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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以沉重打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在１９４１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潘家峪复仇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１１月１４日，在遵化四十里铺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第六团部，毙伤伪军４００多人。２６日，又袭击遵化东面双城子修建据点的伪治安军第五团一部，毙伤伪军２６０余人。１９４２年６月，参加了著名的“甘河槽伏击战”，当场打死了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杀人魔王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为潘家峪人民报了血海深仇。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１５０多次，歼灭、俘虏日伪军１０２１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当地政府先后重修了４座坟墓，立墓碑４座，建纪念塔、纪念碑、祠堂、纪念馆各一个。其中纪念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万古遗恨
群山环抱、溪水长流中间，有广阔平地，宜于五谷，山坡有无数果园，特产葡萄。在这天然胜境中的村庄，就是潘家峪。村中居民二百二十户，男女一千七百口，男耕女织，一向勤劳生产，安居乐业，真是和平气象。自从日寇侵华，群众本爱国热情，大批参加抗日战争，致使日寇与我为仇，几次围攻都被我们粉碎计划。不幸，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正是旧历腊月二十八日，是旧年节前一天，日寇趁着群众回家过年，突然围庄，男女老幼被赶出村西街头大坑里。这时，敌人在宽阔大院里铺满了干柴，由大坑里把群众赶入大院，惨无人道的敌人用火焚烧，开枪扫射。当时，火光冲天，哭声震地，虽有向外冲者，也都英勇死于枪弹之下。敌人去后，村民有先远避得生者回视，只见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被烧杀者须发不存，难视亲疏尊卑，手足成灰面不全，有的只剩肠胃一堆，有的竟是焦炭一块，有的孕妇腹崩流出胎儿，残害情形，令人落泪。总计死者一千三百三十名。幸得邻村热情资助，辨别男女尸身，用芦席裹尸，合葬四座坟墓。由南径北，男二座，女一座，小孩一座。这一惨案发生后，潘家峪的人民把仇恨变成力量，同时，被残杀后剩余的青壮年组织复仇团，一直拿起武器，血债一定要日寇用血来还。日寇投降后，美帝重新武装日本。这时，我们不但仇视美帝，而且决不能使日本鬼子再来屠杀中国人民。潘家峪人民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五一年，全国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唐山市政府同志们捐资合筑祠堂，并建塔立碑表示追悼，谨铭此碑。
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立
第九部分 陪都血难：重庆大隧道惨案第26节 “地毯式”轰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重庆于是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为了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和决心，促使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日军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开始，对重庆进行了空前野蛮的轰炸，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日机共空袭重庆达２１８次，出动飞机９５１３架次，投弹２１５９３枚。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重庆人民伤亡惨重。其中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晚上的防空大隧道惨案，窒息致死市民２０００多人，是日机轰炸过程中大后方发生的最惨痛的事件之一。
“地毯式”轰炸
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以后，便经常会有日军飞机来袭击，对市区往往是“地毯式”轰炸。为了躲避日军的频繁空袭，重庆市区内建立了各种防空洞，有私人的，也有公用的。其中位于十八梯附近的防空大隧道是当时重庆市内比较大的公用防空洞。它深入地下约１０米左右，长约两公里，有三个道口出入，隧道内宽、高均约两米多，两旁设有木板钉成的长凳，为了照明，每隔三四十米有一盏油灯。这里条件极其简陋，没有任何通风、防火、防毒设施，是普通市民躲避日军空袭的主要场所。
１９４１年６月５日下午６时左右，雨后初晴，当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
隧道血难
晚上９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当时情景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也记忆犹新，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的往外挤，人们喊着哭着往外冲，可是门依然紧闭着，无法打开。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他们拥挤在一起，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听见嘈杂声，洞口的防护团团员把洞门劈开，霎时间，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洞门，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还。郭伟波老人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他说：“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３０米，周围有１００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还在奋力挣扎着往外挤。他们面色红胀，双手挥舞着，拼命狂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身体依然原地不动，一个个生命就这样被耗尽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在与死神斗争的过程中，有的人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挣扎死去。
空袭持续了将近５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
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们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双手垂地，有的皮肤抓破，遍体鳞伤，十分悲惨。
６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用卡车运了十几趟。惨案后登记尸体总数达８４００多人，据事后考证，真实死亡人数有２０００多人。这种因日军空袭造成的惨案真是让人痛心和愤恨。
第十部分 窒息记忆：北疃毒杀惨案第27节 地道战显神威
北疃位于河北省定县城东南６０里，北靠沙河，有２００多户人家，是定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分区和县领导机关经常在这里驻防。这个村的民兵，十分英勇善战，在人民群众帮助下，不仅屡次打退日军的进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而且还建造了联村地道，东面可与西城、东城相通，南面可与南疃、东湖地道相连。因此，在日军看来，北疃村是眼中钉、肉中刺，不去不快。为了报复北疃人民的抵抗，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日伪军共２０００余人，围袭北疃村，并不顾国际公法，对我钻入地道躲避的平民百姓和部分县大队武装人员，施放毒气，兼之以枪杀、刺杀、砍杀、烧杀，共残杀我国同胞８００余人，这就是震惊华北的“北疃毒杀惨案”。
地道战显神威
１９４２年４月初，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召集华北日军联队长以上的军官在石家庄开会，部署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相关适宜。从５月１日起，在冈村宁茨指挥下，日军以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及五万伪军共约１０万人，并配备了飞机、坦克，开始对我冀中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重兵压境的日军，在冀中８０００多个村庄，６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１７００多个据点，修筑了７５００多公里的公路，挖了４０００多公里的封锁沟，可谓三里一沟、五里一堡。面对强敌，中共冀中区党委把冀中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由三四千人减到近２０００人，并将大兵团化整为零，组成机动灵活的小战斗队，号召和依靠群众，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和敌人周旋。其中，北疃村是这方面典型。５月中旬，北疃群众武装和县武装游击队，曾多次打退李亲古和邵村据点敌人的进攻，歼灭不少日伪军，使敌人遭受重创。
北疃久攻不下，日军就千方百计企图摧毁冀中平原上这一抗日堡垒。５月２６日夜，日军一一○师团驻保定的第一六三联队５００余人，在联队长上坂胜率领下，连同定县、安国的伪军，共２０００多人，像野兽般向北疃扑来。就在日军进攻的前一夜，县大队政委赵树光召集民兵和县大队战士做了战斗部署。５月２７日清晨６点多钟，日伪军包围了南、北疃之后，即开始进行火力侦察，同时，根据叛徒提供的我地道图纸，堵塞了我南、北疃村地道出口，以防止我抗日军民从地道内向外突围撤退。火力侦察过后，敌人即从三个方面开始向村子攻击：一是从村东北口，二是从村东南口，三是从村正东进攻。
鬼子在东北口用猛烈炮火向村内轰击，霎时间，小钢炮、掷弹筒、迫击炮雨点般的倾泻过来，阵地上顿时硝烟滚滚，一片火海。但严阵以待的我方战士和民兵并不急于还击，而是在村口的围墙里、地堡里严阵待命。鬼子见村里不还击，一个指挥官举起指挥刀，挥动指挥旗，命令鬼子冲锋，当鬼子冲到我部队和民兵跟前时，战士们机枪、步枪火力齐发，手榴弹、地雷在鬼子群里炸开了。炸得鬼子滚的滚、爬的爬，倒下一片。举刀的指挥官也被我神枪手狄四根击毙。敌人不甘心，又连续发起了三次冲锋，均被我英勇的战士击退。
敌人屡攻不克，气急败坏的联队长上坂胜决定亲自指挥敢死队冲锋。鬼子敢死队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炮火掩护下，“呀！呀！”地冲上来，很快又被战士们打退，阵地上留下一片日军的尸体。整整一上午，打退了敌人１２次冲锋。
下午，敌人调整部署，主攻方向改为南疃和北疃村之间的群众武装阵地。经过长时间激战，由于敌强我弱，火力悬殊甚大，最后鬼子还是进了村。面对残忍的鬼子，群众和干部们异常镇静，谁也不屈服。分区卫生干部宋守仁，定县农会干部李庚申，被敌人的军犬咬得遍体鳞伤，血如泉涌，他们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中壮烈牺牲。分区供给部已怀孕的女干部刘亚如和八路军在北疃养病的一名伤员，面对敌人的刺刀，挺起胸膛，坚贞不屈，凛然殉难。
敌人进村后，我县大队战士和民兵仍坚持巷战，一直和鬼子战斗到傍晚。由于鬼子封锁了东半街，街上房上站满了鬼子，已经没有可回旋的空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和民兵被迫从中平街李洛节家下了地道。此时，地道里早已挤满了避难的人群，大约有八九百人。
第十部分 窒息记忆：北疃毒杀惨案第28节 毒气滚滚
鬼子见人们都进入了地道，便想出使用毒气的狠毒办法。
他们按照叛徒提供的图纸，找到几处洞口，将随身携带的高浓度窒息性毒气点燃后投放到洞里，同时将茅草点燃，往洞里投，洞口盖上棉被，使毒气向洞内各处流荡。
不多时，洞内各处便充满了毒气。当嗅到有辣椒味、火药味和甜味的气体时，人们只觉得呛鼻子，后来便流泪、打喷嚏、呼吸窒息和流青色鼻涕。
县武委会作战部长张健、秘书刘西峰和北疃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意识到敌人释放毒气，便钻出地道，利用房屋和敌人继续作战。他们三人控制着一所房屋，同敌人对峙。这时，三区小队马队长和北疃游击组长李孟申，也从地道口出来。他们两人脱去上衣，光着膀子，上好刺刀，跳进院内，同成群的鬼子拼起刺刀来，敌人猝不及防，连着被刺倒好几个，但终因寡不敌众，马、李二人英勇牺牲。接着敌人向屋里冲来。李德祥手持擀面杖和菜刀，掩护张健、刘西峰二人进入地道。然后把刘西峰的文件包、公章扔进炕洞里，才沉着地进入地道。地道里的毒气浓度很大，呛得他们嗓子发痒，呼吸窒息。张健拖着软弱无力的身子向前爬行，爬了一段，终于爬不动了。他拉着李德祥的手说：“德祥，你走吧！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说着嘴对枪口，右手扣动扳机，壮烈牺牲。民兵刘铁洲，受不了毒气折磨，见敌人挖开了个洞口，随即拿起一把杀猪刀冲出来，和敌人拼杀，英勇战死。李德祥的父亲李大爷，也从地道里冲出来，拿起一把粪叉对乡亲们说：“老少爷们，我们是中国人，绝不做亡国奴！我们要活得正气，死得壮烈！”随即拿起粪叉冲向敌人，壮烈牺牲。
地道里的毒气越来越浓，人们中毒越来越重，全身发烧，都紧靠洞壁取凉。
不久，洞内的人声便越来越弱，人们一批批在极痛苦的挣扎之中窒息而死。有的人头钻地而死，有的撕烂自己的衣服顶着洞壁而死，有的紧搂着孩子死去，死状之惨，目不忍睹。
北疃村王牛儿，带着两个儿子钻入地洞，长子１０岁、次子８岁，分别枕在王牛儿的两膝上死去。据幸存目睹者讲：在他们父子未死之前，孩子呼母亲，父亲说：“孩子！不要叫你母亲了，她不知死在哪里了，咱们死在一块吧！”
再如北疃村李菊怀中抱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孩子吃着乳头，母子双双惨死洞中。还有一位５０岁妇女，两臂挽着约１０岁左右的两个女孩仰面死在洞中。毒死在洞中者多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身体较壮的人，挣扎着寻找洞口，在五尺高、三尺宽的地洞里，能立起来走，但因中毒死者过多，尸体堵塞不能通行，即使能勉强摸到洞口爬出者，也未能躲过洞口鬼子的刺刀。
李庆祥、王俊杰和李记水是北疃毒杀惨案的幸存者，回忆当年的情景，老汉们都不寒而栗，李记水痛苦地说：“那是１９４２年的５月２７日。当时我１８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