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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大量可卡因上都标有富士鹤，佛或是大象的商标，但是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得到承认的生产商。有两次没收的可卡因上还贴有已知的诸如“保灵曼”之类的德国制药厂家的商标，但是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认的假货，因为上面的单词都拼错了。这些给斯莱特里明显的印象是，这些可卡因都源于日本，但是他从日本当局那里却无法获得任何帮助。
当我提出这次到日本访问的问题，并表示自己的调查不会超出询问的范围日本政府表现得一点也不热情每一个案子得到的回答都是，关于这件事，我们没有任何发现，你们提供的细节不充分，不足以作为调查的起点。
《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即便把特定的非法毒品交易活动的详细情况递交给日方，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26年在香港的一次查获毒品的行动逮捕了一个这个毒贩子，从他的小屋里搜出了一系列的电报，都是发给神户的一个叫伟基的家伙，或是从他那里发来的。所有这些电报都同可卡因交易有关。可是伟基的详细资料交给日本政府后，他们竟然奇怪地找不到他。可笑的是——他的电报还在不断地发过来。其他调查线索也同样被斩断：斯莱特里把一份印有富士鹤的可卡因包装纸拿去让人分析一下纸是谁制造的。他得到消息说这是日本的富士公司制造的，打包的线也是日本产的，这个情况后来确认是准确的。他把这个情况提交给日本当局，对方竭力告诉他说富士鹤公司和日本没有任何关系，包装纸可能来自任何地方。当听说印度大街上出售的可卡因掺假掺得非常厉害时，他们很认真地告诉他说那不可能是日本货，因为日本只生产百分之一百的纯可卡因。还有其他日本进行可卡因交易的证据，例如一个日本产的橡胶包里装满了可卡因，上面还有三共株式会社的封条，日本方面都宣布说是“假的”。
接下来日方领着他去参观一家可卡因工厂。后来发现那不过是几间肮脏的屋子和一个上了锁的仓库。这个地方的大小似乎只能证明它只能生产少量的可卡因。斯莱特里对此并不惊奇：“我不相信他们领我看的工厂同可卡因生产有任何联系”，他写道。在一家新闻单位披露了日本在大连查获的一起价值470，000英镑的毒品案后，他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大连的警察局长告诉他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在大阪查获的，但是当他赶到那儿去调查时，根本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个案子——他们说，其实这个案子是在神户查获的。不出所料，当他赶到神户时，也没有任何人了解任何情况。最后，他被这个国家无休无止的官僚主义弄得筋疲力尽，只好放弃调查回家去。
目前为止，我从日本内务部的朋友那里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信息；但是我在那儿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渐渐消耗殆尽。他们借口工作压力大，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日本；我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他们还叫走了译员，因为有人说别的地方需要他就主动提供信息或是其他形式的合作而言，我对东京，神户和大阪警察局的采访证明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J斯莱特里先生的报告》，国家税务总局，1931
再回到印度来。尽管英国中央情报部在印度建立了专门处理可卡因问题的分支机构，印度当局逮捕这种秘密交易背后的罪犯还是有困难：很少能抓到罪行贩毒重犯，因为他们的毒品交易总是隐藏在其他——合法的——生意背后。同今天的情况一样，被逮捕的参与可卡因交易的一般都是低层次的走卒和中间人。真正的参与者很少暴露身份，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
缅甸的国产税署发现，贿赂和腐败的手段大大便利了大宗的可卡因运输，许多的可卡因没收案件都是毒贩子自己安排的——少量的“缴获物”使得情况看起来好像是人们在反对可卡因的战斗一直在取得胜利——这样执法机关就不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但是可卡因走私进入的国家不仅仅只有印度。隐藏在外国与政治部1922年的秘密报告里的一份档案里提到一个案例，讲的是警方抓住一个名叫西特兰姆。桑巴特。劳。吉克沃的印度公民把近一公斤的药用可卡因走私到英国来。吉克沃以200英镑的价格在维多利亚车站向一名便衣警察兜售可卡因，从而成为苏格兰场较为成功的可卡因诱捕行动的一名受骗者。
外国和政治部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牵扯到一名印度公民，还因为这个人是个VIP（重要人物）。文件里的第一项包括路透社报道这个案子的一则新闻剪报，后面还跟着一个手写的问题：“这个人真的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吗？”有人在下面草草写到，吉克沃其实不是“巴鲁达的吉克沃”的亲戚（他们指的是巴鲁达王公）。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下一页上有一则新消息。同王公讨论之后，发现吉克沃其实是王公的侄子，是个“交了坏朋友”的高级律师。又有二十个签名证明事实如此。
无疑，吉克沃的皇室背景可以解释他被捕时彬彬有礼——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说，当清楚意识到自己成为警方诱捕行动的受骗者时，他出语不凡：“噢，你是警察。可真不走运。没关系，我能理解。”判他入狱六个月。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31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1）
除了中国和印度，国际社会在禁止非法可卡因贸易方面所作的努力还是相当的成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服用可卡因作为社会消遣方式的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报纸仍然定期吹嘘又一次的可卡因突击搜查行动，或是报道又一个麻醉剂狂死亡了，然而这些文章大多是警方的公关努力——查获毒品的消息会令他们竖立良好的形象。这不是说警方的活干得不好：到1928年的时候，美国所有的联邦监狱里的犯人有三分之一是因为违反了哈里森法案入狱的。吸毒者进了监狱，这一劳永逸地证明毒品会驱使人们犯罪。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些人不是罪犯，那他们呆在监狱里干什么？这是个事实上存在的观点，它证明了犯罪行为和吸毒之间所有更深层的联系都是正确的。没有入狱的吸毒者也被监禁在为瘾君子们新建的机构里。这种地方与其说是戒毒中心，不如说是军方的新兵训练营。自然没有谁非常渴望到那儿去。
但是可卡因从大街上消失，并不仅仅是因为警方的干预。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出现了安非他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合法，显然还很安全的兴奋剂，实际上具有和可卡因一模一样的功效。安非他明插了进来，取代了可卡因，而且既然使用它不违法，那警察就给自己找点别的事干干。在美国，大麻成了他们的新目标。到三十年代的时候，纽约市长委员会总结说“可卡因作为上瘾药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这个委员会说得对：可卡因上瘾的问题的的确确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在大西洋两岸都消失了。在英国，据报道，吸毒的问题到1924年的时候就“逐渐减弱”，从记录上看，1921年到1925年间宣判了230宗与可卡因有关的案子，接下来的四年里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27宗。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之下，极少量的吸食可卡因的行为都非常隐秘，以至于七十年后，我们唯一能找到的有关吸食可卡因的资料，只有当时的流行文化提及的只言片语。当时的流行歌曲记录下了公众对可卡因的态度：孟菲斯陶瓶乐队1930年的一首歌“可卡因瘾蓝调”里唱到“可卡因瘾非常坏——我所有瘾中它最最坏”。利德贝利 曾录了一首“热舞之歌”，最初的歌词是这样的：
可卡因是给马用不是给人用的；
医生说它会要了你的命，就是不说什么时候要；
唱吧甜蜜宝贝，甜蜜宝贝，芳心归我好不好吗？
让我吸一点吧。
另一首传统歌曲“可卡因莉尔”记录下了同名女主人公的命运：
一个冰冷的夜晚她去参加白雪聚会
路上她吸了一点儿马上就容光焕发。
嘻嘻哈哈的麦吉和醉醺醺的斯里姆
还有坎纳克。里兹和颜西。吉姆。
早上三点半的时候大家全都
像棵圣诞树似的精神焕发，
于是莉尔回家躺到了床上；
她又吸了一点，这下可要了她的命。
他们给她穿上可卡因衣裳抬了出去：
她戴着顶雪鸟的帽子插着朵鲜红的玫瑰；
在她的墓碑上你会看到反反复复的这一句：
“她虽死犹生——一直都在吸可卡因”。
加里。戴维斯的“可卡因”是这么唱的：“你们所有人都应该学我——喝点冰凉的威士忌，别搭理可卡因”。（这一段合唱部分的另一段歌词提到的是另一种人人皆知的现象：“可卡因：我的粘膜已经成为回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不光记录可卡因的危险性的歌，而且还找到了说它日益稀少的歌：“大步流星到纽曼先生那里，看到门上有块牌子说‘不再出售麻醉剂’”，“孟菲斯陶瓶乐队”这样唱道。其他许多艺术家都录制了这个曲子，或是其他类似的歌，有的歌名里干脆用上了“可卡因”和“搬家工”的字眼。一首歌是这么唱的：
我大声喊我的康拉，嗨。嗨，
她抽搐着鼻子出来，鼻子疼极了——
医生发誓说再也不卖可卡因给她了。
科尔。波特的“你给了我快乐”（1934）里面最初有这么一句“有的人从可卡因里得到快乐”，很快就改成了“有的人从西班牙买到了香水”。还有些歌是拿吸毒者开玩笑的：1938年那首经典的“乞丐米妮”刻画的就是歌名里提到的米妮“爱上了一个名叫烟鬼的一文不名的家伙/尽管他吸可卡因她还是爱他”。到这个时候，吸食可卡因显然已经被视为同伴身上不太受欢迎的特点了。
流行文学中也出现了对可卡因负面形象的描写：普鲁斯特 在1928年的作品里描绘了几个堕落的人在同性恋妓院使用可卡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维克提斯。德。圣菲阿西因为可卡因而毁了容；让。考克多 写到有人试图用可卡因来自杀。纳博科夫 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清楚地描写了吸毒行为，并指出，这篇小说曾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我们不出版有关吸食可卡因者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惊险小说里也不时提到吸食可卡因的人：一般是讲有钱的老太太为了毒品抛弃了一切。桃乐丝。赛尔丝 描写了一宗有关可卡因的国际阴谋，最后导致悲剧和死亡。雷塔。伯克在《亲爱的毒品》里继续了这个潮流，描写女主人公克莱尔哀求男朋友罗伊说“给我点毒品吧，亲爱的！给我点可卡因吧！”，后来每个人都染上毒瘾死去。这些描写加深了公众对可卡因的负面认识。在美国，“毒品 ”这个词以前指的不过是任何类型的麻醉剂，现在有了新的含义。很快，“吸毒者”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词语，最终“毒品”这个词本身变成了“傻瓜”的同义词——因此《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才会有个叫“糊涂蛋”的。
然而，可卡因危险的一面再加上它越来越罕见的事实，更为它增添了某种有悖情理的神秘色彩。可卡因——罕见，危险，却又惟我独尊——总是能够吸引社会上的某些人：不但吸引严重依赖毒品的瘾君子，还吸引附庸风雅放荡不羁的那类人，以及心怀不满的见识不及金钱多的上层社会的人。欧洲就是如此。我们在柏林或巴黎的大街上很少听说跟无家可归的堕落者有关的事，却听到大量跟颓废的贵族进行狂欢和欧洲皇室稀奇古怪的性癖——包括他们对可卡因的使用。也许这些谣言有点道理，不过它们也许只不过是今天仍然非常常见的《嗨！》杂志综合症的一部分：总是认为富有又漂亮的人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就一定琢磨着干些肮脏的勾当。
真正琢磨着干些肮脏勾当的一群富人是纳粹党。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又报道声称德国纳粹的高级将领特别偏爱可卡因。据说赫曼。戈林 是个专职瘾君子，也有谣言说鲁道夫。赫斯 1941年飞到英国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有人推测，德国统治结构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存在吸毒现象。这种说法有多大真实性？有几分吧。
没有证据表明戈林吸食可卡因。但是他是个吗啡瘾君子，他的吗啡瘾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一天需要服用一百片的二氢可待因。虽然指控他使用可卡因的说法不成立，他似乎还是很有可能在周期性的突击节食期间使用兴奋剂（他体重严重超标）。比如说，他在1939年初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减了十八公斤，这很可能是使用安非他明或是可卡因。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可能是通过体育锻炼或是节食减的肥，但你要是对他的性格略有所知的话，就知道这不太可能。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清楚。赫斯的情况同样不可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1941年的那个夜晚降落在苏格兰的时候吸食了可卡因。
这么说，这些证明纳粹吸毒的证据似乎都有误了。只有一点除外。我在浏览有关第三帝国的各种各样的书籍，试图证实有关戈林和赫斯的谣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题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记录薄》的书。这里的证据证明的不是纳粹统治的高层使用可卡因，而是它的最高层——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可卡因颇为青睐。
希特勒毫无疑问是使用安非他明的。据他的贴身男仆海因茨。林格（二战后接受了审问）说，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提奥。默拉雷斯医生每天早上都会给他打一针“维生素”。打针之前希特勒睡意正浓；打针后他非常警觉，充满活力，急着要起床。显然这实际上不是维他命针剂，而是“兴奋剂”。随着战争的继续，元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赢不了，便越来越频繁地找来医生给他打针。亨瑞契。希莱姆 发现这些针在希特勒身上几乎具有神奇的作用，他打完针就变得极其精力充沛，他的另一个内阁成员也谈到他打完针变得“高兴起来，话很多，还能一直熬到深夜不犯困”。
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特勒一天要打上两到五针。他间或还服用一些特殊的兴奋药片，分析后发现是“博维丁”——一种牌子的甲基安非他明。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服用的甲基安非他明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他夜晚睡不着觉，不得不靠镇定剂来帮助他入睡。用这些药的结果是，早上要喊醒他极其困难（联军在诺曼底登陆那天德军反应迟钝，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唤不醒希特勒）。但是这些药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可是出现安非他明中毒的迹象：发抖，易怒，失去理性。
希特勒非常有可能在服用安非他明期间穿插服用可卡因——一种几乎具有相同的作用的麻醉剂。要是考虑到1944年后他的医生曾不择手段的帮他戒掉安非他明这一情况的话，这种猜测就更可信了；因为戒掉安非他明的一种方法就是用可卡因来替换安非他明。不过，证明希特勒使用可卡因的真正证据来自希特勒的另一位医生，厄文。吉埃森医生。他曾在1944年七月克劳斯·冯·施道芬堡的暗杀行动失败后给希特勒处理伤口。吉埃森是个耳鼻喉科专家，希特勒抱怨说嗓子疼的时候给他用了百分之十的可卡因溶液。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只除了一点：吉埃森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希特勒非常喜欢可卡因疗法，即便在他喉部的问题消除了之后还要求继续使用它。事实上，希特勒要求使用可卡因的次数非常频繁，以至于吉埃森不得不专门警告他不要再使用可卡因，以免上瘾。吉埃森最后干脆拒绝给希特勒增加使用可卡因的次数。好吧，希特勒说，还按原来的用药次数。那就把可卡因溶液的浓度提高一点好吗？
除了第三帝国，还有一个地方仍然有可卡因，至少是暂时有，那就是好莱坞。当然，这里一度有大量的可卡因：艾利斯特。克劳里 1916年到那儿进行巡回竞选的时候，不由大为震惊，说当地人是“挤满了为可卡因痴狂、沉迷于性事的电影狂”。（克劳里是许多同代人眼中的反基督教分子，要让他震惊可不太容易）。真实情况是，好莱坞有那么多的钱，还有那么多为了寻欢作乐什么都愿干的人，可卡因要是不在那儿流行，那才叫人吃惊呢。
早期的电影提到可卡因的地方也不在少数。道格拉斯—范朋克主演了一部名为《跳鱼之谜》的电影（1912年），是一部模仿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片，范朋克演的是那个脑瓜子醉乎乎的侦探可卡因。埃尼德（明白了吧？）同年的另一部电影《为了儿子》显然是可口可乐故事的翻版，讲述的是一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