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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24日，吴旗县政府又与长庆局签订了《关于开发吴旗石油资源及有关问题的协议书》。协议规定，长庆局把包括长官庙、庙沟中台吴41井区，面积35。8平方公里，和庙沟苗沟村33井区面积8平方公里等5个区块，划为“委托吴旗县独立开采开发区”。
协议还规定，从长庆局和吴旗县开发石油的长远需要出发，将王洼子乡、李台子村33井区，和周湾、长城、楼坊坪部分区域作为双方合作滚动勘探开发区。
长庆委托吴旗县独立开发的5个区中，有4个区块是明确了面积，但长官庙区的范围和面积当时未能确定，双方协定视今后勘探开发情况另行标定，这是引起后来吴旗县与长庆局，就石油资源开采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双方产生矛盾的一个焦点是是否越界开采？吴旗县认为区块划分应以地质构造区域来确定，不能以行政区域划分为依据，更何况长庆局在自己的油井划分上，也是依据地质构造来确定。如元城子油田，按长庆局划分，应在甘肃或元城子乡区域，而实际上长庆局是按地质构造来划分。
吴旗县认为，由于当初委托的长官庙独立开发区的范围界限双方未能确定，因而不存在越界开采的问题，长官庙区域虽为长庆油田依法登记的开采的油块，但在新《资源矿产法》出台之前，双方已签订了开发协议，将长官庙区委托吴旗县独立开发。
这一委托行为符合原石油部1987年12月24日发布实施的《石油及天然气勘查、开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持有石油、天然气开采许可证的企业，可以划出一部分采区承包给其他单位。依据这一规定，吴旗县认为自己的开采合法有效，不存在越界开采的问题。
矛盾发生后，为了解决陕北石油资源开采出现的纠纷，自1997年以来，国家有关部委多次来陕北调查情况，在国家经贸委、国土资源部印发的《关于陕北地区石油开采秩序情况调查的报告》与1239号文件中，提出了解决有关石油资源纠纷的意见，要求长庆局与陕西省延长石油工业集团双方协商，组织对委托开发区进行界定和变更登记，对勘探开发合作区内县钻采公司及联营单位开采的区块予以承认，并按规定办理采矿许可证。
但双方对文件的有些指导原则理解不一致，是否存在越界开采的看法也存在分歧，使这个文件的要求没有落到实处。
一位投资者向我分析到，当初长庆局也许并不看好陕北的石油资源，这也是4。13协议能签订的一个内在原因，而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使投资商招聘来了中国各大油田最优秀的石油专家与工程师，他们根据陕北的地质构造，在技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为投资商开采石油扫除了障碍。
而来自中国各地的投资商在陕北大规模的开采并取得成功，使长庆局又感到自己的地位与利益受到了威胁，它企图借整顿将陕北的石油资源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中，这必然又与陕西保留地方石油开采权发生冲突，吴旗事件只不过是这种矛盾的一个表现。
但石油的开采使这个被称为陕北西藏的吴旗，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没有开采石油之前，吴旗县地方财政收入1992年仅为402。2万元，而到1996年，石油开采公司为地方财政提供了1141万元，使全县的财政收入达到了2436。7万元，一举摘掉了长期吃国家财政补偿的帽子。2001年吴旗财政收入冲向了1。16亿元。
焦点访谈的报道，虽然涉及的是吴旗县少数官员非法参与石油开采，但这一事件又不能不对陕北其他采油县带来影响。形势急剧变化带来的压力使当地政府加快了整顿的步伐，他们也许不能停留在观望及原来的整顿基础上，收回油井风暴向投资商席卷而来。
张怀宇告诉我，吴旗事件发生后，受国务院的委托，国家经贸委、监察部等有关领导，分别带人到陕西督查石油整顿，他们要求立即收回个人油井收益权，严厉查处有关领导参与非法采油行为。
巨大的压力向陕西省官员逼近，2002年10月15日，陕西省政府在吴旗县召开了整顿石油开采的汇报会，会上决定，彻底取缔所有联营开采石油的公司，收回他们的经营权、开采权。
接着11月出台整顿的方案，并以榆林、延安市政府的名义下发整改的文件，文件下发之前，两市又组织了由财政、税务等部门参加的会议，来研究如何收回油井的方案。
直到这个时候投资者看到的命令是，不管是否到期都要将油井收回。2003年3月收回油井的风暴首先刮向延安安寨县。
但收回油井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一位投资商向我说，收回油井政府没有和投资人协商，也没有先签订协议，投资者只是从布告上看到：先收回后结算，再解决遗留问题，投资者不得拒绝交油井，如果不交油井，一切后果自己承担。
安寨县投资商停止开采石油的日子是在3月14日。安寨县有关领导通知石油开发商到县礼堂开会，到会的投资商只有一部分。会上领导宣布了油井收回的政策、办法，读完了收回油井的文件后，领导宣布散会就走了。这个消息对石油商来说来得太快了，他们几乎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想到政府会不给他们一个坐下来谈判的机会。
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2003年3月15至16日，当地政府就采取了收油井行动。一个油商告诉我，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投资商以为大雪封山不会有人去收他们的油井，但政府派去的人还是将他们的油井收回。
不甘于自己的财产被强行接收的投资商又回到油井边，对政府派来看井的工人说，你们回去吧，这油井还是我们的。工人回去报告了情况后，钻采公司又与警察赶到了油井将投资商驱散。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风暴向投资商席卷而来（2） 接收油井的行动开始后，安寨县委书记还带着警察到山上接管。据现场目击的投资商说，书记到油井对看井的人以威胁的口气说，谁敢乱动？我带着公安、检察院、法院一整套司法机关，现场办公。谁敢反抗就地逮捕，就地宣判，就地执行。
为了要回油井，安寨县的投资商到北京请律师，一家律师所应投资商的请求派了一个律师团去安寨。
律师团将写好的一份法律意见书，交给安寨县政府，政府领导却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接见，只是出来了一个办公室主任，对他们说将情况向领导反映一下，律师团碰壁后又前往延安。
到延安找市长时，律师遭到了同样的待遇：领导很忙没有时间接待。律师无计可施只好无奈地返回北京。而投资商看到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行不通，他们仿佛感到自己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与权利。
油井被收回后，油商感到自己的财产仿佛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讨个说法，油商们组织起来集体到县政府上访。上访几天以后，政府没有人出来理他们，接着他们到延安市政府上访，但值开两会期间，当地警察用车把他们带到了政府信访办。
市政府的副秘书长，经委副主任等领导接待了他们，但这无济于事，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他们最后被各县派来的警察用警车强行拉回了各自来的县。被带回去的油商仍不甘心，他们希望找到有个说理的地方，于是他们到陕西省政府去上访。
省政府有关领导劝他们回到各自的县去解决问题。到省政府上访没有得到结果后，油商们深感失望，发现在当地都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油商们只好抱着另一个幻想去北京上访。
北京信访接待的人员还将此事通知了陕西省，省里又向上访的各县通报了情况，要求把各县上访的人带回去。陕西来的官员在信访办的主持下与油商开了一个座谈会，有几个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官员只是说收回油井是国家的政策，我们要坚决执行。
油商则据理力争，国家的政策我们遵守，但你们收回的方式不对。我们投资开发石油是按当地政府出台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的，现在要收回我们不是不答应，但要坐下来和我们公平、合理地谈收回的条件，油商代表的话使陕西省派来的官员无话可说。
双方最后谈得不愉快，来的领导要上访的油商回到当地协商解决，可油商说是你们不协商，我们没有办法才到北京上访。官员则说只要你们回去，第二天就与你们协商解决。
上访的人在北京苦苦地熬了10多天，也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结果，当时北京正受“非典”的影响，最后他们不得不陆续地回去。
回来的油商不久又与安寨县政府谈了一次，但他们得到的却是失望，县委书记说这件事他也难以解决，他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眼看从县、省直到北京的上访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有些油商感到很绝望。
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安寨县大约有几百名油商只好涌到油井，想再次夺回自己的油井，但结果被赶来的警察将他们驱散，一位油商告诉我，警察在现场抓了几十人，被抓的人剃光了头发带到街上游行示众，同时以破坏公共秩序、妨碍公务罪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以公拘大会的形式拘留。
当时正处于“非典”期间，有关规定不允许有这么多人的集会，有些油商便给陕西防非典办、卫生部防非典办打电话，希望能制止公拘大会的进行，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回答，公拘大会继续进行。油商们看到这个情形很气愤。
事后，一位律师告诉我，这种游行示众的行为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他会见被抓的当事人时，警方说他们涉嫌的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因为油井已被钻采公司控制，投资商进去拿走了设施导致油井停产。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凭什么要强行收走 面对油井被接收，投资商感到很困惑：自己的财产，什么手续也没有办，政府凭什么要强行收走？
对于投资者的疑问，陕西省经贸委副主任张怀宇对我说，让不具有资质的企业开采石油，有违国家的法规。1997年1月1日，国家重新修订了《矿产资源法》，废除了原石油部发布的《石油及天然气勘查、开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中第19条有关持有石油、天然气许可证的企业，可以划出一部分采油区，承包给其他单位的规定。
新的《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
但进入陕北地区开采石油的私营公司，是依据当地政府出台的招商政策，原石油部的管理办法废除后有多少投资者知道？而且投资者与县政府签订的开采协议，是在矿产资源法修改之前。
投资商告诉我，安寨县的财政收入已达到两个多亿元，县委书记曾总结说，县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开发，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没有开采之前这个县的财政几乎陷入困境。
考虑到现实的压力，投资商感到，如果不接受政府提出的赔偿条件，那么有可能损失更大，向法院起诉或者上访成本更高，而且受政府的行政干预法院也难以受理，如果接受赔偿还能减少一些损失。
现实的利益，使延安市各县大部分投资者与政府签订了赔偿协议，张怀宇透露，目前延安市除收回已到期的油井以外，已与390户联营单位的1376口井，签订了有偿收回协议，兑现补偿资金2。86亿元。
那些即使签了协议的人，拿到的钱也只有一半，另一半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支付。原因是县钻采公司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补偿。
但安寨县还有些投资商因不能接受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而未与政府签订协议，他们仍希望政府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赔偿，他们打油井的投资来自亲戚、朋友借款及银行贷款，他们的油井是外地人走了后转让过来的，在支付了高昂的转让费后他们接着开采，但所剩下的油也不多，特别是油井被收走了以后，他们一下子难以拿出足够的资金偿还借款。
据投资商介绍，1999年以前当地的石油开发政策是，只引进外地投资者。后来，当地的一位领导在一次县常委会上提出，如果不让当地投资商开发，那么外地油商开发赚钱走了以后，拿到外地消费，这对当地经济仍不会起到推动作用。这个建议提出来后，2000年安寨县打破了只让外地人投资的规定，当地石油投资商开始大举进入。
安寨县一位姓乔的投资商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的，他伙同其他股东投资打了14口油井，但出油的井只有7口，那不出油的7口井，平均每口井的投资在60多万元，这一下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就在他还要寻找新的油井时，2000年11月，当地政府下达了整顿油井的通知，规定不允许再打新的油井，而他新打的油井快到油层时被当地政府的人员制止，油架也不得不拆毁。
而出油的井产量低，使他只回收了部分投资，离投资收回期还有一段距离。他的投资大部分是来自贷款，仅银行贷款就占100多万元，其他来自私人高利贷150多万元。
他的公司还有4个股东，有的出资100多万元。这些股东的背后又有许多小的股东投资给他们，有的1万元至3万元等。油井被接管后，他的投资不但难以收回，而且难以向股东支付利润，他不得不去北京上访并与其他投资者商量如何要回自己的油井。他的举动被当地警方认为是煽动闹事，以至被列入抓捕的对象。
他告诉我，为了躲避警方他已有三个月不敢回安寨，但他说很想家，家里孩子正考初中，需要有人给予支持，而现在有家不能回他感到很痛苦。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应该为人民着想，为投资者着想，可我们投资的油井就这样被他们收走了，我们到何处说理去？为什么政府不与我们坐下来公平地谈判？他们只是说执行上面的政策，可我借的高利贷靠什么还？政府收回油井的行动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我感到自己将要破产了。”他愤怒地对我说。
他曾经在安寨县一家单位开汽车，车被单位卖了他失业了好几年。当地允许开采石油后，他借高利贷进入了这个行业。他以前对石油产业一无所知，但开采石油一年以后，他对石油勘探、开采、测量、看图纸等全都学会了。
“国有石油公司与我们私营公司的差别在那里呢？我们打一口1000多米深的井，成本控制在80至90万元，而国有企业打一口油井，它的成本就要达到100至120万元，我们采一吨油的成本在200多元，而国有公司却要达到500至600元，这个差别就在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成本。”他说。
他还指出，既然矿产资源法不允许私营企业开采，那么政府为什么还要与我们签订开采合同？按合同的8年期，他的判断是能收回全部投资的，但新油井的开采被突然停止，油井开采权、经营权、所有权被政府收回，使他感到收回投资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安寨县大部分从事石油开采的私营公司，往往是几个大股东出资成立。大股东的资金又是来自小股东，油井的收回使大股东失去了开采权，随即这种风险传向大股东背后的小股东。
第十二章私营石油公司为何梦破我要保护我的财产权 就在延安安寨县于2003年3月刮起收回油井的风暴时，榆林地区的定边、靖边等县似乎还处于观望中，投资商以为收油井的风暴不会刮向榆林地区，他们幻想继续从滚滚冒出的石油中，看到财富成长的奇迹。
但到2003年5月底，据悉，陕西省政府批评榆林市有关领导，说整顿油井的行动不力，这样做对延安的一些县收回油井有阻力，因此，必须将油井全部回收。
6月13日，榆林市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市长王登记主持了会议。会上指出各县虽然在积极收回油井的三权，但同时一些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也出现了，这是对贯彻会议精神的态度不够坚决，各县普遍存在着观望、消极畏难倾向等。会议强调，收回油井的工作已到了决战决胜的阶段，也是各种利益，各种矛盾交替碰撞最激烈的时期。
就在这个会议上，形成了一个收回油井的55号文件。文件的核心是先接管后清算，回收的原则是坚持无偿收回，凡是投产满5年，投资收回的油井，采取无偿无条件收回。
而就在这个会议之前的2003年5月23日，榆林市王斌副市长在全市收回油井三权调度会议上指出，靖边县提出在收回年限上统一延长2年，这一点市领导口头承诺过，我也同意，但在2年的内涵上并不是让你不考虑投资年限。不论是否收回投资，给所有油井进行2年补偿，2年的补偿期只能适应政策容许的补偿对象。
55号文件中凡投产满5年无偿收回的规定遭到了投资者的强烈反对。榆林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白武华对我说，1999年下发的1239号文件，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