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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拉，这位最热爱民众的人，最先使工人脱离这种冷漠心态。但是，在他那篇著名的控告共和国的文章里，他也是最先背离了精确描述政治事实的原则，顺从了暴民的激情，提出那个吓唬人的“秘密罗马国”的话题。这件事情克列孟梭是很勉强地提起的，而饶勒斯却很热心。佐拉的真正成绩从他的小册子里很难看出，这就是他坚定无畏的勇气，用一生和著作使民众走向“接近偶像崇拜（idolatry）”的地步，他挺身而出，挑战、战斗，最后征服群众，但他像克列孟梭一样，一直很难把群众中的民众和暴民区分开来。“人生来就是要反抗最强大的君主，拒绝向他们低头，但是很少有人生来为了反抗多数人，在误入歧途的群众面前挺身而出，赤手空拳面对疯狂举动，要他说‘是’时他敢于说‘不’。这个人就是佐拉！”
《我控诉》刚刚发表时，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正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纠正德雷富斯案的判决。但是只过了五天，三十二名社会会主义者政府官员出面声明，“阶级敌人”德雷富斯的命运同他们无关。这项声明背后有巴黎社会主义组织的大批成员支持。尽管这支队伍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始终观点分裂，但这个党派仍有足够的德雷富斯派成员。阻止了反犹主义联盟控制街头。有一次社会主义者的会议甚至称反犹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反动”。然而在几个月后，当国会举行选择时，饶勒斯落选了，未几，战争部长卡凡涅克（Jean…Baptiste Cavaignac）在内阁发表谈话，攻击德雷富斯，声称军队是不可缺少的力量，议员们投票表决将他的谈话在巴黎公开张贴，只有两票反对。同年十月，巴黎发生大罢工，德国驻法大使孟斯特（Münster）准确而自信地向柏林报告说，“至于广大民众，他们根本不是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罢工只是为了提高工资，只有这件事才能使他们斗争到底。至于德雷富斯案件，他们从未在脑子里想过。”那么，德雷富斯的支持者是谁？那热心倾向佐拉的《我控诉》、虔诚地跟从克列孟梭撰写的社论的三十万法国人是些什么人？是谁最后成功地使法国的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家庭在德雷富斯事件上分裂成对立的两派？答案是：他们既不是一个党派，也不是一个同质团体。应该承认，他们吸收了社会的下层阶级，而不是上层阶级，他们之中比较多的是医生，而不是律师和政府官员。但是，他们是各种不同的人的混合体。例如佐拉和贝圭（Charles Péquy），饶勒斯和皮卡特，这些人紧接着就会分道扬镳。 “他们来自毫无共同点的各个党派和宗教团体，甚至还互相冲突。……这些人互不相识。他们争斗过，有时还会再争斗。可别误以为这些人都是法国民主的“菁英人物”。”
假如克列孟梭当时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只有追随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法国民众，那么他后来的事业就不会落入宿命的骄傲。他在德雷富斯事件上的经历使他对民众产生了绝望，使他蔑视人类，最后他相信唯有他才能拯救共和国。他不能再屈耸向暴民的古怪行为喝采。因此，一旦他将暴民等同于民众，他确实使自己失去了立足之地，迫使自己走上那条使他后来更为突显的冷酷和超然的道路。
法国民众的每一个家庭都明显地发生了分歧。最典型的是表现在工党的不同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其余的党派，以及国会中的不同集团，在重审案件风波之初就顽固地反对德雷富斯。但是这一切只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不再代表选民的真正观点，社会主义者同样也不统一，却赢得了几乎所有各部分的民众。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一个少数派，响应克列孟梭关于正义的呼吁，这些各不同质的少数派组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他们同军队及其支持与共谋的腐败的共和国斗争，这是从1897年底到1900年世界博览会开幕之间法国国内政策的支配因素。它也给国家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有利的影响。无论如何，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至少是取得了部分胜利，这场斗争完全是在国会之外进行的。在那个所谓的代表大会里，足足有六百名代表，都在不同形式上带有劳工或资产阶级色彩，在1898年时，竟然只有两名议员支持德雷富斯，而其中之一的饶勒斯未能重新当选。
围绕着德雷富斯事件引起的不安，不仅表现在暴民的行为必定沿着国会外的路线，而且全体少数派成员为议会制度、民主、共和国而战斗时，同样不得不被限制在内阁之外从事战斗。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一个利用了街头，一个利用了报纸和法庭。换言之，在德雷富斯危机期间，整个法国的政治生活脱离了国会。即使国会几次投票支持军队、反对重审案件，也无法改变这个结论。值得记住的是，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幕后不久，当国会的观点开始转变时，国防部长格里菲（G．A．A．Galliffet）才能够忠实地宣布这种现象根本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情绪。另一方面，投票反对重审也不能看作是认可耶稣会和某些激烈的反犹分子试图在军队的协助下发起政变的政策。而应该说，这归因于对任何一种改变现状企图的抵制。事实上，内阁也同样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抵制军方一教士专政。
那些国会议员懂得以政治为职业生涯与利益所在，自然急于维持现状，因为现状维系着他们的“志业”与利益。再者，德雷富斯案件揭示出民众同样要求他们的代表照顾他们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政治家的作用。在竞选宣传中，提及这个案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如果仅仅是因为反犹主义，那么德雷富斯派当然就毫无指望了。从事实来看，在竞选期间，他们早已从工人阶级中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然而，连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也不愿将这个政治问题拖进竞选活动。的确，饶勒斯正是坚持将它当作自己的竞选纲领，所以失去了议员位子。
如果说，克列孟梭和德雷富斯派成功地争取了各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一起要求重审案件，那么天主教徒们的行为则是一种阻力；天主教徒之间没有意见分歧。耶稣会在操纵贵族阶级和参谋总部时所做的事情，圣母会在中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也做了，它的舆论喉舌《十字架》在法国所有的天主教杂志中发行量最大。这两个教派都围绕犹太人间题鼓噪反对共和国。它们都表白自己是军队和国家的维护者，反对“国际犹太人”的阴谋。但是，更触目的是，法国天主教徒们的态度事实上还远远不及全世界的天主教报纸，它们团结一致反对德雷富斯。“所有这些报纸都在上级的指挥下不断地往前走。”随着案件的进展，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法国反对犹太人的活动遵循着一条国际路线。《天主教世界》（Civiltà Cattolica）宣称，应该从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一切国家中驱逐犹太人。天主教政治家们最早明白，今后的权力政治必定以殖民主义野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因此，他们最早将反犹主义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宣称说犹太人都是英国特务，由此将对抗他们的作为认作是和“恐英病”（Anglophobia）对抗。 在德雷富斯案件中，犹太人是中心人物，因此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政治活动机会。如果英国从法国手里抢去埃及一事应该责怪犹太人的话，那么，英美联盟运动当然起因于“罗斯希尔德帝国主义”。天主教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在法国，一旦那桩特殊事件降下帷幕，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1899年底，德雷富斯已被赦免，法国公众舆论也转向了，因为害怕这件事会造成对世界博览会的联合抵制，这时，要想阻止反犹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只需同教皇利奥八世（Pope Leo XlII）会面一次就可以了。即使在美国，非天主教徒中支持德雷富斯者都特别热心，1897年以后，在天主教报纸上也可以发觉反犹主义情绪明显上升，然而在同利奥八世会面之后，这种情绪在一夜之间平息下来。天主教利用反犹主义作为工具的“伟大策略”流产了。
㈤ 犹太人与德雷富斯派
德雷富斯上尉不幸的案件向世界表明，在每一个犹太贵族和百万富翁身上，仍然留有旧时代贱民的某种印记。他们没有国家，人权对于他们并不存在，社会乐于将他们排除在它能给予的各种特权之外。但是，得到了解放的犹太人自己比别人更觉得难于把握住这一事实。伯纳德．拉查尔写道：“拒斥和那些生于外国的同胞团结一致，这对于他们犹嫌不够；他们斥责其所有的恶行，那却是他们自己的怯懦造成的。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比当地法国人更富于侵略性：他们就像各地解放了的犹太人一样，凭自己意欲割断了一切团结的纽带。事实上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法国，有三十来个人准备保护一个受难的同胞，却有上千人同这个国家里最狂热的爱国者一起监视着魔鬼岛上的受难者。”正因为他们在居住的土地上发挥的政治作用太小，所以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他们才会盲目崇拜法律上的平等。毫无疑问，这是他们获得永久安全的保证。当德雷富斯事件的发生警告他们，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就更深入地走向同化，使犹太民族分化解体，而就更加深政治智能的贫匮。他们迅速地与社会同化，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政治热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会势利、大生意、以及未知的利润机会之下。他们希望摆脱受人厌恶的局面，于是转而形成一种反对自己同胞中的穷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倾向。他们使用异教社会对付他们的手法，同样痛苦地使自己脱离所谓的“东方犹太人”（Ostjuden）。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如表现在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计划，犹太人解散而从中世纪逃生，但这并不是现代政治的真实。他们不懂，德雷富斯事件中，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因为这一事件所带来的远远超出社会反犹主义。
法国犹太人中为何很少有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德雷富斯，上面所说的就是原因。犹太人，包括这个被指控的人的家族，害怕引起一场政治战。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佐拉的顾问拉博里在赫内法庭重审之前被拒绝辩护资格。而德雷富斯的第二名律师德曼吉则不得不将其答辩建立在有疑点的争端之上。大家期待在一大堆恭维话下抑制住来自军队或军官们的可能攻击。他们认为，通向宣判无罪的最平坦道路是假装整个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可能只是一个司法错误，受害者是犹太人这一点纯属偶然。结果在第二次审判中，德雷富斯拒绝面对真实问题，在重审时只是请求宽厚处理，也就是服罪了。犹太人未能看清，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一场有组织地针对着他们的政治斗争。因此他们拒绝了那些准备在政治斗争基础上同他们合作去迎接挑战的人。在克列孟梭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简直是有眼无珠。克列孟梭为国家基础的正义而斗争，当然也支持犹太人的平等权利的回复。但是，在一个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疯狂侵略的时代，如果不同时考虑到，这其实是被压迫者必须同压迫者作斗争，那么，政治就变成抽象的了。克列孟梭是近代犹太人所知的为数不多的真正朋友之一，因为他认识到、并向全世界宣布，犹太人是欧洲被压迫民族之一。反犹主义者倾向于将犹太人看作暴发户，或暴发的贱民；因此他会害怕每一个犹太小商贩都会成为一个罗斯希尔德，每一个犹太穷光蛋都会成为暴发户。但是克列孟梭从为正义而斗争的无限激情出发，仍然将罗斯希尔德家族看作被践踏的民族的成员。他为法国的民族灾难感到痛苦，这使他的视野和心灵转向对一切人的同情，甚至包括那些“作为民族领袖，却领导他们走向惨败的不幸者”，那怯弱畏缩的人（他们由于无知、虚弱、恐惧，十分迷恋和钦服强者，因此将自己排除在积极斗争的参加者队伍之外），还有那些只有当战斗胜利时才“飞跑着去支持胜利者”的人。
㈥赦免及其意义
“德雷富斯”这出戏剧直到它的最后一幕时才显出是一场喜剧。唯有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出人意料地扭转了局面，它使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使国会同意重审此案，最后使整个民族中不同的成员——从极右派到社会主义者一一相互妥协。克列孟梭的每日评论、佐拉的怜悯、民众对教士和贵族的仇恨，都未能改变国会的感情向有利于德雷富斯的方面转化，最后却由于害怕各国抵制博览会而告成功。同是这一个国会，一年前还在一致反对案件重审，此刻却以三分之二赞成票通过了对反德雷富斯的政府的谴责。 1899年7月，沃尔德克…罗梭（René Waldeck．Rousseau）内阁掌权利，卢贝特（Loubet）总统赦免了德雷富斯，撤销了整个案子。博览会得以在最明亮的商业天空之下开幕，普遍友好的气氛出现；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得到政府职位；欧洲第一次有一位社会主义者当了部长，米勒宏（Alexandre Millerand）成了商业部长。
国会变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这就是结局。当然，对于克列孟梭来说，这是一场失败。在苦涩地收场时，他谴责那种暧昧的赦免（pardon），以及更暧昧的特赦。佐拉写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在一句充满臭气的赦免命中将高尚的人同恶棍捏成一团。一切东西都被扔进了一口大锅。”克列孟梭依然像在一开始那样完全孤独。社会主义者们，首先是饶勒斯。对赦免和特赦表示欢迎。这不是保证他们在政府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吗？不是更广泛地代表了他们的特殊利益吗？几个月后，在1900年5月，当世界博览会的成功有了保证之后，最终露出了真相。这一切妥协战术是牺牲了德雷富斯派。关于进一步重审的提案被以四百二十五票对六十票否决了，甚至连克列孟梭自己当政的1906年政府也不能改变这一状况；它不敢将重审托付给一个普通法庭。通过上诉法院而（不合法律手续的）宣判无罪，这是一种折衷之计。然而，克列孟梭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教会和军队的胜利。教会与国家分离以及禁止教区学校，结束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同样，将情报部门划归国防部，亦即归属非军方当局，这就剥夺了军队对内阁和议院的威慑性影响力，也剥夺了它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行使警察权力的借口。
1909年，德鲁芒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他的反犹主义立场曾经受到天主教会的赞扬，也受到民众的肯定。但是，此时这位“自傅斯台尔（Fustel）以来最大的历史学家”（拉美特利＇Jules Lemaitre＇语）不得已而听从马塞尔．普烈佛斯特（Marcel Prévost）（色情小汉《半处女》＇Demi…Vierges＇的作者），这位新的“不朽者”接受了耶稣会神父杜拉克（Du Lac）的祝贺。甚至连耶稣会也停息了它同第三共和国的争吵。德雷富斯案件的结束标志着教会反犹主义的收场。第三共和国采取了折衷方法，不经过正常审理而使被告洗刷罪名，同时限制了天主教组织的活动。伯纳德．拉查尔要求使双方都得到平等权利，而国家允许犹太人享有各种例外权利，却威胁着天主教良知的自由。真正处于冲突状态的双方都被推到了法律之外，结果使犹太人问题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张都因此在实际政治舞台上被排斥在外。
使十九世纪的各种潜在力量载入史册的唯一事件就此结束了。唯一看得见的结果是它导致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这是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所能作出的唯一政治回答，犹太复国主义是他们认真地从敌射角度采取的唯一的意识形态，这使他们处于各种世界性事件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