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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之手，这就立即煽动起了最初的反犹主义，“改革派”改变了政治结构，使贵族丧失了特权，中产阶级赢得了发展的自由。这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将普鲁士在启蒙时代以后专制政治的半封建结构改变成多少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它的最后阶段就是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
尽管当时柏林的大多数银行家是犹太人，但是普鲁士的改革并不需要他们给予任何可观的经济支助。普鲁土改革家们对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鼓吹解放犹太人，这是使一切公民获得新平等、取消特权、提倡自由贸易的结果。他们并无兴趣出于特定目的而将犹太人作为犹太民族保存下来。关于在平等条件下“犹太人可能不再存在”的争论，他们的回答总是：“任其自然。政府只问他们是否成为好公民，他们是否存在与政府有何相干？”再者，解放犹太人一事相对地并不触犯别人，因为普鲁士刚刚失去拥有大量贫穷犹太人口的东部几个省。1812年的解放法令只涉及富裕的和对社会有用的犹太群体，他们早已享有特权，享有大部分民权，在普遍取消特权之后，他们反而在民权地位上遭受严重损失。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解放意味着只是一般地从法律上确定现状罢了。
但是，普鲁土改革者对犹太人的同情不止是他们的普遍政治企图的逻辑结果。大约十年后，反犹主义兴起之际，威廉．冯．洪堡德宣称：“我只是爱全体的犹太人；而在个别情况下我宁可避开他们，”当然他是站在公开反对流行习惯的立场上，当时的社会普遍地喜欢个别犹太人，而从整体上歧视犹太民族。洪堡德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他希望解放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不是将各种特权赐予个人。这一观点也符合旧普鲁士政府官员们的传统，在十八世纪，他们一贯坚持改善犹太人的条件和教育，他们的观点也时有所闻。他们支持犹太人，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或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是很自然地同情一个身处国家领域之内、却站在社会体之外的唯一社会群体，尽管它是由各种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一名文官所受的教育是他应该忠诚于国家，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并切断其阶级连带，这是旧普鲁士国家的杰出成就之一。这些官员在十八世纪的普鲁士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群体，事实上也是改革派的前驱；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尽管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他们对贵族的影响力已大部分失去。
通过改革派的态度，尤其是通过1812年的解放敕令，国家对犹太人的特殊兴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原先坦率承认犹太人有用（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听说也们可能集体改变信仰的时候喊叫说：“我希望他们别做这种魔鬼勾当！”）的态度不见了。解放是根据原则宣布的，而根据当时的时代心理，任何指涉特殊犹太人服务的想法都是亵渎。导致解放犹太人的特殊条件虽然是每一个关心此事者都知道的，此刻却被掩盖起来。似乎这是一桩巨大而可怕的秘密。另一方面，解放敕令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最后的和最辉煌的成就，它将一个封建国家改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使这个社会从此不会再有特权存在。
贵族阶级自然作出痛苦的反应，这个阶级受到最惨的打击，于是突然出人意纠地爆发了反犹主义。它的意见表达得最清晰的代言人、保守思想最著名的奠基人之一路德维希．冯．德．马尔威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向政府递交了一份长篇请愿书，他在其中说，现代犹太人会成为唯一享受特殊利益的群体，并说到“旧日的令人敬畏的普鲁士君主政治转变为一个新型的犹太国家”。这一政治上的攻诘伴随着一种社会的抵制力量，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柏林社会的面目。因为贵族曾经最早和犹太人建立友好的社会关系，并在世纪交替之际使那些犹太女主人的沙龙大大扬名，在短时间内就聚集成混合的小社会。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不带偏见是犹太贷款人努力作出服务贡献的结果，他们几百年来被排除在一切大商业活动之外借钱给那些倾向于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人，从这种经济上并非生产性的、没有意义的、但是在社会上却是重要的贷款行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唯一机会。无论如何，值得注意是，当君主专制政体及其更多的金融可能性使私人贷款业和小宫廷犹太个人成为历史，那种社会关系却留存了下来。一个贵族自然会因为不愿在紧急情况下失去一种有价值的援助，由此使他想娶一位犹太富人之女为妻，而不是去仇限犹太民族。
贵族阶级中爆发反犹主义也不是犹太人和贵族之间密切接触的结果。相反，他们都直觉地反对中产阶级的新价值观，这种态度产生于相同的根源。在犹太人的家庭里和在贵族家庭里一样，个人首先被看作家庭的一个成员；他的责任首先由家族确定，家族高于个人生活和个人重要性。犹太人和贵族都既是无国家（a…national）的，又是欧洲国际的（inter…European），各自了解另一方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忠于民族是次要的，忠于家族才是第一位的，而家族又往往分散住在欧洲各地。他们都有一种共同观念，认为目前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联系都不重要。反犹主义的自由派学者都指出了这一奇特的相同原则，他们得出结论说，或许只有首先摆脱犹太人，才能摆脱贵族，这不是因为两者的经济联系。而是因为两者都妨碍“内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的真正发展，即自尊的意识形态，自由派的中产阶级正是以此来反对关于出生、家庭、世袭等等旧观念。
这些有利于犹太人的因素，使贵族阶级长期以来的反犹主义政治论争更具意义。在贵族阶级公开地反对平等式民族国家的情形下，经济纽带与社会亲和性都显得无足轻重。在社会上，对国家的抨击会将犹太人与政府等同；中产阶级除了事实上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从改革中获得较多的真正收益之外，在政治方面很难责难他们那种旧有的轻蔑冷淡态度。
维也纳会议之后。在神圣同盟之下，多年来的和平反应期间，普鲁士贵族赢回了它对国家事务的大部分影响力，暂时地变得比它在十八世纪时更显赫，贵族的反犹主义就立刻变为没有政治意义的温和的歧视。同时。在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保守主义发展到顶点，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在德国对犹太人采取了一种颇具特点和独创性的相应态度。从那时起。具有保守观点的民族国家在它们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犹太人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线。以“国家的根本特征是基督教”为借口，（这与开明君主是多么不同！）而公开地歧视正在成长的犹太知识阶层，却又不损害银行家和企业家的事业。这种歧视——不让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校的大门，将犹太人排除在文官队伍之外——有双重好处，指明民族国家重视特殊服务甚于一般平等。其次防止或至少延迟产生一个新的犹太入团体，因为它明显地于国家无用，甚至可能溶入社会。到了八十年代，当俾斯麦针对斯多克尔（Adolf Stoecker）的反犹主义宣传而保护犹太人时，他遇到了很大麻烦。他明确地表示他只反对攻击有钱的犹太人，“有钱的犹太人……他们的利益系结于我们国家机构的长治久安”，而他的朋友、普鲁士银行家勃莱赫箩埃德对一般地攻击犹太人并无意见（也许他根本不关心），只对攻击富裕的犹太人不满。
一方面是政府官员们反对犹太人享有平等（尤其是职业上的平等），或抱怨犹太人在舆论界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又“真诚地希望他们在各方面顺利”，这种看来暧昧的态度比改革派起初时的热情更适合国家利益。毕竟，维也纳会议将贫穷的犹太民众居住了几个世纪的那些省份归还给了普鲁士，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以外，谁也不会梦想法国革命和人权宣言会考虑给他们与那些富裕同胞相等的地位。富裕的犹太人最不愿意宣布平等，因为他们从中得到的只是损失。他们和每一个人一样清楚地懂得，“每一条解放犹太人的法律或政治措施，都必然导致他们在政府中和社会上地位的衰落。”而且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们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在犹太社群中的地位和名声。所以他们很难采取别的政策，而是“热中于使自己有更大的影响力，使犹太同胞们继续处于民族孤立状态，假说这种隔绝状态是他们宗教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其它人会更加依赖他们。掌权者就可以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当作“我们的人”而加以利用。”这样的结果是。在二十世纪，当解放对犹太民众第一次成为事实，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就消失了。
于是，利益的恰当和诣建立在有权的犹太人同国家之间。犹太富人想要取得对犹太同胞的控制权，并且和非犹太社会隔离；国家可以将对犹太富人的仁慈政策和从法律上歧视犹太知识阶层并进一步实施社会隔离结合起来，在关于国家的基督教本质这一保守理论中即表现如此。
当贵族阶级的反犹主义依然没有政治结果，并在神圣同盟年代迅速消退时，自由派分子和激进知识分子们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立即发起和领导了一场新运动。自由派反对梅特涅对欧洲大陆的警察统治，剧烈地攻击普鲁士反动政府，迅速引起了反犹主义的爆发，各种反犹主义的小册子如洪水泛滥。和贵族马尔威兹十年前的情形相比，正因为他们很少坦陈直言，所以他们攻击犹太人，而不是攻击政府。他们主要关心平等机会，最憎恶恢复一切贵族特权，因为贵族特权阻碍他们介入公共事务，所以他们提出区分个别犹太人（既所谓“我们的同党”）和犹太人群体，从那时起，这种区分就成了左派反犹主义的标记。虽然他们不完全懂得政府在强制独立于社会时，为何以及如何将犹太人作为一个分离的群体保持和保护起来，但是他们很明白，其中有某些政治关系，犹太人问题远不止是一个个别犹太人和人类宽容的问题。他们杜撰了民族主义的新名词“国中之国”、“民族中之民族”等等，前一个说法明显地是错误的，因为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是唯一一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的社会群体。后一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因为犹太人作为一个社会体而不是政治体，事实上并无在一个民族之中自成独立的团体。
在普鲁士——尽管不是在奥地利和法国——这种激进的反犹主义和早先贵族的反犹主义一样，几乎是短命而无结果的。激进分子越来越被经济上正提升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大约二十年以后，中产阶级遍布整个德国，他们在议会里大喊大叫要解放犹太人，实现政治平等。由此建立起一种理论上（甚至在写作上）的传统，其影响可见诸年轻的马克思一些反犹太的着名论文。马克思常常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反犹主义。卡尔。马克思这位犹太人可能和那些反犹的激进分子一样写作，但这只是证明了这种反犹太的论证和成熟后的反犹主义很少有相同之处。马克思作为个别的犹太人，不会为这些针对“犹太人”的论调感到窘迫，不像尼采对他攻击德国的论调那样受窘。的确，马克思在晚年绝不在书面或口头表达对犹太问题的意见：但是这很难归因于任何一种思想上的根本改变。他唯一关心的是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内部的一种现象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在此中，犹太人的角色关系还不如劳动的买方和卖方，他完全忽略政治问题，这自然妨碍他进一步检视国家结构以及犹太人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劳工运动的强烈影响是德国革命运动极少显示反犹情绪迹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斗争中，犹太人的确无足轻重。
现代反犹主义运动在各地的起始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在德国，它又一次出入意料地发生在贵族中间，1871年以后的普鲁士君主专制转变为完全的民族国家，再次引起贵族和国家站在对立面。德意志帝国的真正缔造者俾斯麦，自从担任首相以后就一直和犹太人保持密切关系：此时，他被谴责为依赖犹太人和接受犹太人的贿赂。他尝试在政府中清除封建残余，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和贵族阶级的冲突：他们在攻击俾斯麦时，说他不是无辜的受害者就是接受了勃莱赫罗埃德的好处。事实上他们的关系正相反：勃莱赫罗埃德无疑地受到俾斯麦的高度信任，并从俾斯麦手里领取丰厚津贴。
封建贵族虽然仍有足够力量影响公众舆论，但是它要像在八十年代开始的那样发起一场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本身既无力量、又无重要地位。他们的代言人，宫廷教士斯多克尔，自己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作为保守利益的代表，和他的前驱者——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相比才逊一筹，那些人在五十多年前就奠定了保守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再者，他之发现反犹主义宣传的有用性，并非通过实践或理论思考，而是出于偶然，他在一位非凡的煽动天才的帮助下，发现填补空白这一着极其有用。但是他不仅没能理解自己的突然成功，作为宫廷教士、作为皇家和政府的雇员，他几乎无法恰当地利用它们。他的热情听众们无一例外地是中产阶级下层的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和旧式手艺人。而这些人的反犹情绪——当然不是绝对——还未被和国家的冲突煽动起来。
㈢第一个反犹主义政党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在德国、奥地利和法国作为严重的政治因素而同时兴起的反犹主义，是由一系列金融丑闻和骗局开始的，起始是现成资本过量产生。法国的大多数议员和无数政府官员很快地深陷于欺骗和贿赂的勾当，使第三共和国在成立之后最初几十年间失去的声望再也无法恢复。奥地利和德国的贵族都是最容易妥协的人。在这三个国家里，犹太人只充当中间人，从无一个犹太家族从巴拿马事件（Panama Affair）和虚设公司骗局（Gründungsschwinde＇）中获得永久的财富。
然而，除了贵族、政府官员和犹太人之外的另一群人却严重地卷入了这些异想天开的投资活动，其可望获得的利润变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这一群人的主要成分是中产阶级下层，他们由此突然转同反犹主义。他们所受的深重伤害甚于其它任何一个群体：他们用毕生的小小积蓄来冒险，换来永久的破产。他们之易受欺骗有其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扩张会越来越多地清除小的有产者，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快速地扩张其所拥有的少数，否则就可能失去一切。他们渐渐意识到，如果不能成功地向上爬，成为资产阶级，就会沦为无产阶级。几十年的总体繁荣相当明显地迟缓下来（尽管发展趋向并未改变），致使他们的惊慌心理早已形成。在这段时间里，中产阶级下层的焦虑恰恰印证了马克思对他们将会迅速解体的预言。
中产阶级下层，或谓小资产阶级，系手工业和小商业行会的后裔，几百年来依靠一种禁止竞争的封闭制度的保护才防止冒险生涯，他们最后只指望国家的保护了。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曼彻斯特制度（Manchester System），它将他们推向艰难的竞争社会，并剥夺了他们原先从社会当局获得的一切具体保护和特权。因此，他们最早提出“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主张，期望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庇护，而且使他们保有世代承袭的职业。既然自由贸易时代的显着特点使犹太人走向各行各业，那么毫无疑问，即使事实上并无多大进展，人们也会认为犹太人是“将曼彻斯特制度推向极端应用”的代表了。
从某些偶尔将抨击资产阶级和抨击犹太人结合起来的保守派作家的文章中，我们首先看到了这种衍生的不满情绪，当那些期待政府援助或指望奇迹的人必须接受了银行家们迟疑的帮助时，这种不满情绪更是受到了刺激。在小店主们看来，银行家剥削他们，就像大工厂剥削工人一样。但是当欧洲工人从自身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导出发，懂得资本家有一种双重作用，既剥削他们，又给予他们从事生产的机会时，小店主们却发现无人教导他们懂得自己的社会命运和经济命运。他的命运要比工人的命运更恶劣，根据他的经验，银行家是寄生虫和掠夺者，但是他不得不和银行家合伙，即使这个银行家不同于制造商，与他的商业毫不相干。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