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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４日，日军大队由东岸桥头转入惠州城西郊半径乡附近。布防在飞鹅岭及挂榜山的独九旅一个团，待日军进至半径乡牛峡坳的小路时，即开炮轰击，开枪扫射，日军联队长被击毙。日军老羞成怒，派飞机掩护大队日军进犯，日军登挂榜山，独九旅即退兵，日军遂进占惠州。
日军入城后，进行报复，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军见中国人便屠杀，连白发老人、占卜算命盲人也不放过。“屠杀三日，尸骸遍地，血水满城；尸体最多者，在淡水码头晒布场，水门仔各处，计约千人之多，大多数被砍去头颅。”全城数千居民惨遭杀害。水门沙下、埔头、五眼桥、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南津牛颈岭等地成了日军集体屠杀市民的场所。只埔头一处即惨杀１００余人；礼门义路及叶屋巷口杀１００余人；南津牛颈岭杀死３００多人：在五眼桥河边被活埋的有几十人；而用汽车运出郊外惨杀的不计其数，估算这次遭杀害的人数达３０００人，残酷的大屠杀达３天之久，日军始退出惠州。
第七部分 粤东冤魂：惠州大惨案第22节 “以华治华”
１９４５年１月，日军进攻粤北，同时重占沿海地区，以配合粤北战争，并拟巩固沿海基地，应付美军登陆，东江日军即分两路夺取惠（阳）博（罗）；另一路在飞机掩护下，从大亚湾、澳头再次登陆，配合深圳进犯之军。
１月１４日，日军发动进攻，第四次侵占惠州。由于惠州市民经过前三次沦陷的残害，大多数居民都预先逃往后乡间或山区，所以损失不大。日军入城后，采用“以华治华”的政策，事先组织好伪军汉奸，一齐进城，随即组织以汉奸何彬如为首的维持会，派出伪县长，设立机构，除发动各商店复业外，并同奸商往内地经营黄金、粮食生意，从中牟利。同时开设防务公司（即赌博公司）、禁烟局（即鸦片烟馆）、彩票公司、出入口货物附加征收处以及妓院等增加税收，企图用这些手段挽救其经济的严重危机。日军非常害怕抗日游击队，经常利用汉奸为耳目，到处抓人，每获青年，刑讯残酷，指为游击队，肆意屠杀，企图以此扑灭人民抗日烈火。
日军四次侵陷惠州，据不完全统计，屠杀群众５０００人以上，抢掠财产不计其数。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第23节 磨刀霍霍
潘家峪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县城东北３０公里处，坐落在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潘家峪村始建于明朝水乐二年（１４０４年），世代繁衍，兴旺发达。抗日战争爆发前，这里已有２２０户人家，１７００人。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满山松青柏翠，坡地果木成林，庭院葡萄满架，被称为“小吐鲁番”。就是在潘家峪这个美丽富饶的山村，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５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丰润、遵化、玉田、迁安、卢龙、滦县、唐山等地３０００余日伪军，由日军驻唐山守备队指挥官佐佐木高桑亲自指挥，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屠杀，杀戮我爱国同胞达１２３０人，烧毁房屋１１００间，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史称“潘家峪惨案”。
磨刀霍霍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烽火在冀东地区迅速燃烧起来。１９３８年７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冀东民众举行了抗日大暴动，潘家峪有３０多名青壮年参加了这次大暴动。此后，全村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坚持抗日。八路军后方机关和部队经常在这里休整，成为冀东地区丰（润）、滦（县）、迁（安）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主要活动基地。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的日记中记载：“从１９３８年夏到１９４０年底的二三年期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１３０多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５０多次。”日军为扑灭冀东抗日爱国斗争烈火，在潘家峪周围建立了许多据点，普遍设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但这些都遭到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他们把王官营伪警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敌据点经常向村征粮、征款、要柴，潘家峪拒绝交一粒粮、一分钱、一根柴。当时日伪人员一提起潘家峪就谈虎色变、胆战心惊，遂引起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的极端仇视。于是日伪军不断疯狂的对潘家峪“扫荡”、“清乡”，对此，潘家峪人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警惕，全村群众包括老弱妇孺，经常不在家，夜间住在山上，白天回来种地。
１９４１年的春节前夕，由于处于严冬季节，人们居住在山上和外村，生活上困难越来越大，又要快过大年了，人们盼望回村过个团圆年，于是大家抱着侥幸心理，纷纷回村准备过年。当他们看到日军毫无动静，就误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听从党组织的劝阻，大部分群众转回家园。善良的潘家峪人民，哪里知道万恶的日本强盗，正在预谋一场狠毒、血腥的大规模屠杀。
大屠杀的命令是日军驻唐山指挥部下达的。接到命令后，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４日下午，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召开了部署血洗潘家峪的会议。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传达日本军部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姓，
“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逃跑，倘有逃跑的，许可立即开始射杀……”
随后，伪县长凌以忠发言，表示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要求到会的人，凡是县署系统的，除陆心谭秘书留在县城里办公以外，都应当随军同往。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部发令，命令藁城周边地区的日伪军立即向潘家峪开拔。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第24节 杀气腾腾
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５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卢龙、遵化等据点的３０００多名日伪军，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把潘家峪包围得严严实实。此时潘家峪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钟光景，日本鬼子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没逃出去的１４００多人逼向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连在庄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到潘风柱的母亲７０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鬼子一战刀砍成两段，肠子迸流一地，潘忠元的祖父８０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齐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９０多岁，拄着拐杖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腹上一连刺了９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在村中偏西的地方，长约百尺，宽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坝，坑里是厚厚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被赶来了，被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赶紧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不让他在鬼子面前哭出声来。
这时候一个约４０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满脸络腮胡子，呲着金牙，腰挎一把兰穗战刀，这就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高桑。他对人们讲了一阵“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鬼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发问，人们一言不发，佐佐木兽性大发，“噌”一声拔出战刀，络腮胡子竖了起来，像一只恶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围的土坎上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明明知道村里没有八路军，不过是寻衅进行屠杀。
老牌铁杆汉奸凌以忠见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摆尾地讨好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尽管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鄙视的目光。
敌人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日军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鬼子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尔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与此同时，日本杀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杀人场。据一个当时随日军担任现场翻译的董蓬林，在战后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到村西街大泡子，村民正在向这里集中。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个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就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伪军和特务把村里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机枪。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第25节 烈火冤魂
大约１０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本兵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有１００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日本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森严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儿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他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日本兵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１０００多人一齐怒视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日本兵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声，院大门关上了。
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照准人们的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子弹像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敌人野蛮残酷的屠杀，激起了人们不屈的反抗。村粮秣委员潘辅庭见此情景，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５０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扑了上来，潘国生壮烈牺牲。潘树密的母亲５０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萝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３０来人拥进丁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５０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将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２００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人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
８８岁的潘春元、６３岁的潘刘氏、３３岁的潘张氏等６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枪杀害。
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烧身，忙从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３２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迫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３３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又在全村纵火，潘家峪近千间房子，立时被烧光。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成焦土。到处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野坡上没有拾草的孩子，也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再也看不到村中袅袅的炊烟，只留下一片瓦砾场，几堵残垣断壁上还残存着“庆祝中日满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１２３０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２７６人。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同志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赵尚金、吴玉山等同志来到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１月３１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雷烨同志在惨杀现场拍下了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的《晋察冀日报》上。
得知日军在潘家峪的暴行后，当地民众义愤填膺，纷纷发誓要同敌人血战到底，为死难的亲人报仇雪恨。１９４１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７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１２０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１９４２年８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在冀东军分区的领导下，用大刀和手榴弹等简陋的武器同日、伪军进行斗争，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