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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佩拍了拍我的膝盖，终于打破了一路过来的沉默。“可怕，是吧？不得不这样生活。”
“难以置信。不过，看得出来，你的手下都很专业。”
“他们是用钱能买到的最厉害的家伙，全在你们创办的美国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SOA）接受过训练。”他皱起眉头，“就在上个星期，我妹妹乘坐的车就遭到了袭击，一伙玛雅人干的。幸好，我们的车都装有防弹玻璃。就是那玩意儿和保镖救了她。”
“有人受伤吗？”我问。
他耸了耸肩。“保镖告诉我，打伤了他们其中两个人，但他们被同伴救走了。我们的保镖十分谨慎，没有去追，否则麻烦就大了。我的一个业务伙伴就遇到这种情形，他的保镖去追那些袭击者。结果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遭到伏击。一个保镖被打死了，还有一个受伤。”他透过窗户，朝外面我们正经过的宽阔的马路看去。“过去可是一个不赖的城市，”他的头转向我，“不过，现在不行了。这些玛雅人，他妈的简直发疯了。”这时，他的视线又朝窗外看去，接着又转过来看着我，轻轻地笑起来：“如果你也处于我的位置，你最怕谁？”
“什么意思？”
“谁最有机会置你于死地？”
我想起了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想起了他死于谋杀的传闻：就在他要登上专机开始那次致命的飞行之前，他的一个保安官员给了他一个录音机，里面就装有炸弹。“你的保镖。”
“当然对。”他伸展了身体，向座位后部靠去，“所以你得雇用最忠诚的保镖，给他们优厚的待遇。我们的保安力量很强大。任何在我们家里负责安全工作的保镖，就像这些……”他指了指我们前面的车，又指了指后面的车。“他们已在我们的其他保安部门里—工厂、银行或种植园锻炼了很多年了。只有在被证明效忠我们之后，才有机会接近我，或我的家人。”
“他们怎么才能做好？”
“证明他们自己？”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面对危险，他们得不顾性命，在交火时与对手拼个你死我活，展现出他们的勇气和忠诚。”
就我而言，他的这席话让我想起了发生在伊拉克的内幕，而且这件事引发了1991年美国对伊兰克的入侵。我对佩佩提及了这件事，佩佩点了点头：“讲得详细点。”
“我们的帮手曾试图干掉萨达姆，但他的警卫人员训练有素，非常忠诚，我们无法得手。此外，他还有那么多替身。想想看，如果你是他的警卫人员，面对外部的贿赂，你也很想干掉他。但同时你很清楚，如果你射杀的是他的替身，那么你的家人全完了，而且将死得极其痛苦，备受折磨致死—那种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残酷折磨。这就是布什政府直接派遣军队的原因。”
“实在高明。”他哈哈大笑，“我们也传出话去—万一我的任何手下受外部贿赂，我们也要安排折磨致死的方法。”
我离开城市，前往一个景色壮观的火山。天空蔚蓝无云。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危地马拉城完全是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城市之外，视野开阔，一望无垠。我们路过一个小湖，然后车子开上了满是尘土的公路。佩佩告诉我，为了打柴烧火煮饭、取暖，当地的农民伐光了所有树木。放眼望去，山坡上光秃秃的，沟壑纵横。很明显，这是森林伐光后水土流失造成的。
“你可能会认为，”他说，“他们本可以汲取教训的，但事实却相反。他们的祖先砍伐树木，为他们自己修建什么金字塔，把自己全毁了。现在，他们依然如此，没有改变。 真是愚蠢，简直不可救药。”
我很想指出，从长远来看，城市污染的破坏性比这个严重得多，他和我依赖的工厂以及车辆更是罪大恶极，正是我们执行的政策迫使这些农民毁坏森林。但是，如果我照实说出我的想法，我猜想他会很看不起我，认为我是“土著居民的同情者”，或极端环保主义者，因此是他不能信赖的人。我把目光投向窗外。
这块贫瘠的土地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次危地马拉之行，那时我来这里是要和一位玛雅萨满教法师谈谈。我加入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派我过来，邀请那位萨满教法师在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主持开幕典礼。陪同我前往这里的是一位基金发起人—林恩·特维斯特（《金钱的灵魂》一书的作者）。在安排本次会议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重重阻力。很显然，玛雅人所遭受的来自政府（受华盛顿支持）的迫害，妨碍了我们活动的顺利安排。
最后，我和林恩来到了一所土砖建成的房子前，那里住着一位非常知名的萨满教法师。他头上围着红色的围巾，穿一件绣花衬衫，还有一条蓝色牛仔裤。他住的屋里飘散着一种木柴燃烧和草本植物的气味，闻起来挺舒服。这所房子位于山坡顶部，和我们现在经过的那些光秃秃的山一样，那里的山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我大致给他介绍了来意，非常希望他能出席我们的会议。有他的支持，和他们部族的人合作和交流时，就能更为密切和顺利。他静静地听我说完。当时，我用西班牙语说给陪同翻译，翻译把我的意思用当地玛雅方言讲给他。
在我说完后，那个萨满教法师勃然大怒，振振有词。他激动地挥舞双手，几乎是在怒吼。“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他反问我，“500年以来，你们这些人一直在屠杀我们族人。不仅殖民时代的西班牙人如此，你们美国政府也一样。从我出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就派遣秘密特工和军队入侵这里，现在还如此。你们进攻我们的首都，推翻古斯曼总统领导的政府，可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努力帮助我们人民的总统。你们政府训练危地马拉军队，他们拷打、折磨我们玛雅人。而现在，你竟然过来要我来帮助你们？”
“这些玛雅人，”佩佩说，他的神态似乎告诉我他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思，“他们满腔愤怒。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为他们的贫穷负责。我们给他们工作机会，而他们抱怨这是奴役。如果我们不雇用他们—我的家族曾引进过海地劳动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就暴动，试图暗杀我们。当然，这种情形不限于这里。拉丁美洲各地的情形都差不多。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雨林、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只要是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统统如此。你们这些美国佬可能不明白，因为你们几乎灭绝了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本应该效仿你们美国人的。”他还故意碰了碰我的膝盖，以示强调，“记住我的话，未来几十年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统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你们可以高谈阔论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需要的是强硬派领导人，从而把这些国家的印第安人牢牢控制起来。玛雅人对民主毫无兴趣，盖丘亚族人①或其他任何部族也都如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手软地屠杀我们每一个人。”
我没有告诉他，我和玛雅萨满教法师的交往。最后，那个法师还是同意配合我们的工作。事情的转机是这样的。为了让他帮我，我把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告诉他：我们一起将更容易构建沟通他们民族和我们民族的桥梁。“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我说，“像你们一样，对我们政府在你们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十分厌恨。我们想要改变这一切。”这时，我把带的包打开，里面装的是厄瓜多尔的盖丘特人送给我的印加石头。“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我们也想展开类似的工作。”说完之后，让我始料未及的一幕发生了—他一改口中的玛雅方言，说起了流利的西班牙语。
在佩佩车队抵达地热项目现场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该如何向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建议。这个项目完全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资金，只会让富人更富，让穷人背上更沉重的负债。除此之外，这个项目也将完全剥夺玛雅人的神圣权利。三部车都停下来后，佩佩又一次让我留在车内，不要出来。这时，他们的手下—现在一共是12个—开始搜索周边任何可疑迹象。车外，热气腾腾的水雾笼罩着水潭。
我和佩佩在四周巡视项目选址时，他不时详细地给我列举工程数据，如压力数值、功率及施工造价。我们来到一个水潭旁边，里面气泡翻滚，硫黄气迎面扑来。他指着水雾后面山峰以下的山谷，向我描述了她妹妹计划建造的疗养胜地。
我感到有必要一吐为快，把明显的问题指出来：“毫无疑问，玛雅人将与你战斗到底。”
“啊哈，”他接着说，“这你就错了。你可以说他们愚蠢，但他们了解我和我的家族是谁……”他的嗓音归于沉寂，然后咧嘴一笑，“我确信我们能跟他们达成一致，而且要不了什么代价—只要一点儿钱就够了，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公司需要像我们家族这样的伙伴的原因。如果过来一个全是老美的谈判团队，那么一切就都完了。相反，我们能搞定他们。”他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然后朝旁边望去。我当然明白，不过，正是这些话激怒了我。我朝水塘的另一边走过去，捡起一块石头，朝水泡翻滚的水中扔去。随石头而去的，除了我的愤怒，还有我的敬意，对那些玛雅神灵的敬意，或对那些不为人知的神秘力量的敬意，是他们带来了如此难以思议的景观。
返回城市的途中，正好碰上车流高峰期，耽误了很长时间，结果我错过航班。这不是佩佩想看到的，因此，他和他的飞行员通了电话。工作人员随后到佩佩居住的大楼把我接走，朝他的私人飞机停机坪开去。但佩佩没想到，他调动两个飞行员，花掉上万美元的航空汽油，一路把我送回遥远的迈阿密，从而更快地使他的项目流产了。想起来，这简直太具讽刺意味了！起初，接受他的好意乘专机回来，我有一种负罪感，后来，我又如释重负。我猜想，玛雅萨满法师和地热水中的神灵会为此感到欣慰，为此而感激我。
很多年来，佩佩说的一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中：“记住我的话，未来几十年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统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在我们的世界即将步入下一个千年之时，这番话有了新的意义。
从1998年开始，南美洲7个国家的总人口，占据了整个拉美大陆3。7亿人口中的3亿，他们都把选票投给了向外国剥削宣战的总统候选人。尽管美国媒体和政客都大肆宣扬其中的威胁，但事实上，这些选民并不是拥护无政府主义或恐怖主义。他们是在争取民族自决权利。我们的这些邻国通过民主、选举流程，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他们没有期望获得我们的无私协助，他们想要的仅仅是要求美国公司停止伤害他们，停止破坏他们的家园。
1770年，潘恩、杰斐逊、华盛顿及其领导的男男女女甚至孩子，勇敢抗击了英帝国势力，如今，拉丁美洲人民走的是同一条自由之路。战斗在反抗帝国革命一线的，竟然是当地的土著民。历史的这种非常规演进，实在让人不解。我们的开国祖先根据易洛魁联盟① 原则组建了新政府，我们的大陆军队把印第安人召入军队作战，然而，到头来，我们国家感谢他们的方式，却是驱赶和种族灭绝。对于诸多南美国家来说，这些印第安人就是争取民权的先锋。新一代英雄正在崛起。诚然，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根基可以追溯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时代，但是，这些领袖将广大的穷人和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作为强大的选区基础，不论民族、传统、宗教，也不论他们是否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抑或是遥远的自给自足的农民。
这种情形在玻利维亚尤其明显。
在我密切关注玻利维亚2005年的总统大选时，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佩佩会做何感想。当他知道一个出身卑微土著农民—艾马拉印第安人—以绝对优势赢得总统大选时，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胜出，就是佩佩梦魇的开始。在电视中观看选举结束后的庆祝大会时，我欣幸若狂，不禁又想起了那段特殊的时光。那时，我曾差点就接受了在玻利维亚手握重权的一个工作机会。这次聘用过程充分暴露了公司帝国的态度及其行为。
“玻利维亚是深受帝国剥削的典型国家。”1968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埃斯康迪多的和平队训练营受训时，一位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那位老师曾在玻利维亚生活过，他的所见所闻让我们相信数世纪以来压迫对该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对此我仍然记忆犹新。
完成受训之后，作为和平队志愿者，我前往厄瓜多尔。在那里，我经常想到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从地图上看，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合围成为一个巨大的油炸面圈，里面包围的，就是玻利维亚这个内陆国家。随和平队执行任务时，我曾走遍所有这些国家，但玻利维亚的邻国之一巴拉圭除外。我不想去巴拉圭，这算是一种抗议，鄙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将军，及其所执行的庇护纳粹党卫军军官的政策。我也故意避开了玻利维亚之行，因为来拉丁美洲徒步旅行并曾和我一起待过的年轻北美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较之厄瓜多尔，更为残暴。
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眼中，印度安人在厄瓜多尔的受压迫程度已达极点，世界上其他地方印第安人的生活不可能更艰难了。这个国家的富裕精英认为，土著居民还没有演化成真正的人类。和几十年前非裔美国人在美国所受待遇相似，他们都不享有基本民权。这里盛传一种谣言，说当地的纨绔子弟常玩一种“娱乐活动”：他们会当场抓一个“违法” 的印第安人（如在庄园偷玉米，为的是不让家人饿死），然后命令那个印第安人逃跑，并在他们逃跑时将他们射杀。活动在亚马孙雨林中的石油公司所雇的杀手，干的就是这种勾当。当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是消遣娱乐。不可否认，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受到的压迫是如此的深重，但是，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切·格瓦拉，这名决意要反抗压迫的医生，就将玻利维亚选为他战斗的前沿，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上述观点。于是，玻利维亚的统治阶级开始寻求华盛顿的协助。因为古巴支持切·格瓦拉的活动，所以政府没有把他归为非人类，也没有定义为恐怖主义分子，而是将其划为极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政府派出美国最有经验的杀手，势要将其捉拿归案。1967年10月的一天，在玻利维亚一个叫拉伊格拉村庄附近的丛林中，中情局特工费里克斯·罗德里格斯抓获了切·格瓦拉。经过数小时的审讯之后，迫于玻利维亚政府的压力，罗德里格斯命令玻利维亚军队处决了他。那次事件之后，公司帝国对玻利维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周边国家也不断进犯玻利维亚。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经济杀手的我最终还是去了玻利维亚。此行之前，我做过一些调研。我发现那里压迫情形之严重，简直匪夷所思。和平队老师和那些美国游客的所见所闻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事实上，从历史有记载开始，这个国家的暴力冲突就泛滥成灾，要么成为一个接一个帝国的牺牲品，要么被残暴成性的王朝所奴役。
13世纪时，印加人征服了玻利维亚土著民，印加文化成为主流。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军队入侵该地，征服了印加人，被屠戮者数以万计，可谓残暴。此后他们便以铁血手腕统治该地，一直延续到1825年。在随后1879~1935年的数十年间，玻利维亚战争不断，诸多领土相继丧失。太平洋沿岸地区被智利占领，富含石油资源的查科地区落入巴拉圭之手，盛产橡胶的丛林被巴西攫为己有。20世纪50年代，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领导的改革派政府启动了相关措施，致力于改善多数印加人的待遇，并将压迫劳工成性的锡矿公司收归国有。跨国企业闻讯大怒。1964年，埃斯登索罗政府被一个军官派系推翻。不用奇怪，中情局肯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政变和反政变持续不断。
从地理形态来看，玻利维亚被两条平行而又连绵起伏的安第斯山脉分割成三个部分，各地地貌互不相同：中间是贫瘠、荒凉的高原，叫做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西部是亚热带狭长山谷地带；东部则是低地和广袤无垠的雨林。玻利维亚900万居民的大多数是印第安人，他们固守在多风的安第斯山坡上，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勉强维持生计。玻利维亚生活着好几个民族，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