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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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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安人,他们固守在多风的安第斯山坡上,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勉强维持生计。玻利维亚生活着好几个民族,因此官方语言有三种:盖丘亚语、艾马拉语和西班牙语。玻利维亚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银、锡、锌、石油、水利及南美第二大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的天然气,然而,它却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且,玻利维亚也是最早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一揽子协议的国家之一。当然,我得为此负一部分责任。 
    在我于20世纪70年代最终来到玻利维亚之前,惧于切·格拉瓦革命运动的再次爆发,该国的经济精英和军事当局狼狈为奸,组成了联合政府,对土著居民的残暴统治更是变本加厉。我们作为经济杀手,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寻找突破口,将这个联合政府和公司帝国势力更为密切地整合在一起。和大量的玻利维亚人进行过多次会晤之后,我逐步拟订了行动方案,该方案似乎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众多国家所接受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前身。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一样,玻利维亚当权的统治精英认为,将该国的资源出卖给外资公司的援助计划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他们一直对外资矿业公司言听计从,并从中大发横财,这种“利他利己”的勾当可所谓源远流长,是他们让这个国家负债累累。周边那些由来已久的敌国,无时不觊觎玻利维亚的资源,再加上本国土著居民也在威胁中央政府,因此他们一心傍上美国大佬,希望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并在这种相互勾结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财富。他们会效仿苏哈托,将他们的财富投资于美国和欧洲,以此确保自己的财产不受任何损失,即使玻利维亚未来发生经济危机也毫无影响。 
    20世纪70年代,在该国完成多次会晤之后,我得出结论,玻利维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时机已经成熟。拉巴斯的企业家和政客,都急于将采矿公司采用的模式进一步推广。尽管这意味着出卖他们祖国的主权,他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种模式将减轻他们的负担:再也不必通过征税和资本市场来募集资金,也不必倚靠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来发展水利、排水、电力设施、交通和通信网络,甚至教育系统和刑事制度。他们也深知,在我的帮助下,他们将获得利润丰厚的转包合同,他们的子女将免费入读美国学府,不用花一个子儿,此外还会在我们美国最知名的工程建筑公司获得实习工作。因此,他们急切地批准了针对外资公司的税收减免措施,毫不费力地同意对美国进口产品敞开大门,降低进口关税,与此同时还接受美国对玻利维亚产品的高关税政策。从本质上说,玻利维亚的经济精英、军事当局联合政府,已随时准备接受事实上的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政策,接受条件是,这种政策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伪装之下展开,如“治理有力”、“经济稳健发展”及“结构调整”。 
    政府通过立法,准许建立合资公司、吸引外资并解除货币兑换限制不久,玻利维亚最大的五家国有企业就被私有化了。此外,玻利维亚政府在1990年宣布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进一步把多达150个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后来,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一段趣闻—玻利维亚最有权力的事业公司,邀请我出任董事长。众多美国政府决策者卸任后,即担任薪水优厚的公司高管,由此可见美式官商“旋转门”①之一斑。 
    1990年,卢卡帝亚国际公司—这家美国公司与我联系,问我是否有兴趣担任他们全资子公司—玻利维亚电力公司(COBEE)的董事长。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善于并购问题公司,然后将其整合成盈利中心。在2004年,卢卡帝亚公司获得反托拉斯准许,收购了全美长途运输公司排名第二的世通公司50%以上的股份,一举成名。这家公司的代表向我透露,我似乎是管理玻利维亚电力公司难得的合适人选。不错,我过去曾参与精心策划适合玻利维亚的结构调整计划,除此之外,我还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我曾在美国创建独立电力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成功运营这家公司(该公司是我离开经济杀手队伍后自己创建的,但因为我以前担任经济杀手的关系,积累了诸多人脉和资源,公司因此受益无穷);第二,我可以说西班牙语,对拉丁美洲文化了解精深;第三,我是前经济杀手,因此是争取扩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所需的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贷款的理想人选。 
    在美国东海岸与该公司代表面谈之后,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将我和家人(我的妻子威尼佛雷德、7岁的女儿杰西卡)送往盐湖城的一栋别墅。这里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卡明和他的妻子常住的地方。与几个公司高管寒暄一番之后,我们随卡明家人前往专用餐厅,享用五道菜的正餐,全都是他们的家庭厨师和工作人员下厨准备的。随后卡明和我前往他的办公室私下面谈。中间某个时候,他的一个助手过来打断谈话,解释说他收到了来自拉巴斯的传真,他的西班牙语翻译出去看医生了,因此他希望我能够替他解围。在我用英语大声读完那个传真后,不禁揣测:我的西班牙语能力正在接受检测。 
    毫无疑问,我通过了这个测试,其他测试也是一路过关。那次盐湖城会晤之后,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又为我们三人安排了玻利维亚之行。
    我们降落在埃尔阿托机场,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海拔这么高的机场之一,海拔接近13 000英尺(约合3 962米)。走出海关大厅时,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即将离任的总裁携妻子来迎接我们一行。在该国逗留期间,他们和公司其他高管对我们的关照,几乎可与皇室成员享受的待遇相提并论。他们亲自陪同我们参观各具特色的地方:当地市场,博物馆,殖民风格的教堂,只有像杰西卡这样的孩子才有机会入读的、提供美式教育的贵族学校,那些热切地欢迎我们成为会员的、专门服务于精英的乡村俱乐部,环绕拉巴斯周围的山上的自然名胜景点(包括月亮谷中那些被侵蚀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形状的砂岩)。他们也带我们参观了发电厂和变电所,还沿着拟建的传输线路一路观光。 
    一个雨天的下午,天气很冷。一位公司高管宣布,他将带领我们参观“我们核心业务所在地”。此刻我想到的是,我将见到最现代化的工程奇迹。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司机带着我们在毛毛细雨中行进,最后来到了位于拉巴斯市中心的一家商业银行。 
    只见印第安人排成弯弯曲曲的队列,沿着银行建筑旁边一直延伸到街区之外。为了稍微躲避湿冷的雨点,他们挤做一团,有的人在头上顶着摊开的报纸。他们身穿传统服装,或羊毛裤,或裙子,有的还披着南美特有的防雨披风。我打开一点窗户,一阵冷风迎面扑来,夹杂其中的,还有羊毛湿透和身体散发的异味。这不免把我带入西班牙统治他们的时代,他们一个接一个排成长长的队伍,开发锡矿。眼前,他们一个一个排在那里,不说一句话,不时向前挪动一步,眼睛则朝前面看去—银行的大门,门前有几个警卫荷枪实弹,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沿着队列,有几十个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一旁;不少妇女的肩上都绑着围巾,围巾里面包裹的是小孩,围巾还在不停地滴水。“他们是过来支付电费账单的。”那个高管向我解释道。 
    “太落后了。”威尼佛雷德嘟哝道。 
    “恰恰相反,”那个高管纠正了她的说法,“他们还是幸运的。他们和农村里的同胞完全不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们拥有乡下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连入了电网,能用上电。” 
    返回办公室的途中,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位高管转过来向我们透露说,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通过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定期将成捆的钞票送回美国—就是那些艾马拉人和盖丘亚人排队交上来的钱。“这个子公司为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可观财源。”他喜不自胜地补充说。 
    后来我才了解到,尽管他们用电的唯一途径不过是一个灯泡而已,但是他们每个月都要不辞劳苦、朝圣一般去银行缴纳费用;他们不会收到对账单,也没有信用卡,他们会耐心地排队,然后用现金缴付账单。 
    那晚,在回到酒店客房后,威尼佛雷德问我,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竟然甘当私营企业的特快专递机构,这是为什么。我无言以对,答案其实显而易见—美国驻全球各国大使馆的首要使命就在于为公司帝国服务。我们也很好奇,那个高管为什么把这种消息透露给我们,这似乎违反常情。“他看上去以此为荣。”威尼佛雷德说,“财务观念真的很差。”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到了松戈河项目简报。在我看来,这才是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核心业务,拉丁美洲电力工业高管无人不知。这个项目有一系列电力发电选址,起始于安第斯山脉的顶峰,沿一个很深的峡谷一路向下,进入热带山谷—充分利用能源又维持生态平衡的经典模式。有几个工程师自信地告诉我,路途固然会让人精疲力竭,但考虑到这是亲自去现场考察,因此完全值得。其中一个难过地摇摇头。“再也不会上这种项目了。”他哀叹道,“我们都爱松戈,因为这个项目有力地证明了,水利开发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完美。然而,现代的贷款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它们绝不会在这种匠心独运的小型项目中投钱。如果换成它们做,它们会坚持要求我们建造一个巨大的水坝,淹没整个山谷。 
    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总裁和妻子提议,带我们去松戈河。未及破晓,他们便派出一辆四轮驱动的旅行车,到我们下榻的酒店来接我们。我们驶出城外,向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进发。这块贫瘠的高原上覆盖一层薄雪,看上去很像北极区的苔原。突然,破晓的阳光照射过来,我们看见红彤彤的太阳从连绵不断的科迪勒拉山脉背后探出来头来,十分壮观。这座被喻为“美洲的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上,屹然矗立着22座覆盖冰川的高峰,海拔至少19 000英尺(约合5?791米)。 
    几个小时后,在我们就要通过海拔约为17 000英尺(约5 182米)的高山隘口时,杰西卡第一次有机会一睹冰川的风采。羊驼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四处走动,在它们身后就是蔚为壮观的冰层。我们停下车。杰西卡跑过公路,想近距离欣赏前方的冰川。她的嘴唇因为缺氧变得乌黑。突然,她蹲下身子,剧烈呕吐起来。我和威尼佛雷德急忙连拉带推把她弄进车里,然后迅速返回低海拔地区。 
    冰川融化的水汇集注入松戈河,横贯松戈河的是一个小型水坝,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水库。水库中的水沿着深山开凿的运河,经过地道,进入水闸,最后注入发电站发电。这种流程被重复了多次,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流的发电潜能,二来可以维持自然景观的原样,堪称独具匠心的天才设计。峡谷周围全是陡峭的悬崖,我们沿着蜿蜒的峡谷前进,这时杰西卡已经完全恢复,她发出了一句感叹,引起了我的共鸣。“他们幸好没有建大坝,整个山谷因此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说,“简直太美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雅致的小别墅旁停下。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接任董事长职务,这将成为我们私人的避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我、威尼佛雷德及杰西卡徒步去了附近的一个瀑布。从拉巴斯,再到那个高山隘口,我们呼吸的都是稀薄的空气。而现在,站在海拔8 000英尺(约合2 438米)的地方,我们精神为之大振。我们攀上一处紧靠瀑布的悬崖。透过葱翠的枝叶,看见太阳正向那条狭长峡谷后面的山后慢慢退去。之后,我们爬下悬崖,返回原地。别墅管家为我们端上了刚烘烤好的点心,味道很鲜美。 
    那晚,杰西卡睡觉后,我们四个大人一边喝鸡尾酒,一边聊了起来。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电力公司董事长和他的妻子,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现在非常急切地希望我来接替董事长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返回美国。他们不时向我兜售在这里工作的好处,和我以前听到的没什么两样:我们将入住豪华别墅,有专用司机带领我去拉巴斯的任何地方,武装警卫随时保护,有私人厨师、女佣和园丁精心侍候,将掌管用以招待玻利维亚独裁者的大量报销费用。他们指出,我将成为玻利维亚仅次于该国总统的第二号人物;只要发生任何政变,我就成为最有权力的人,因为是我控制电力—不论是连入总统宫殿还是军事基地的电路。就连美国中情局,也要倚靠我完成他们的支持计划。 
    我们躺在床上时,威尼佛雷德对我们参观的电力项目赞不绝口。“能与之媲美的项目,我还从没有见过。”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作为起点,推动拉丁美洲的电力革命。不用那些印第安人排队缴费,让广大农村地区也能用上便宜的电力,发展更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项目,而不是从世界银行贷款修建大型水电站,并带领公司致力于维护环境生态系统。” 
    我听得很认真。第二天,在我们返回拉巴斯的途中,以及在我逗留玻利维亚的其余时间里,我一直在反复思考她说的话。我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高管以及工程师也讨论过好几次。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都为军事独裁者所统治,对公司帝国势力总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心迎合。他们对我表示怀疑,这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有一位秘鲁籍工程师,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他的说法大致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卢卡帝亚想要的是成捆成捆的钞票。”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这种情形,我想得越多就越愤怒。拉丁美洲俨然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象征。古斯曼领导的危地马拉政府、古拉特领导的巴西、埃斯登索罗执政的玻利维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罗尔多斯领导的厄瓜多尔、托里霍斯领导的巴拿马,还有西半球的其他任何国家,只要自然资源富饶,我们的公司就馋涎欲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下定决心,要让国家资源造福于他们本国的人民。然而,他们都遭遇了同样的结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一个接一个,要么被政变推翻,要么死于暗杀,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受美国操纵的傀儡。我曾为美国政府担任了10年的经济杀手。自我洗手不干之后,又有10年过去了。然而,那种罪恶感依然驱之不散,愤怒也如影随形。在我效力公司帝国并满足自己贪婪私欲的过程中,我徘徊过,但最终还是远离了从小我就推崇的信念和理想。这种出卖自己灵魂的勾当让我狂怒不已,同时,一想到我现在试图改变公司(如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遭遇阻力,就更让我满腔怒火。不论结果如何,我决定要尝试改变。 
    当我们返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卢卡帝亚负责招聘我的高管。我告诉他,我会考虑接受这份工作,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让我改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将其打造成倡导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模范公司。我告诉他,松戈河电力项目令我大开眼界,而且,该公司的定位与众不同,可谓是变革的代言人,因为该公司有机会为西半球最贫穷的部分居民提供电力。 
    电话那端停顿良久。他告诉我,他会与伊恩·卡明谈谈。“不过,”他说,“不要过多指望。我们这些管理人员要为股东负责,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有责任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接着又停顿片刻,“你愿意重新考虑吗?” 
    他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绝不。” 
    自此过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我。
    对于外国机构对玻利维亚的盘剥,以及我担任经济杀手的生涯中在玻利维亚与之狼狈为奸的所作所为,我想得越多,我就越愤慨、越沮丧。我想过飞回拉巴斯或哥伦比亚,或其他任何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南美国家,加入他们的抵抗运动阵线。因为我想到,托马斯·潘恩就会这么干。接着我又意识到,他不会拿枪去抵抗,更确切地说,他会拿起手中的笔。现在,我问自己,我怎么做才最有效。 
    在我的一次旅途中,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当时,我与一家在危地马拉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外出考察。与一位玛雅长者谈话之后,我认为,我有必要返回厄瓜多尔舒阿尔部落所在地。二十多年前,我曾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那里生活过。现在我能理解,当时的我一方面要忠于和我一样充任经济杀手的同仁,一方面负罪感又压得我喘不过气,而且我又想将我所犯过的错误公之于众,但却又沉迷于这种遍及我们社会的万恶之源—拜金主义。这一切让我困惑无比,心力交瘁。估计是我的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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