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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可卡因。埃尼德（明白了吧？）同年的另一部电影《为了儿子》显然是可口可乐故事的翻版，讲述的是一个制药大亨发明了一种软饮料，里面含有一种神秘的让人上瘾的兴奋剂。他给这种饮料起名字叫多普可可，接着便靠它发了大财——包袱抖得很糟糕：他自己的儿子很快对这种饮料上了瘾，最后死了。再后来的一部电影《可卡因狂》（很像是大麻版的经典之作《大麻烟卷狂》）把可卡因上瘾讲述得如此荒谬，以至于评论家暗示说这是部拙劣的模仿秀，只有可卡因狂热爱好者才会欣赏它。
到三十年代的时候，人们甚至认为可卡因作滑稽片的题材很合适：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里扮演了一个倒霉的流浪汉，他从一个标着“鼻烟粉”的盒子里挖出了点粉末吸了几次之后，马上就变成了个超人。另一部无声电影《夺命之速》的内容简介是这样的：“几只雪鸟衔来了‘可怜粉末’或是‘快乐粉末’。然而奸诈的小贩则称它为‘娃娃陷阱’，因为它是儿童服用的一种毒品，促使他们以夺命之速开始步入万丈深渊！”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32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2）
不过二十年代可是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丑闻，涉及好莱坞著名人士的行为不检，从而导致警方取缔了可卡因。例如1920年的“胖子”阿巴寇事件致使一名年轻女演员死亡。同年的另一起谋杀指控将楔石公司的喜剧女主演之一梅布尔。诺曼德同吸毒扯在了一起：据说她一个月要用掉价值2，000美金的可卡因。流言蜚语毁掉了她的事业。有人称，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个火枪手》里的合作主演巴巴拉。拉。玛尔在她的大钢琴里藏有可卡因，靠它才能让自己每天只睡两个小时——一直到她开始过量服用海洛因。到1923年的时候，《纽约时代周刊》报道是好莱坞的吸毒现象十分普遍，认为这一现象证明禁酒令和吸毒之间具有因果联系。
《时代周刊》说得没错。吸毒现象的确在二十年代禁酒令实施后有所上升。正如爱德华。H。威廉姆斯十一年前在《纽约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服了可卡因的黑人会防弹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黑人给出的吸食可卡因的理由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东西，老板”（当时不允许南方的黑人获得酒精饮料）。毒品有吸引力，就是因为找不到其他东西。更糟糕的是，走私贩子混进了市场提供非法酒精饮料。这一行的利润非常大，很快就导致产生了暴力行为，还产生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些集团的后代至今还在活动。主要的犯罪集团，比较出名的有艾尔。卡邦，“幸运的卢恰诺”，阿诺德。罗斯鼎，这些黑手党集团一开始都避开麻醉剂交易，因为这方面的刑罚极其严厉，而是进入走私酒，赌博和开妓院的行当。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赚钱的地方，马上就改换了门庭。
当局对好莱坞进行了严厉打击，成功地清除了一度十分猖獗的吸毒现象，在一开始轰轰烈烈的逮捕行动过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不但可卡因越来越难找到，而且还出现了第一轮的杂志“新闻调查/小道消息”高潮，使劲儿往富人名人身上泼脏水。卖可卡因给电影明星简直就是可以上封面的那类出轨行为：即便是在好莱坞，也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只有一些顽固派还在继续吸毒。电影演员塔卢拉。巴克海德就是其中一个——她在传记里谈到一次在纽约参加宴会的经历。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两个小玻璃瓶，吃完了饭，她拿起眼药水，往眼皮里滴了几滴，然后悄悄对旁边的人耳语说：“我滴错了眼药水。”同伴大吃一惊，建议她看医生，她一听就大叫起来，“我把可卡因滴到眼睛里去了，我可不会告诉医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然后突然离开。据估计，那句人们常常提起的经典名言“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我再清楚不过了——我都用了好多年的了！”也是出自巴克海德之口。
她并不是唯一的可卡因狂。哈瑞。安斯林格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一个“持强凌弱”的明星，一眼就能看出指的就是埃罗尔。弗林。不断有人向警方报告说他试图从整个欧洲的医生那里获取可卡因——来治疗想像出的从“自卑情节”（！）到“无法治愈的痔疮”在内的各种症状。安斯林格把他带到警察局进行审讯，他拒绝承认自己有毒瘾，后来承认自己获取可卡因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性（埃罗尔。弗林需要毒品还能有什么理由？）。
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可卡因渐渐步入低谷，新生的一代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麻醉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更加速了可卡因衰落的进程。不但供应和走私古柯的通道被切断，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忙于打仗，几乎抽不出时间来照顾非法毒品。整个欧洲百分之一百的就业率很好地解决了当地的毒品问题（英国从1940年到1943年也只有三起与可卡因有关的逮捕行动。）
然而也是这场大战使得人们明白非法毒品交易有多赚钱，从而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麻醉剂集团。这个集团的出现要归咎于“幸运的卢恰诺”。他自1942年起一直同美国海军情报部合作为战争出力，运用他广泛的黑社会关系来追踪布鲁克林造船业里的“间谍”，还帮助把意大利四分五裂的犯罪组织——黑手党家族——联合起来协助联军在1943年入侵西西里。作为回报，卢恰诺三十到五十年的服刑期可以很方便地被忘记，条件是他得回到意大利，永远不许回到美国来。1946年一月三日对他进行减刑，他回到了意大利，很快利用自己同意大利和美国的犯罪集团的关系，让战后的海洛因交易重获生机——五十年代，海洛因交易通过所谓的“法国贩毒网”在马赛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二十年的世界海洛因交易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由这个组织完成的。
到1952年的时候，美国染上海洛因瘾的人比战前高了百分之三百。尽管可卡因还没有列上菜单，但全球麻醉剂市场已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利润，从而为可卡因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可卡因虽然步入低谷，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
二战结束的时候，可卡因的确非常罕见：“到1948年的时候”，哈瑞。安斯林格报告说，“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没收行动中几乎没有发现可卡因”。他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案例都是给马服用毒品：他在1961年的《谋杀者》一书中讲述了一个马主给他的马注射了一剂被称之为“霰弹枪”的药物：十四粒可卡因，三粒海洛因和其他各种兴奋剂的混合物。马打完针后变得非常激动，要五个人才能拉住它。尽管这匹马最后遥遥领先赢得了比赛，但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在前十个马身距离的时候就把骑手掀了下来。安斯林格的人发现马主决定要拿木质的球棍打它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匹顽劣的马的时候，他们插手了。但他们还是迟了一步。马主第一棍还没来得及打到马身上，就被他犯了偏执狂的马给踩死了。（这时脑海里不由出现“赏罚分明”这个词）
尽管如此，吸食可卡因的苗头还是不时会复苏。显然，可卡因在四五十年代一直少量地埋伏在玩世不恭的黑社会：同安妮塔。欧黛在她的自传里提到自己吸毒一样，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一起演奏的爵士乐手米尔顿。梅西罗也在自传里就谈到自己曾经吸食可卡因。马克西姆X在自传里写道，他在四十年代的时候染上了可卡因瘾（可卡因几乎给他惹了大麻烦，那是他在一次狂欢后看到了自己的白人女友，便大逞酒后之勇，摇摇晃晃走过去给她打招呼——就当着她丈夫的最好的朋友的面）。同样，1949年似乎也出现了一次可卡因复兴。《时代》杂志的一篇独家报道“白色女神”称警方查获近一公斤的可卡因，就悄悄藏在外交官拉菲尔。文森特——古巴驻秘鲁领事——的皮包里。这不过是一个小打小闹而已。纽约警方报告说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城里查获了400盎司（15公斤）的可卡因，而一旦来源被证实，问题就蒸发了。
其实，禁止可卡因的命令执行得非常好，看起来似乎可以劝说秘鲁和玻利维亚也一起来禁止古柯生产。最初成为两个国家的骄傲和经济上的巨大希望的古柯产业，现在也开始衰落。从一开始，秘鲁在市场上的主要作用就迅速被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人抢了过去。与此同时，人工合成的麻醉剂也诞生了，可卡因禁令开始发挥威力，可卡因的市场越来越小。就在此时，古柯还遭受着一系列被误导的“改革家”的猛烈抨击。
站在反对古柯总队前列的是教会，这也许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自从1552年基督教权威们没有获得国王的许可禁止古柯以来，他们一直对古柯恼羞成怒。现在他们终于等到了机会。由于秘鲁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传教士们越来越深入地穿透到秘鲁内陆地区，走到哪儿就把哪儿的当地居民转变成基督教徒。领头的便是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他们要求自己的新教徒保持完全清醒，劝告任何愿意听的人说该是对古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虽然耶稣第七日复临论者永远也无法对一项存在了4，500年的产业造成太大的威胁，不过有影响的大人物很快就行动起来。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秘鲁成立了一支强硬的自由派别，他们一致认为改善一贫如洗的印第安人的命运的时候到了。他们的看法很正确，大多数人的用意也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却是错误的。为了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令这些人如此贫困，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智囊团，所有这些智囊团都断定，如果要消除贫困，首先必须处理古柯。
然而，要劝说政府采取行动，真正需要的还是严肃的证据。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找证据。正如此前此后的一切禁毒战一样，他们是不允许真实情况来干预他们的计划的。要是你要寻找它背后误导性的动机，伪科学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就是。因为这些证据一望而知根本就是错误的。自由战士要通过根除古柯开改善印第安人的命运，就好像迈克尔。杰克逊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治愈世界一样。
二三十年代在秘鲁到处都突然冒出了大堆的科学调查者，对古柯上瘾的可能性进行实验。这些人物中有许多都成了名，还在政治上获得了影响。所有这些人的教父就是卡洛斯。里基斯。里基斯具有某种重要的影响力：他不仅是合格的医学博士，事实上他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过。他对古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古柯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东西，还召集了尽可能多的医学界的同事来对此表示赞同。他建议政府对古柯生产进行垄断，以此作为控制古柯的生产的手段。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反对古柯的浪潮开始了。
1936年利马大学的另一位科学家，卡洛斯。古德雷斯。诺列加为了证明古柯是坏消息，开始了新一轮的实验。很快得出了无可辩驳的实验结果。不管怎么说，对他而言是无可辩驳的。
为了支持他预先形成的结论，古德雷斯。诺列加继续对每一片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平均含量进行计算，还使用了一些具有高度欺骗性的数学运算，从而得出结论说秘鲁的嚼古柯者每年要消耗38，500公斤的可卡因。他为了证明古柯对国家造成了威胁简直费尽心机，还引用了早期诋毁古柯的资料——例如普皮格的文章——却对所有正面报道熟视无睹，最终总结说，长期使用古柯会导致精神失常。他的论点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他的推理却高度可疑。来看看下面这段话：
最近发现在古柯消耗量大的地区存在比率相当高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还发现，文盲人口的比率同古柯叶子的年消耗量之间存在着联系80％染上古柯瘾的人，他们的智商都低于正常水平。
《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
好吧，这么说嚼古柯的人大多不识字。可是，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们不识字就是因为古柯？难道该责怪的不是他们受教育太少的事实吗？古德雷斯。诺列加的狗屁逻辑在他谈论智商问题的时候就更荒谬了：要是这些印第安人不识字，那他是怎么测试他们的智商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运用的“比纳智力测验”——一种书面测试方法——告诉他印第安人的“智力系数非常低”。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说的那样，他们不识字：他们读不懂这些问题。作这种测试，要是他们的智力系数（不管到底是什么）不是零而是其他任何数目，那才是怪事呢。
古德雷斯。诺列加在报告的末尾还发出了惊人的致命一击：
一般说来，嚼客表现出感情迟钝或冷漠，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缺少意志力，注意力低下。他们非常多疑，害羞，不爱交际，遇事犹豫不决。进一步发展下去，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变成流浪汉。
《经济植物学》，5（2）145。52，1951
最后，又是老调重弹，与犯罪联系起来：古柯等于犯罪。诺列加在这里没有揭示的是——尽管他后来在别的地方承认——他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全部来自利马中心监狱。他百分之一百的研究对象都是从一家监狱里提取的，这样就保证所有的人都是“流浪汉”（后来有人透露说他的可卡因嚼食者“精神失常”的例子来自于利马中心精神病院）。按照这个标准，他甚至能在喝水的人和犯罪行为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真地对待他的文章。毕竟研究古柯的专家少之又少，而这种植物又即将登上世界舞台。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33节 步入低谷但并未销声匿迹（3）
1946年，在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苏联指责几家在秘鲁运营的美国采矿公司通过用古柯而不是用钱来支付报酬的方法剥削印第安人。美国的代表感到非常尴尬，因为他们发现苏联人说的是实话：许多公司，包括巴思科铜矿公司在内，的确是用古柯来支付印第安人的工资。当然，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印加时代甚至更早——古柯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物质，可以用来同其他产品进行物物交换，而且与现金相比，印第安人还是更喜欢古柯。俄国人对美国人的解释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拿他们在秘鲁的采矿贸易同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进行类比：他们说，这两种情况都是先进的国家通过向落后的国家输入麻醉品来对之进行控制。这种行为必须停止。它当然停止了下来，但是已经造成了伤害：不但所有的新闻都在讲古柯，就连秘鲁也被迫严肃地回顾自己的历史。联合国大会同古德雷斯。诺列加之流的信仰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很快便取得了成果 。
秘鲁驻联合国代表在四月二十二日向麻醉剂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研究秘鲁的古柯问题。联合国很快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这时玻利维亚意识到秘鲁将要得到专业帮助，便同样邀请这个委员会去检查玻利维亚的情况。
你也许会希望联合国的委员会至少能够稍微做到不偏不倚。那你可要失望了。事实上，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主席霍华德。B。方德（当时制药业的巨头保威公司的副总裁，哈瑞。安斯林格的私人密友）到达利马时对这一点并没有明确表示。方德走过停机坪时，《商务报》的一名记者上前同他搭话。记者想知道，主席先生是否有时间回答几个有关他新任务的问题？当然有时间。《商务报》想了解什么？接下来便是这样的：
问：您认为嚼古柯的习惯对秘鲁山脉的居民有害吗？
答：绝对有害。
《商务报》，1949年九月十二日，引自“好古柯，坏可卡因”，R罗曼洛，《社会科学在欧洲上演的滑稽剧》，XXI，64，1983
要想知道联合国委员会是否公正并不困难，因为它的主席对自己的研究项目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极大的偏见，还没有踏上初步的寻找事实的之旅，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新闻界透露此次调查的结论。由此看来，这个委员会最终在1950年拿出了一份对古柯表示反对的报告毫不令人吃惊。这份报告称，秘鲁超过一半农村人口——秘鲁和玻利维亚所有居民的四分之一——都是瘾君子。联合国古柯叶子调查委员会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强调说，要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就“必须限制古柯生产”。它还总结说，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就必须对印第安人征收古柯税，如果他们不交，就必须制订法令来对付他们。
就在这份报告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前，即1923年，国家联盟就曾经命令安第斯山脉的各个民族立即停止非医学用途的古柯生产。当时秘鲁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