，现在的中国教育到底什么情况，并不能由几组数据说明。我们还是要看看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这个事实，最好还是来自农村，农村是教育最落后的地方。像温家宝当年到安徽农村考察一样，“要看看最贫穷的村庄”，而不是看“试点”、看“模范”，抑或纸上的数据，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趟就能看到一般性。
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的9年义务教育尚且没有完全普及！在很多农村，“教育无用论”甚嚣尘上。就像“诱*
事件”里的王小惠和她的弟弟一样，很多农村家长和孩子觉得读书没有作用，并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当欠在萧县王家寨调查时，就不时听到这样令人难堪的声音：
“上学有什么用？大学生还不如我打工赚钱多。”
“不想上学就是不想上，爸爸让我打工去，打工赚钱娶媳妇。”
“出去打工可以找个好婆家。”
“我看家里有大学生的还不如我们生活的好……”
现实的功能性、目光的短视和早结婚早生子的思想等，使很多孩子往往初中没有毕业就外出了，甚至有些孩子小学都没读完，便辍学在家。
这些孩子中间有很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外出打工，原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的生活胜地自己。可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孩子“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生活也许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前进了许多，但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却远远落后于时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家里太穷，根本就供不起读书，属于非自愿辍学；而另一些情况，则是因为农民自身认识不够，理解不了文化与物质的双层结构，一味的追求物质，把文化不当回事；或者是由于家长外出，孩子的成长进入迷途，真的就不想读书，这些就属于自愿辍学。
另外，在当今教育体系里，拿非义务教育类的高等教育赚钱的理念还是没有消退！国家一再强调重视教育，可是初级教育普及不了的同时，高等教育的收费却很高，普通高中一年的学费大概也要到2000元左右，而高等院校年学费平均维持在4500—5500元之间，于是在很多地方出现，高中甚至大学的建设出现“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局面。
我们的调查显示：仅仅分析一个农村大学生，其教育支出就要占到一个家庭收入的8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想养起一个大学生，那么近20年时间，除了基本的吃穿住行以外，农民所有的收入都要投资到孩子教育上。
而有些家庭甚至比这还要糟糕。
梦里的春天带着泥香
在王家寨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碰到过一个像王生一样让人辛酸的家庭。这个家庭有父亲李有，母亲王利丽，大儿子李洪震、大女儿李子怡、小儿子李洪涛。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家庭”里的另外一个。现在想到这个家庭，我们的心还疼得抽搐。
当我们到李有家时，王利丽和女儿正在她们的三间破旧的瓦房前收拾一堆麦草，母亲和女儿都带着头巾，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灰，周围灰尘和草屑乱飞。
看到我们来访，母女两个赶忙拍打衣服，拿下头巾，整理头发，之后把我们请进屋子。
屋子很小，很暗，堆满了陈年的什物，其中一堆孩子们穿过的旧衣服就放在当门，后来王利丽告诉我，那都是李洪震和他的表兄穿过的衣服，她想整理一下，看能出能找出几件给小儿子李洪涛穿。
在零乱的屋子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王利丽的兄弟四年前给的，金星牌，在那之前已经用了近10年，因为买了彩电，所以才把旧的给了姐姐家。电视机调台的旋扭已经脱落，调台时必须用钳子辅助才能扭动调台杆。
当我们问到：“电视机还能看吗？”
王利丽微笑着说：“能看，还能收到徐州台和淮北台，很清楚的。”
这个女人从一见面，脸上就带着微笑，我们不知道生活的艰辛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也不知道那些痕迹的重量，只是她的额头的皱纹已经一层一层，眼睛也深陷下去。可是她始终微笑着，用微笑掩盖岁月的贫寒和阴冷。
女儿李子怡站在旁边，显得很腼腆，一句话都不说。
我们很想说对王利丽说：你女儿的名字和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一样。但是，这和她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完全的两个世界。
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满屋子的奖状，从客厅到里屋，红色的奖状贴满了所有的墙壁，从最早的1995年的李洪震（上面布满蛛网），到1996年的李子怡，再到1998年的李洪涛，直到最后一张最新的2006年的李洪涛。奖状太多，家里根本用不到墙纸，贫穷的家境，破烂的墙垣，因为这些奖状显得荣耀，充满希望，同时也带来别一样的沉重。
三个孩子都很争气！李洪震那年考上了大学！李子怡在重点高中读二年级，成绩非常突出！李洪涛那年考上县一所优秀的私立高中，学费全免！
正因为三个孩子都很争气，整个家庭却伤了！
李有家没有什么固定收入来源。全靠李有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赚点钱，但是李有身体不好，只能给人打更巡逻，工钱就少得可怜，而打更的时候还常常被不法分子殴打。实在没有办法，三个孩子必须有一个辍学！打工先养活家里。
家里经过商量，小弟李洪涛决定背负这个担子。
当我们提出要见见两个儿子时，王利丽低下头，略为伤感地说：两个儿子砍杨树枝去了。砍下的树枝是湿的，但是，晒上一段时间可以作为很好的柴禾。
然后，王利丽重新微笑着让女儿去找两个兄弟。当女儿走后，王利丽在我们面前突然掉下眼泪。她说：“实在是太难了！”她向我们说了一些藏在心里的话，那些话她从来不敢说给孩子们听。
丈夫李有身体本来就不要，四月份在一次巡逻中，被人打了一顿，在内脏留下淤血，但是丈夫坚持着工作，一直没回来，病也没治疗，可他坚持不了多久的，身子就快垮掉。而王利丽从两年前就开始卖血，一般人都是一个月一次，她却半个月就跑一次医院，护士都不敢招惹她，她每次都让护士多抽些；儿女不在家的时候，她就到山上的采石场打工，拿着锤子在烈日下做男人的工作，甚至要来回搬运几十公斤的石头。有一回来例假了，她也在干活，结果弄得裤子上全是血，让在一起干活的男人们臭骂了一顿，说是秽气。她将眼泪咽进肚里，默默地坚持着……
王利丽的头发其实全白了，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每隔两个月她就会用最劣质的油染发。
她泪流满面地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是死也要让孩子读书，但是想想，我死又有啥用？”
李洪涛最小，但是很懂事，又因为上初中，所以回家的次数最多，对家里的情况也最了解。他和母亲一起隐瞒着家里的很多事情，并且决定出去打工，下半年就去他爸爸那里。
王利丽说：“小的（最小的儿子）今年考上学费全免的高中也没办法读，我觉得很对不起孩子们，他们生错了家庭，跟着我这个没能耐的妈妈和同样没有能耐的爸爸，从小就吃苦，看看人家的孩子……”
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们听了真是揪心，不时地安慰她：“你已经尽力了。你是一个好母亲。你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等儿子和女儿回来时，王利丽已经擦干泪水，重新微笑。
两个儿子穿着破旧的衣服一高一矮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满脸的坚毅，像两棵栗树。大儿子面带微笑，而小儿子有些腼腆。
李洪震看到的是未来美好的家，父亲母亲不用再受苦受累，这个时间用不了多久，或者说，就在他读完大学后。可是不久，他给我们写来长信，告诉我们说：“我想上大学，但是家里需要钱，所以我也想出去打工，但是弟弟说他打工，为这个我们争论了半天。弟弟说，我上大学可以很快出来赚钱，所以还是他去打工。争论好久，家里决定弟弟出去。我虽然没去打工，但是到大学要好好学习，争取快点赚钱，爸和妈就不用那么累了。在学校也要事做，至少赚得生活费……”
而弟弟李洪涛看到的则是现在，在我们和他单独谈话时，他偷偷地告诉我：“爸妈太累了，都那么老了，看看人家的爸爸妈妈多年轻。我现在不读书也好，读了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哥哥姐姐是板上钉钉了，肯定能上大学。再说，等他们上完大学，家里有钱了，我再读技校、专科也行。到时候还有可能上大学呢。”
这个小儿子给我们的震撼是最深的！他完全就是一个大人，生活的重量让他那么早就成熟起来，成熟得让人心疼。或者不该这样的，他应该还是孩子，他有权利做一个在母亲身边撒娇的孩子，做一个很阳光、很幸福的孩子，可是生活剥夺了他的权利。看着他深深的眼眸，我们能感觉到他的哀伤，感觉到他对上学的渴望和放弃学业的疼痛。
和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一直摸着桌案上的书，那些书都是用过的，书是饱满的，装着他的笔迹和思维。但是书的外表又是新的，他看书的神情很真诚。在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偷偷地哭了。眼泪滑落，滴到嘴角，他并没有抹，他肯定体会到那咸味，就像他母亲偷偷流下的泪一样。
我们告诉王利丽，或者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王洪涛可以申请“助学贷款”。但是，她只是微笑，说：“不是那么简单。”她的意思不是在说未来的情况或许比我们想象的糟糕，而像是在说他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或者我们真的无法想象。
在我们要走的时候。
三个孩子对王利丽说：“妈，这柴禾够你烧一阵了！”
我们看到门口停着一辆平板车，上面堆着满满的杨树枝，两个孩子站在车旁欢欣地笑了。
或许情况应该不是这样，他们不应该只是为了一车柴禾就笑得那么幸福，他们应该为别的更大的东西欢笑。可是情况就真是这样，一车柴禾，就可以让他们从内心里高兴。那是三个留守儿童的痛，更是所有农村儿童的痛。很多农村留守儿童并没有因为家长出去打工而得到良好的教育支持，有些留守孩子不得不在自己的韶光岁月，丢下自己小小的书包，背上大大的蛇皮袋，奔向远方。
书包很温暖，存放着校园的读书声和美好的记忆；
蛇皮袋很沉重，装满着对未来日子的艰辛和茫然。
中国的教育环境真的已经很好了吗？教育真的得到充分的重视了吗？教育政策真的得到真切的落实了吗？教育体系真的那么完善了吗？教育资金真的都到位了吗？至少在农村，我们做得还不够，甚至是远远不够！如果要想国家繁荣，民族兴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那么，我们应该拿出更大的气魄，更足的勇气，赋予农村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责任，切实地做好教育。
然而，仅仅论及教育的支出和关注似乎又是不够的。用一个对比来分析，还是日本和中国。我们就能看出自己的不足，而且不是一点点的不足！
拿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和日本战后二十年相比，似乎是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样比赛才公平。但是结果还是日本走在前头。为什么？还是理念的问题。有人分析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从外国直接拿来设备，没有创新，同时对应与设备的人才跟不上；而日本则是从国外拿来技术专利，创造和革新设备，同时培养创造与革新技术的人才。”
设备是死的，人是活的。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在萧县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这个号称“葡萄之乡”的地方拥有独特风味的葡萄，因为这个优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县里的葡萄酒十分出名，曾经在国际上拿过大奖，葡萄酒因此远销海内外。但是，葡萄酒的风光却很快归于平静，主要就是因为九十年代初，县葡萄酒场盲目的膨胀，像当年的巨人集团一样，想迅速扩大规模，于是耗费近500万从法国引进了酿制葡萄酒的最先进的机械，但是并没有派相应的技术人员跟进学习，结果先进的机械引进来后，几乎没人能熟练操作，导致机械损坏。无奈，拖了很长时间又从法国厂家请来维修人员，修好之后，还是没人能够熟练操作。最终，资金周转不灵，宣布倒闭。
同样的资金投入，以不同的理念运行，成果是不一样的，这谁都懂。可是，同样的教育投入，放到不同的教育理念中，成果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就不敢说谁都懂了，至少有很多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就不懂得。这两个道理是一样吗？是一样的，可是就有很多人不懂得。
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育人？育才？请注意人才并不等于人、才。
我们常常能听到的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这种观念无论农村城市，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大学都是很常见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某某高中是某市的重点高中，是个好学校，那么学校好表现在哪里呢？进了学校人们就可以看到巨大的横幅：“本校大学本科升学率达到XX”，我们不会指明哪个学校，因为我们不知道指哪个学校，这样的学校太多，太普遍。升学率代替了教育的成果！
这是堂而皇之的“人才”教育，说到这里就有人反对了。“学校培养人才”是理所当然的，人们都这么说，甚至政府机构也这么说，不说学校有多高的升学率，难道还说失学率不成？
可是，这些所谓的“人才”中有些甚至没有达到“人”的标准！这里的“人”不是说“人”都不如的“人”！这里的“人”是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人”，“人”是有道德，有素养，精神正常，品质与社会达到和谐的“人”！
所谓名校，未必；所谓升学率，其实只是最浅显的一方面。可人们津津乐道的恰恰就是这最浅显的层次。至于教育背后的深层危机，人们不愿谈论，更不愿面对。
说到教育深层的危机，就举一个小小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就会明白：一位穿着某名校校服的学生在大街上边走路边吃瓜子，乱吐痰，甚至随地大小便，那么，这所名校的声誉肯定受到影响；把一个人换成很多人的话，即使这个学校的升学率再高，那么也不可以称为好学校、名学校，这样的教育成果也不可以称为好教育。难道不是吗？
真正的“人才”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是“人”的升华。社会的主体是最广大的“人”，而非“人才”，人怎么样将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和经济发展。
从整个中国来看，人的整体素质现在还达不到和谐社会的要求，虽然有一部分“人才”，但是相对于大的基数而言，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是其实还在“人才”以下。那么我们可以说，教育的主要任务不只应该说成是“育才”或者“人才教育”，实在也是客观一点说还要加上“育人”或者“人的教育”。即“人、才”的双重教育。
而在现阶段，“育人”的任务主要在农村，主要的教育时间是义务教育时间。
可是分析一下，其实农村之所以有诸多不和谐，甚至贫穷落后，也包括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一些留守儿童问题，都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一些旧观念无法革新的大环境所导致。那么农村的大环境怎样才能和谐？不是靠一两个，或者十几个人才，真正的大人才也不会留在农村。农村的大环境要靠大多数的有素质，有道德，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构建，这样的农民从哪里来？恰恰是，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那些没有成为人才而留在农村的人，这样的人将是农村建设的主体。怎么样将这部分人培养成为前文所陈述的“人才”是关键。因此，尤其在农村需要真正的“育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