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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历史还有一个最动人的方面，即犹太人的积极进入欧洲历史的起因是，他们在众多发展的或已存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中是一种欧洲国际间的、非国家的成份。他们的这种作用比他们作为国家银行家的作用更长久、更重大，这是犹太人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新的现代型创造力的物质原因之一。他们的垮台与一种制度和一种政体的败亡——无论这政体是否有其它方面的缺陷，总需要并且容忍一种纯粹欧洲的成份——相伴随，这并非有失历史公正。
我们不应该忘记犹太人在欧洲的一贯辉煌的生存，哪怕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犹太历史无疑有许多不光彩的方面。少数意识到“犹太问题”这一方面的欧洲学者，对犹太人也不会有特殊的同情，只毫无偏见地评估整个欧洲情势。其中有法国十八世纪唯一的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他对犹太人并无敌意，认为犹太人是不同国籍的欧洲人之间有用的联结；还有威廉．冯。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他通过法国革命而目睹了犹太人的解放，他说当犹太人变为法国人时，就会失去他们的普遍性地位；最后还有弗里德利希．尼采，他出于对俾斯麦的日耳曼帝国的厌恶，而杜撰“好欧洲人”（good European）…词，这使他有可能正确地评估犹太人在欧洲历史上有意义的作用，也使他免于落入廉价的爱犹主义（philosemitism）和自视优越的“进步”态度的陷阱。
尽管这种评估在描述表面现象时十分正确，但它忽略了体现犹太人奇特的政治历史中的最严重的吊诡。在欧洲各民族中，犹太民族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而且恰恰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向很期望、并且适适合于任何国家和政府结盟，无论这些政府和国家可能代表什么。另一方面，犹太人没有政治传统和政治经历，他们很少意识到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对于其新角色所面临的明显的冒险性和权力可能性也很少有所意识。他们提供的少数政治知识和传统实践，首先始于罗马帝国，那时他们受罗马士兵的保护，后来在中世纪，他们寻求并接受遥远的君主和教会当局的保护，以抵御人民和地方统治者的伤害。他们从这些经历中多少得出了结论，即当局，尤其是高层统治当局，对他们是有利的，而低层官吏，尤其是普通人，对他们是危险的。这种偏见虽表达了一种确定的历史事实，但不再符合新的情况，此一偏见深深地植根于大多数犹太人的共同心理中，就像对犹太人的偏见为异教徒普遍接受一样。
犹太人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大量例子可资说明，犹太银行家的效忠对象如何迅速地从一个政府转变到另一个政府，即使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后亦是如此。1848年，法国的罗斯希尔德家族几乎在不到二十四小时里，就从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政府转向为新的、短命的法兰西共和国服务，后来又转向拿破仑三世。同样的过程重复发生在第二帝国垮台之后和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尽管转向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在德国1918年革命之后，这种突然的轻易转变象征地一方面发生在那些战争堡垒的金融政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沃尔特。拉德诺不断变换的政治野心上。
在这一类行为中牵涉的问题多于简单的资产阶级模式所涉及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方式一向假定，只有成功了的才是真正的成功。如果犹太人是普通意义的资产阶级（bourgeois），那么他们可能正确地估计了其新角色权力可能性，扮演起那种秘密世界力量的虚构角色，能制造或破坏政府，而反犹主义者正是千方百计这样指责他们的。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犹太人对政治权力既无所知，又无兴趣，最多只会出于自卫的微弱目的而施加温和的压力。这种缺乏雄心的表现使犹太银行家和商人们被同化了的下一辈甚感不满。他们有一些人像狄斯累利一样，梦想能有一个他们可以从属的秘密犹太社会，但是这个秘密社会从未存在过，另外一些人像沃尔特．拉德诺一样，他们比较了解情况，也反对发表一些半反犹主义的激烈言论，反对既无权力又无社会地位的富有犹太商人。
非犹太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从来就不能理解这种天真行为。另一方面，犹太人的代表们和作家们对这种脱离权力的情形也习以为常，因此他们从不谈论权力。最多只在遇到对他们有荒谬怀疑时才表达一下惊愕。十九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在回亿录中，都肯定地说战争不会发生，因为伦敦、巴黎、维也纳的罗斯希尔德不要战争。即使像J．霍布森（J．A．Hobson）这样清醒而可靠的历史学家，在1905年时也只能这样说：“是否有人认真地假设，如果罗斯希尔德家族及其商业网络抵制的话，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承担一场较大的战争，或签署一笔巨额政府贷款？”这种错误判断非常有趣，它天真地设想每一个人都一样，正如梅特涅真诚地相信“罗斯希尔德家族在法国政府中的作用比在任何外国政府中都重要，”或者他在1848年奥地利革命前不久，信心十足地对维也纳罗斯希尔德家族预言：“假如我失败了，你们会跟着我一起失败。”事实真相是，罗斯希尔德家族没有任何政治概念，就像其它犹太银行家不知要在法国有何作为，更不用说有什么明确的目的，足以暗示发动一场战争了。相反，他们像其它犹太同伴一样，绝不和任何一个具体的政府结盟，而是和许多政府结盟，和权威结盟。如果他们在这时或那时显示出明显地倾向于君主专制政府、反对共和政体，那只是因为他们正确地怀疑共和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而对于人民的意志，他们是本能地不信任的。
犹大人对国家信任到何种程度，他们对欧洲的实际情况无知到何等地步，这从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中可以看出，当时他们早已对未来感到恐惧，终于在政治上一试身手。他们在几个非犹太人士的帮助下建立了中产阶级政党，名为“国家党”（Staatspartei），这个名称本身充满了矛盾。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的“党”在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应该代表他们，应该成为国家本身，但是他们从来不明白政党和国家的全部关系。假如有人认真花费心思来思考这个由受人尊敬的、令人敬畏的绅士组成的党，他只会得出一个结论，不计代价表现出的忠诚只不过是一面表相，背后各种邪恶力量阴谋接管国家。
如同犹太人完全忽略了国家与社会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一样，他们也不会明白是客观情势迫使他们进入了冲突的中心。所以他们不懂如何评价反犹主义，或者说，分辨不出社会歧视变成政治争端的时刻。一百多年来，反犹主义慢慢地发展到几乎欧洲所有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直到它最后作为一个问题突然出现，而对此几乎达到了一个统一的观点。这个过程发展的规律很简单：每一个和国家发生冲突的社会阶级都变成反犹主义者，因为看来代表国家的唯一社会团体是犹太人。而唯一证明不受反犹主义宣传影响的阶级是工人，他们投身于阶级斗争，对历史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从不直接和国家发生冲突，只和另一个社会阶级发生冲突，即资产阶级，而犹太人当然不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在其中从来不构成一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
十八世纪末在某些国家里对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在中欧和西欧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首先导致了他们对国家的态度上一种决定性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堀起为象征。宫廷犹太人最早变成了有实力的国家银行家，当这些犹太人不再满足于通过他们和其它国家的宫廷犹太人的国际关系而服务于某一特定的君王或政府，而决心自身建立国际网络，同心协力地同时服务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时，他们的新政策就成形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对犹太人真正解放的危险的一种反应，真正解放以及伴随而来的平等会威胁到犹太民族，会在各个国家里被国家化（nationalized）。而摧毁犹太银行家的地位基础的他们在欧洲各国之间的优越条件。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创始人老梅厄．阿姆切尔．罗斯希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ehild）必定认识到，犹太人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地位不再安全了，因此他最好在自己家族中尝试实现这一独特的国际地位。他确定分派五个儿子去五个欧洲金融首都——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那不勒斯、维也纳——作为他面对令人尴尬的犹太人解放的一条灵活的出路。
罗斯希尔德家族成了黑森选帝侯（Kurfǔrst of Hessen）的金融仆从这一引入注目的职业，是当时最杰出的贷款人之一，他教会他们如何从业，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客户。他们的最有利条件是住在法兰克福，它是从不驱逐犹太人的唯一大城市，在十九世纪初，犹太人占了城中居民人口将近百分之十。罗斯希尔德家族一开始便是宫廷犹太人的，不受君主或自由市的统辖，而是直接受远在维也纳的皇帝的管辖。因此，他们综合了中世纪犹太人和当时犹太人地位的一切优点，比其它宫廷犹太人更少地依赖贵族或地方当局。在此以后，家族的金融活动、他们聚积的大量财富、以及从十九世纪初起这个家族象征性的名望，都已广为人知。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几年里，他们进入了大企业的舞台，从1811年到1816年，英国对欧洲大陆列强的经济援助几乎有一半经由他们之手。拿破仑战败之后，欧洲大陆到处需要设立大量政府公债，以重新组织国家机器，因此出现了罗斯希尔德家族仿照英国银行而建立的金融结构，由此在管理国家公债方面几乎获得了独占权。这一情形持续了三代人，在此期间，他们在金融界成功地击败了一切犹太和非犹太的竞争对手。正如卡帕菲格（Jean Capefigue）所说，“罗斯希尔德家族成了神圣同盟的财政大臣。”
罗斯希尔德家族国际地位的确立及窜升，超过了其它一切犹太银行家，这就改变了犹太人国家企业的结构。当个别犹太人精明地利用独特的机会。在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里频繁地上升到巨富的峰巅，又跌入贫困的深渊时；这样的个人机运几乎不触及作为整体的犹太民族的命运，除非这些犹太人有时充当遥远社群的保护者和请愿者：无论富裕的贷款人有多少，也无论宫廷犹太人个人有多大影响力，其实也并无明确界定的犹太群体发展的迹象，不能集体地享受具体特权和提供具体的服务；在这些情况下，无计划、无组织的偶然发展一去不复返了。恰恰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垄断了政府公债的发放，使它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从总体上抽调犹太人的资本，将犹太人财富的大部分转入国家商业的渠道，因此为中欧和西欧犹太人的新国际凝聚力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各国犹太人之间未经组织的网络，至此由一家公司将分散的机会有系统地集中起来，以所有重要的欧洲资本形式出现，经常和各个部分的犹太人接触，完全掌握一切相关的信息和一切能组织起来的机会。
犹太人旧有的宗教和精神传统的联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慢慢地松弛，这是犹太民族的存在首次受到了威胁，但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在犹太世界中的独有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那种旧联系。对于外界来说，这个家族也成了犹太国际主义在一个以民族国家和由民族构成的世界中活动现实的象征。的确，一个家族有五个不同国家的国藉，到处闻名，至少与三个不同的政府（法国、奥地利、英国）紧密合作，它们的经常冲突却从不动摇国家银行家的利益联结，还有什么样的奇异概念能比这更好地证明一个犹太世界政府（Jewish world government）的存在吗？现实本身比一切宣传都有效地创造出一种更有利于政治目的的象征。
根据普遍的看法，犹太人和其它民族相比，更是依靠血缘和家族的纽带来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个家族的现实引起的，它实质上代表了犹太民族整体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口其结果必然是，当为了一个在和犹太人问题毫无关系的原因，种族问题被提到政治舞台的前台来时，犹太人最能适合于那些以血缘纽带和家族特点来界定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说法。
然而，另一种并不很偶然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犹太人的形象。为了保持犹太民族，家族所产生的作用远比除贵族以外的任何西方政治和社会团体更大。家族纽带是一种最强有力、最顽固的因素，犹太人靠它来抵制被同化和分解。正如没落的欧洲贵族加强他们的联姻和宗法一样，西方的犹太人在几个世纪内精神和宗教解体时也更强调家族意识。他们没有旧日的弥赛亚救世的期朌，也没有传统的宗亲的坚实基础，因此过于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生存是在异族的、往往是敌视的环境中取得的。他们开始将家族内部圈子看作一种最后的堡垒，并且在行动上将自己团体内的成员看作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换言之，犹太人由血缘纽带紧密地联结成如同一个家族，而反犹主义对此的描述在某些方面和犹太人的自我描绘如出一辙。
这一情形在十九世纪反犹主义的最初兴起和继续发展中是一种重要因素。哪一个民族团体会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刻里转向反犹主义，取决于当时的总体环境使他们随时准备以暴力和他们的政府对抗。但是论点和形象惊人的相似性，一再自发地被复制，和他们所歪曲的事实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发现，犹太人总是代表了一种国际贸易组织，一个世界性的家族以及他们在到处都一致的利益，一种王冠背后的秘密力量，它将所有的有形可见的政府都降为一种表面之物，被后台操纵的傀儡。由于他们和国家权力来源的密切关系，犹太人就无一例外地被指认为权力，并且由于他们游离于社会之上，集合在家族圈子内，所以总被人怀疑是在毁灭一切社会结构。
㈡早期反犹主义
有一条明显常却被人遗忘的规律：只有当反犹情绪能同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吻合，或者当犹太人群体利益公开和社会上一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才和政治有关。我们从中欧和西欧国家所知的现代反犹主义，其起因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而复杂的阶级条件导致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普遍暴力仇恨。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土地问题，无法通过解放农民而使民族国家获得最低限度的平等，因此封建贵族不仅成功地维护了它的政治统治，而且也成功地防止了中产阶级的正常兴起。这些国家里的犹太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其它每一个方面都很虚弱——似乎符合中产阶级的某些功能要求，因为他们大多是店主和商人，是作为一个团体而处于大地主和无财产阶级之间。然而，小产业主既能在封建经济，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犹太人在到处都不能或不愿随工业资本主义路线发展，所以他们的活动结果仅仅是一个分散的、效率较差的消费组织，而无足够的生产系统。犹太人的地位对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阻碍，因为他们外表看来好象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期待，事实上却无能完成。由于他们的出现，使人感到犹太人的利益和那些可能正常地从中产生中产阶级的人口部分相冲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在不消灭贵族和大地主的前提下，半心半意地扶持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唯一认真的尝试就是从经济上清除犹太人，这部分地是由于大众舆论的要求，部分地是因为犹太人仍是封建旧秩序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处于贵族和农民之间，而现今他们在生产方面不履行任何功能就构成了中产阶级，实际上却成了一种阻碍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因素。然而，这些东欧的情况虽然构成了犹太人问题的本质，在本书的脉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