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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下楼，走到那条小河边。那天晚上这里格外清静，我就沿着河，踏着皎洁的月光，迎着月亮走去。我知道，在同一片月光下，小明也在想着我。这时，手机响了，是小明发来的信息，短短的一句话：明月年年有，心情天天好。是呀，年年中秋，今又中秋，月亮总是如约而至，一轮玉盘唱响万家团圆，可此时此刻，又总是有人不能和亲人、爱人团聚，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也是我们彼此最美好的祝福。我看着月亮，想象着我们不久将在北京的团聚，心情也好了许多。
二年过去了，今年的中秋，我在北京守着小明——我的爱人过中秋，我们和朋友一起去玉渊潭划船，在光影荡漾的湖水中，我和我的小明快乐地唱着歌，仰望明月，我终于圆了两年前的梦。
虽然和小明在一起，可孤独又缠绵而来，为了我那千里之外守候在故乡的父母。我想所谓孤独，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缘自内心深处的不舍和期盼，对友情、亲情和爱情。在时间的飞转中，我们总在不停地追寻，得到了梦想的爱情，却疏远了曾经拥有的亲情。身为同志的我们，这种浓浓的血脉亲情不得不暂时背弃，那种感觉，真是“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的孤独。
也许，正是这聚散往来，才让我们在人生中学会珍惜，学会忍耐，学会憧憬。孤独时，我们总是想到将来，而对未来，我们是既充满希望又有些无奈的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愿天下同志不再孤独。（林浅）
银川（23：30）： 我没有接她
中秋节，她在等我接她和孩子回家，我没有这样去做，父母在埋怨我，也在指责着她提出的苛刻要求，实际上只有我心里明白，一切的错都是我造成的，因为我根本不爱她，我的婚姻也仅仅提供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从相识到结婚到生子到分居，不到两年的时间，一件事情结束，标志着什么样的一种开始？（石头）
见证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夭折内幕（1）
几乎没有人相信刚刚在台湾获四项金马奖的《蓝宇》这么快就可以在中国大陆看到。此前的传闻是，该片导演，公开身份的香港同性恋者关锦鹏正在积极游说北京，希望这部巨资商业片能得到大陆官方的放映许可，但希望缈茫，因为官方给这部片子定性为三级片，这使这部同性恋影片在大陆市场前途未卜。
2001年12日13日晚，记者接到北京大学影视协会举办“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的通知
。这封寄给媒体的信函介绍了电影节的举办地点、时间及电影节期间的专家讲座预告。从这份长长的清单中得知，电影节从12日14日开始至23日结束，观映场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和清华大学建筑馆及“盒子”咖啡屋。一切安排看上去井然有序。举办方称此次电影节不仅观众可以看到国外同性恋电影精品，更将首次全面展示中国本土五部同性恋影片。
14日晚七点半，张元执导的《东宫西宫》在北大图书馆南配殿拉开了电影节的序幕，嗅角敏锐的媒体蜂拥而至，宁静的北大校园一下子热闹起来。自2000年末毛宁被同性色情服务者刺伤在全国范围内引爆同性恋大讨论以来，超过4千万庞大的数字令民间和官方都意识到同性恋逐渐浮出水面。同性恋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但电影节主办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此次影展立意为独立电影的艺术交流而不涉其他社会问题。
尽管以民间身份出现的北大影协巧妙地回避某些敏感话题，但其大规模全面展示中国同性恋电影，无疑使同性恋在中国的关注再度升温。在媒体的解读中，北大影协举办的“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无疑成了一个中国同性恋的特殊信号。其间最热闹的也是传播速度最快的要数互联网了。谁也无法统计互联网的读者在哪里、他们看到了什么。中国同性恋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广泛地关注和讨论。
电影节主办方负责人张江楠2001年4月坐镇北大影视协会会长之位的大半年时间里，这个西省的电子系学生一直致力于独立的、民间的电影艺术探索之路。自1994年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风格形成以来，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中，同性恋成了不可或缺的因素，如《霸王别姬》等。而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中国独立电影，其艺术水准更超出了意识形态的约束范畴。同性恋电影在张看来，代表着中国独立电影制作水准的一个高峰。所以，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现状和艺术水平，中国同性恋电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举办“同性恋电影影展”的想法得到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崔子恩的支持。由于电影放映的集中，影展的组织者便将它命名为“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
张领导的北大影视协会会员超过一千人，校内校外各占一半，协会在北大的学生组织中影响日盛，也深得团委赞许。因此，当张向团委递上申办“同性恋电影节”的请求时，团委没有阻拦。在张的愿望中，“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旨意既然是艺术交流学术研讨，它的受众则自然以思想素质较高的学生为主。张最初的设计，甚至想将同性恋电影在全国大学生中巡回展映，以取得最大程度的艺术共鸣，但操作上的技术难度显然超过一个大三学生的能力。所以，张最终选在北大举办本届电影节，清华成为它的一个分场。然而，在选择电影节影展地点上，“同性恋”这个名字让他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棘手。北大方面只要团委同意场地自然没问题，而清华，却以种种理由推托，包括同是“民间出身”的校学生组织也对这个电影节唯恐避之不及。最后，还是在清华一个“不合法”的“三A”社帮助下才租到了清华建筑馆。但“三A”社也不愿过多参与张的电影节，那几个清华学生在电影放映前打开建筑馆的门就悄悄离去，整个放映过程中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这个令张感到尴尬的意外，让他头一回体味到了中国同性恋面临的尴尬。
作为一个对艺术痴情的人，张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他很快投入到与他的同伴们组织电影节的热情中去。12月14日晚上七点半，披着长发的张捏着话筒站在北大图书馆南配殿的前台宣布“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开幕。那是一张略带疲惫的脸。
电影节的开幕让所有观众感到兴奋，特别是中国的同性恋者。尽管大多数网龄一年以上的同性恋者都对《蓝宇》的原著《北京故事》耳熟能详，但能亲眼一睹神交已久的蓝宇、捍东令他们不顾天寒地冻奔赴北大。而远在北京以外的同性恋者，费尽心机在互联网上可能找到的地方下载《蓝宇》电影。据说那些刚成年的小同志们，在聊天室里以“蓝宇”为名，穷尽娱乐之工。这引起了更多媒体关注。北京的一家杂志报道电影节时描述道：“出现在‘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中的同性恋形象弥补了银幕上的不足。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已经被我们看到的形象提醒了我们，这个话题才刚刚开始。有更多的东西正在被我们忽视着，或者被错误地理解了。”
有关电影节的帖子在互联网上到处流传。对同性恋这个话题，在多数传统媒体保持沉默的时候，互联网再一次冲破了所有的禁忌规则，它的媒体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
“都是媒体惹的话，特别是互联网。”张显然对电影节被热炒并不领情，“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和控制，如果不是互联网，也许电影节还能办下去。”张的担心变为现实。就在电影节开幕的第二天，张被传唤到北大团委办公室，他被告之校方需要他写一份关于电影节的情况说明。办公室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让他回电话。有团委的批准同意在前，张并没有在意这是一个
见证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夭折内幕（2）
什么样的电话。他很快回到电影节现场忙碌着。
又过了一天，团委再次将张召到办公室，说“上面”已有人来学校过问电影节有关事情了，并对电影节提出了三点质疑。质疑包括：一、举办电影节的目的；二、电影节是否属商业行为；三、电影节已造成了监察部门不愿看到的社会影响，他们想知道张准备把电影节的影响扩大到什么程度。张在答复这三个质疑的书面材料中不得不“妥协”，称尽力减小电影
节带给社会的影响。张答应给记者看的这份“妥协”材料记者最终未能拿到。这个“妥协”，也许做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电影艺术爱好者的秘密，被他自己封存起来了。
张在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承认心里有些后怕。他在后来得知，电影节开始的第一天，就已有“上面”的人坐在观众席上和大多数观众一样“看”电影。这些人每天都活动在电影节现场，监察这里的每一个细微的举动。幸亏关于电影节的消息直到开幕的前二天才对外公布，时间的紧促不仅对于媒体和观众也包括“上面”，等“上面”反应过来，电影节已在大学生和同性恋者的掌声中开幕了。这样，在“上面”摸清电影节真相的过程中，时间已过去三天了。正好，至18日，中国本土同性恋影片全部放完。“也算是个不幸中的万幸吧。”张说。
19日，“上面”勒令张停止电影节一切活动，北大和清华的影展全部取消，只有校园外的“盒子”咖啡屋仍在放映国外同志电影。“首届中国同性恋节”的夭折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同性恋让张江楠，这个异性恋者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
见证十年一步人生路（1）
一个同性恋者的治“病”经历
29岁的冯建军坐在一张灰旧的沙发上，手中的遥控器不停地搜索电视频道，这是他不多的娱乐项目之一。屏幕上的喧哗让他感到头昏，于是，他调换到另一个频道。仍然觉得无趣，冯索性关掉电视，将遥控器往桌子上一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相邻那栋住宅楼西沉的影子正一寸寸靠近自已。每天，冯就站在这个窗前的阴影里感受着光阴的流动。
一个同性恋者最初受到的“教育”
与现在显得有些木纳的冯相比，十年前的冯是个聪明伶俐、朝气蓬勃的男孩子。那时的他，与所有同龄人一样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这个出身于军人家庭的男孩在周围人眼里前途远大。然而，这一切有如美丽的幻影被同性恋无情地击碎。
“我很小的时候，甚至从有性意识时就知道自己喜欢男孩子。上初中时，一次全校师生开会，校长讲话时将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起来，我更加恐惧自己真是同性恋。”一种羞耻感始终折磨着冯，他的学业几乎荒废。“当时我们英语老师对我特别好，经常给我辅导补课，但我没心思学。”由于成绩低下，初中毕业的冯只能进入当地一所职业高中学习。冯在暗自而执著地寻找摆脱这种羞耻的办法。一次天很晚了，冯闯进书店，找到一本解释同性恋成因的书。这本在官方新华书店出售的书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严重的性倒错，是需要医治的病。这种理论对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的“指导”意义可想而知，冯对自己的“病”惶恐不安。“我很害怕别人在我面前提及‘同性恋’这个词。”与众不同的性指向在冯年幼时已开始对他产生负面作用，他的性格变得内向而自卑。
19岁那年，冯职高毕业到一家单位实习，一个比他大几岁的男同事走进他的生活，情窦初开的少年对这份来自同性的爱恋不知所措。“我也很喜欢他，但是我又无法面对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是在挣扎的状态，害怕极了。一天下午，我在家里没去上班，我很犹豫，不知道是从楼上跳上去结束生命呢，还是跟父母讲。”同性恋第一次让冯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但对生命的留恋使冯打消了自杀念头，他决定跟父母讲出心中的苦恼。“我关紧门，脸羞得通红，很严肃地跟父母说我喜欢男孩子。”冯将自己的秘密吐了出来，父母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我们没意识到孩子的问题有多么严重。以前只是在开玩笑时听说两个男人如何如何，但人家照样娶老婆生孩子，看不出什么不正常。”冯的父亲回忆着十年前的那番谈话说。这个军人脑海里当时的辞汇中根本没有“同性恋”这个词，他以为处于青春期的儿子只是心理出了点问题。谁也不知道这次谈话将给这个家庭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变化。
治“病”之路
那时，冯的生活完全被自己的“病”打乱，无心工作的他一心想着如何将自己的“病”早日治好。在能找到的医学书籍中，冯知道了一种被称之为“厌恶疗法”的“治疗”同性恋的手段，这个“厌恶疗法”告诉冯，当他对同性产生性幻想时要吃一种药或电击，通过这种痛楚让他对同性产生厌恶之意。冯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灵丹妙药，只要能治好自己的“病”，再大的痛苦也愿意忍受。在父亲的陪同下，冯先找到该市一个有名的心理医生求治，冯甚至主动要求医生给他按照书上讲的“厌恶疗法”治疗。但这位心理医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吃安定片、女护士每天给冯读一章琼瑶的爱情小说。“我很讨厌那个女护士，我说我回去自己读吧。”这位心理医生给冯开出的“特殊药方”在冯的身上失效，不到一个星期，冯失望地回家。
随后，冯又打听到了天津的陈姓心理医生。简要地问了冯的情况，陈承诺这种“病”他“包治好”，并让冯住进他的医院。“吃完他的药以后，恶心，脸上长满了痘子，走路都晕晕乎乎摇摇晃晃的。我的精神几乎失控，完全不由我自己了。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正常的药物作用。”这段治“病”经历冯十年后想起来仍感后怕。“每天给他吃六、七种药丸，全是治疗精神病的。”冯父说。冯被当做精神病人与其他相似病人关在一起，父子俩相信这位“闻名全国”的医生能治好冯的“病”，对院方的安排不持异议。
一场意外事件令冯对陈的治疗方法产生怀疑和反感。“有一次，院方将所有病人集中在一起，让每个人讲自己的病。我很害怕，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怎么敢说我是同性恋呢？但我被告之，今天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我的。”冯被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治疗方法”感到害怕，躲进了卫生间。一会儿，冯被叫了出来。“我一进屋，其他人都全退出去，还有人鼓励地拍我的肩，让我大胆地讲。”冯被安排坐在陈的面前，一问一答地讲着自己同性恋的经历。等冯发现他的回答全被录音了时，他意识到他的隐私可能被人利用。冯央求陈将录音抹掉，但被拒绝，冯的坚持招来了更惨痛的后果。“他们说我犯病了，进来四个壮汉把我摁在凳子上给我打针，我哀求他们别打针。我只是让他们把我的录音抹掉，我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我是同性恋。”然而，没有人愿意停止对这个手无寸铁的“病人”的暴行。一连给冯注射了四针不明药剂，冯的意识浑沌起来。“我觉得我好委屈，我的隐私被他们剥夺了。我只是想尽力地保护自己而已。”泪水挂满冯的脸庞。
见证十年一步人生路（2）
在天津治疗二个月后，冯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记忆力也大为减退，有时候一句话说了前半忘了后半，他决定停止这种治疗。“感觉跟没去治疗之前完全变了一个人，精神萎顿，以前的鲜活劲全没了。”冯父被院方叫去看到儿子变成了这个样子，心疼地流下眼泪。“如果变成不死不活的人，我宁愿不治了。”冯试图改变同性恋的愿望再次受挫。
从天津回来后，全家仍不甘心，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冯和父亲辗转到北京、南京、重庆等全国各地，不放过任何可能找到的求治机会。只要能让冯回归到“正常人”当中来，所有的劳苦奔波对压在他们头顶上的同性恋这块巨石来说都不重要。为了断掉“病”根，冯甚至想到了自残。一次，他在别人的聊天中偶然听到“性冷淡”这个词，心中忽然一动：“就是性冷淡也比让人说我是同性恋要好听点呀。”于是他又到当地医院要求医生给他打那种让人变成性冷淡的注射液。一针下来，冯感到口干舌燥，全身火烧火燎的难受，他强忍着苦痛，回家便一病不起，高烧不止。但冯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一针变成性冷淡。
在西医治疗无效后，冯和父亲转向中医问诊，一些包括拜菩萨求签的“民间秘方”也被他们搜罗过来，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那几年到处治‘病’，我的身心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但对同性的喜爱没有一丝转变，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