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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你知道我们干活多累，工地太乱，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砸死了，让孩子去太危险。”“我告诉孩子，我打工的地方很好，吃的好，睡的好，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像个熊一样累的样子。”
一个农民工的话对我们的触动是最剧烈的。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是去打工的，不是去工作的！带着孩子？可能吗？！”
当然，农民工的处境只是留守儿童存在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与此同时，城乡本身又存在二元壁垒。这种壁垒首先是生活环境上的：乡村很简单，到处是山、水、泥土路、原野、草地，而城市是复杂的，是钢铁、焰火、楼房、公路、川流不息的车辆，这些都是农村孩子生活在城市的潜在危险。一个农民工坦率地告诉我们：“说实在的，我很害怕孩子会被马路上的车撞死，我宁愿不让孩子来城市。”
其次，城市与乡村在文化理念上也存在太大差异，乡村人的衣着、行为、语言、甚至长相都和城市格格不入，农民工自己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们已经在城市承受着歧视，承受着最底层的卑贱。城市人干净、体面、进高档餐厅、穿名牌衣服、开小车，这种生存的差距孩子是很难承受的，农民工担心免不了孩子也会受歧视。“我自己都成了孙子还不够，还要让我的孩子去遭人白眼？”一个农民工气愤地说。而这种担心并非是多余的。
我们曾亲眼见过，一个城里的孩子向农村的孩子炫耀嘴里的“麦当劳”汉堡，一个站在店里，一个站在店外，中间隔着玻璃。那个农村的孩子一直盯着城里孩子满是油腻的嘴，直到最后哭出来。
还有，在二元结构壁垒中最大的障碍，是二元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很不完善，但是不完善的制度却有绝对的效力。于是形成了一种“现实中的农民进了城，制度中的农民没有进城”的尴尬局面。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汇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相结合。农民工作为农业户口人员，在城市存在就业、保险、教育、住房等各个方面的制约，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教育制约，令农民工不能带子女进城。
一位农民工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又不是城里人，带孩子进城怎么办。”这个“城里人”应该是包含多重含义的，“怎么办”也同样含有复杂的成分。说这话的农民工未必能够完全明白其中的不公平，但是已经有所察觉。
由农民工产生留守儿童，相应地农民工问题也带来了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表现是和农民工问题完全不同的。一个是走出去，一个是留下来，一个在发生在城市，一个扎根在农村。
农民工走了，但一双眼睛留了下来。
下表列出了我们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儿童调查的部分基本数据。
有一双眼睛一直睁开，无论生死，都一直挂牵；
有一种心痛一直伸展，无论去留，都一直顾念。
父母走后的世界
人们常说：“父亲是山，母亲是水！”山庇护着孩子，水滋润着孩子。那是父母还活着，父母在身边。如果父母走了，没了山的庇护，孩子就要面对一切的危难；没了水的滋润，孩子就要遭遇成长的艰险。
“以前有什么事情，我都和爸爸妈妈说。打从爸爸妈妈走了，我不知道和谁去说。”“爸爸在家的时候，谁都不敢欺负我，爸爸一走，谁都来欺负我。”“以前爸爸在家的时候，总是说我这，说我那。他不在家，我就自在好多，但是心里总是害怕，。”这都是我们在对留守儿童问题调查中听到最多的话，也是最简单的话，司空见惯，简单地容易让人忽略。
作为一个儿童，其成长生活环境总体概括就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应于农村儿童来说家庭由父母和其他近亲构成，学校由老师和同学构成，而社会环境主要就是农村社会大环境。这些本来是一个整体，整体产生推动力使儿童健康的成长。但现在的整体破碎了，至少是残缺了。
父母的离开，看上去只是少了一部分，其实是少了全部。农村有句老话叫“谁的孩子谁知道疼！”对孩子的爱，没有什么角色比父母更深、更真、更义无返顾、更有理由。父母应该是孩子最安全的保护伞和最忠诚的卫士与向导。孩子是最依恋母亲的，是最听父亲的话的。虽然父母未必不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但是，用心绝对是好的、无私的（极少数父母排除在外）。因此，父母的角色是一切的基础，是最强有力的。
父母走了，孩子的世界本身就遭遇了危机。调查显示：离婚和死亡导致的单亲家庭里成长出来的孩子，出现问题的几率要比正常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高出很多。
据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第三小学州级课题2003年发布的《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研究》记载：
“近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着一部份后进学生的群体，他们在校内外的不良表现尤为突出。不思学习、任意逃学、欺小凌弱、吵嘴打架、损坏公物、偷窃剐钱、野宿不归家……。虽经老师多次教育帮助，仍屡教屡犯，引起学校和老师的关注。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分析后，知道这些学生中大多数来自于不健全的家庭。据我们对全校1093名小学生家庭调查来看，属于父母离异的家庭学生有60人；在父母中有死亡的家庭学生有28人；父母因违法犯罪被劳改、劳教的家庭学生有6人；母亲被拐卖或失踪的家庭学生有6人；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学生有3人；共计103人，占全校小学生总人数的9。1％。其中，学习差的有33人，表现差的有13人。再从家庭教育看，属放任不管或粗暴型教育的家庭学生就有41人，占单亲家庭学生的40％。”
这里的单亲家庭是传统意义上以婚姻关系作为分水岭的单亲家庭。而农民工走后，在农村产生了无数的另一种畸形的“非离婚、非死亡”的单亲家庭，甚至是“孤儿家庭”，规模之大，分布之广远远要超过正常的“单亲家庭”。这本身就埋下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潜在不安全因素，加上农民工又并非离婚，并非死亡，还活着，却不在身边，对留守儿童心理上就造成更大的冲击，也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农民工一走，便在孩子的心灵上留下阴影。调查中很多孩子就说：“爸爸妈妈不要我了，不疼我。”“我觉得是我太不听话了，爸爸妈妈躲着我，我可以很听话，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不回来。”“看着别人的妈妈给他带好东西，我总是想，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在我身边呢？妈妈真狠。”“我躲在旮旯里哭，但是哭没用，哭妈妈也听不见，也不会回来。”“爸爸说他过年就回来，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过年呢？”“有时候我就想，要是我跟人打架妈妈会不会回来？以前我和人打架，妈妈总是会去学校。”“妈妈是个坏妈妈，爸爸也是坏爸爸，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
那么父母走了，并因此已经产生心理阴影的留守儿童又由谁来疼爱呢？又去依靠谁呢？只能依靠成长有机体里的其他角色。其他的一切角色里又有太多不稳定因素，甚至是不安全因素。
父母走了靠亲近的监护人？
监护人不会像父母一样在孩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即使监护人肯，留守儿童也未必乐意接受。监护人说：“管不了，也懒得管。”孩子则说：“他们不管，管我也不听！”而有些监护人甚至对孩子伤害，虐待，施暴，甚至*
污。那么靠老师和同学行不行？老师是园丁，是蜡烛，但是老师也是人。首先，那么多学生，老师不可能也没用精力完全照顾到每个儿童身上，许多老师更是喜欢优秀的孩子，看低没人过问的顽劣的留守儿童。老师说：“他们太不听话，所以没法管。”而专家说：“没人管，孩子自然就更不听话。”这造成恶性循环，而作为“人”的老师，同样具有不可避免的人性的劣根，伤害留守儿童，打、骂、甚至性骚扰都是存在的。靠同学则更是靠不住。他们本身都是留守儿童，往往碰到一起，会产生更加恶劣的后果。而完全靠社会就更不现实，社会本来就鱼龙混杂，是要他们去适应的，而不是去依靠的。
就这样，留守儿童成了谁也靠不住、谁也管不了的难题。时间越长，出现的问题越多。如情感危机，成长畸形，道德滑坡，违法犯罪，安全隐患等等，都在他们身上出现。学习很差，孤独、怪癖、阴郁、行为越轨、暴躁、说谎、盗窃、伤人、被侮辱、被殴打、被恐吓等也时常发生。更严重的甚至出现火灾、溺水、交通事故、离家出走、吸毒、抢劫、杀人、被强*
、被拐买等极端情况。
由于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相应地它也就具有许多农民工问题的特征。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严重性、艰巨性，它都具有。
农民工总规模达到2亿，其中离乡离土的农民工目前估计有1。2亿。仅仅湖南目前就有900万之多，而目前全国保守估计的留守儿童人数为2200万左右。最新调查显示，湖南的数量估计在240万左右。农民工分布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各县区、各乡镇，几乎每个村，都有农民工，特别是湖南、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江西最多。
同样，留守儿童也是遍布全国，上述各省也是居多数。而由于改革的进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农民工的数量势必继续快速增加，新成长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同时，农民工带子女进城的壁垒还不能完全有效的消除，这也势必带来更多的农村儿童。而因为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涉及家庭，还包括教育、地方、监护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这些角色的责任相互交织，使得它具有了和农民工不一样的复杂性。虽然问题是复杂的，但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需要关注，需要解决，还要好好解决，妥善地解决，尽快地解决。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因为是儿童问题，所以，更加需要注视，它关系着未来整整一代，不同于父辈的一代。这些孩子将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中国。
然而，像农民工问题一样，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它的解决注定是一个长期的，必须逐渐摸索、逐渐发现、逐渐实施对策的过程。
除了上面讲过的困难外，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难处还在于有与农民工问题完全不同的特征，那就是个案性。首先，他们是一个个的孩子，孩子不会像大人一样遵循什么规矩和制度，往往不会主动接受什么理念，而必须要灌输，这就增加了难度。又因为是“个人”，所以各个步骤都要处理好，不能有纰漏，否则，“救”，还不如“不救”。其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环境，能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构成因素太多，随便的组合都会使小环境不同，问题截然不同，这和农民的大环境工普遍相同形成对比，解决的方法，无论是观察、教育、保护，还是援助，都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万能钥匙”，必须“一对一”地对待。此外，留守儿童问题的许多表现具有突发的特点，尤其像“意外死亡事故”，于是也就要求时时警惕，就像监控系统要求的实时性一样，要做到这点显然很难。
从性质来看，留守儿童问题和农民工问题一样，都可以归入“三农”问题，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农村的土地上。从问题的表现来看，留守儿童则完全是崭新领域的问题，甚至连这个概念也只是去年才固定、并通行下来的。但是，它应该早就存在，伴随着农民工的产生而产生。
看不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司空见惯，并不意味着它不是问题。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农民工产生约20年的历史，人们也很早就给予它足够的关注，那么相应地留守儿童也应该产生了20年，然而直到去年才正式被发现，并被最终定义。这样的出场，本身就说明了它严重的滞后性。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不能逃避。因为有双干净的眼睛在看着你，渴望你能为它拂去覆盖着它的厚厚的尘埃！
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也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已经走在路上，正在走在路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留守儿童问题奔走。一路奔走，一路忧思，从2005年的“皖北之行”拉开序幕，从“涟源洪水”开始，沉重的忧思一直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第二章 月亮——触不到的情感与思念
会说梦话的“哑女”
因为“涟源洪水”事件的原因，从2005年9月到2007年3月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调查组成员多次返往于湖南省娄底市涟源市（县级市），与当地村民同吃同居，跟踪留守儿童，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承认，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但是很幸运，我们没有把它们丢掉。
例如，在涟源市白马镇竹山村里一座低矮的泥房前，我们遇见了她。
当地人叫她哑女，不是因为她哑，是因为她不说话。她叫梁妮，10岁。我们见到她时，她正一个人蹲在家门口，蓬松的头发，脏兮兮的小手，玩几个石头，把石头摆来摆去。一会儿堆成一个人的模样，一会儿又闷闷地打碎它。她玩得那样专注，仿佛那些石头就是她的“芭芘娃娃”。
我们站了好一会儿，忍不住走过去，问她在玩什么游戏。她没说话，迟疑了一下，抬起头，一双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脸上除了一层灰垢，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但是，她的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恐怖，那是大劫之后阴影，让人脊背发凉，有些忧郁，有些心疼。这样的阴影不应该留存在她这样花季一样的年龄里。
见她不愿意搭理我们，我们蹲下来，以十分温和的样子，试图赢取她的信任。
她心灰意懒地看了我们一阵子，然后低下头，继续玩弄着手中的石头。
我们骇然地发现：她的手腕上有很多疤痕，有一块烫伤，也有很多像是刀片留下的。我们轻轻地问她：手上的疤痕怎么来的？她又抬起头，看了看我们，显得有些冷漠。似乎在问：你们想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回答你们？
尽管有一些不情愿，或者有一些抵触情绪，但我们送给她一瓶可乐时，她猛地停止了手中的玩弄，抓过可乐。这一次，我们发现她脸上的肌肉有些微微抽动。当我们拿出照相机要给她拍照的时候，她突然站起来，跳进家门。我们很纳闷，便跟着进到屋里。
屋子里很陈旧，散发着一股发霉的味道，四面是泥砖砌成的墙壁，砖头之间残漏着一块一块的白灰。门口放着炉子，炉子上放着一个黑乎乎的水壶，斜斜的，像要跌向地面。后墙上挂着一张巨幅灰白的毛主席画像，画像上落着厚厚的灰尘。
梁妮的外婆王金花从侧门走进来，撞见我们。老人听说我们是省城来的，立刻叫丈夫孙贵出来接待。
我们说想见见梁妮。
孙贵老人说：“她就在里屋，刚才看见她从外面进来。”
我们和孙老汉推开门，却找人不到。孙贵老人喊了几声，没人回应。“奇怪！刚才明明在屋里的，又没见她出门——肯定又钻到床底下去了！”
孙贵老人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果然，我们在床底下发现了梁妮，她蜷缩在最深处，抱着双腿，像一只受伤的猫，正瞪着大大的眼睛往外看。
孙贵和王金花两夫妇轻言细语地劝了半个小时，梁妮都没有出来。
孙贵老人告诉我：“这外孙女就这样，见到陌生人靠近就会躲藏起来。”
接着，他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梁妮已经两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谁和她说话她都不理会。拿好吃的哄她，她不说话；说笑话逗她，她也不说话；即便是吓唬她，骂她打她，她还是不说话。不仅不说话，她也不知道笑，不知道哭。村里人都叫她“小哑巴”，连三岁不懂事的孩子也都这么叫她。
那么，梁妮遭遇了什么事情？她幼小的心灵为何扛不起生命之轻？
孙老汉搓了搓手，声音浑浊地说：几年前，老伴得了一场大病，为老伴看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本来只有女婿在外打工，但是为了还债，两年前女儿和女婿双双出去了广州，把刚上幼儿园的梁妮丢给了两位老人。梁妮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亲，外公外婆家来得少，少有的几次也是刚到就吵着要回去。但是，奶奶头几年过世了，爷爷又跟她叔叔过，所以她才跟了外公外婆住。
“那天，她爸爸妈妈一走，就哭个没完！”王金花老人说，“就哭过那一次，打那以后就再也没见她哭过。每天，叫她起床，她就起床；叫她吃饭，她就吃饭；叫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