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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说得程如峰热血上涌，好不感动。
谢过了包璋，程如峰和包义旭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二十多里的崎岖小路，在包家洼十分顺利地见到了包训甫。
包家洼，这是隐在大山褶缝中的一座宁静的小山村。虽已不是刀耕火种，但生存条件的艰苦，还是让程如峰感到意外。更感意外的，当然还是包家洼人待客的纯朴热情和实诚，以致让他一时犯了糊涂：自己来到的是一个不能再偏远的小山村，是离文明更远了，还是更近了？
当时，天气已开始变得炎热，山里的各种蚊虫很多，包训甫把有蚊帐的床铺让出来给客人，宁肯自己去忍受叮咬。程如峰和包义旭都要求按当时出差的标准付粮票和伙食费，包训甫死活不肯收。程如峰过意不去，只得说：“那就算是给孩子买点饼干吃吧。”那时买饼干是要粮票的，城里人才有粮票，包家洼的孩子不可能会吃到饼干，这对他们是不敢想像的奢侈品。显然是程如峰的这句话起了作用，只见包训甫的爱人感激得双手直抖，羞涩地收下了钱和粮票。
这可是“深入批修整风”的宣传调门居高不下的一九七三年夏天，外边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大山深处的包家洼，却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村民们安详而平和地劳作着。不时还可以听到几声高亢而幽远的山歌，全然没有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的嘶叫，和铺天盖地令人心悸的“红海洋”和大字报。尽管这里的山墙上，也写有几条刺眼的标语，但它在一望无边的大山丛中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这使程如峰一下就联想到了“天高皇帝远”这句俚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正因为这样，包训甫才毫无顾忌地向他们说出了保护包氏家谱的真实情况。
家谱本来是收藏在包训甫家的，这事谁都知道，公开得已无密可保。文化大革命兴起后，身为大队长的包训甫到公社开会，最早接受发动社员破“四旧”的任务。按上边的要求，他应该首先把自己保存的家谱拿出来交上去，或当众烧毁，以表明与封建社会的东西彻底决裂。但他没有这样做，苦思冥想了一个晚上，觉得老祖宗包拯毕竟是老百姓真心拥戴的一个“清官”，家谱记载的也全是包公后裔一脉相承的来由，叛祖忘宗，是要遭天打五雷轰的。
包训甫想得并不复杂，一旦决定又是义无反顾。他私下与大队书记包先德碰了个头。包先德也有同感。两人一合计，便下了个决心：谱必须保护，不能交出，更不能被销毁，即便为这挨批斗，进“牛棚”，哪怕是蹲“班房”，也不能吐露半点真情！
但是，形势又是明摆着的，谱不能再放在包训甫的家里了，必须立即转移。转到哪儿才万无一失呢？包训甫把脑袋都想大了，最后才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这就是姚河公社三江大队的包先定。
包先定为人热情，办事机敏，有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遇事冷静，又十分注意方式方法，这事委托给他，是最叫人放心的。再说，包先定住在姚河，姚河那边包姓的门户小，目标不大，不容易被人注意。姚河地处边界，即便有个意外，走漏了风声，只要转移几条田埂，就又是另一个公社了。
包训甫和包先德商定好了之后，趁一个夜里把谱送了过去。
包先定接到包氏家谱以后，深感责任重大，左思右想，自己也是一个生产队长，这职务算不上个鸟“官”，但这身份与这事多少有些相抵触。为更稳妥起见，他又选定了一个更为理想的角色：包训根。
包训根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成分好，读书不多，性格耿直，是村上有名的“杠子头”。如果他说“生姜是树上结的”，他是这么认为的，你就别指望让他改变看法，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甭想。大家都熟悉了，就都对他谦让三分。但此人心地善良，还极有正义感，路见不平，定然相助。
包先定把包训根叫到自己家里，话往明里说道：“眼看就要扫‘四旧’了，我这儿保存着咱包家一套完整的谱……”
话只说到这儿，就被包训根打断，他惊喜地问：“队长，你家保存了一套谱？这事以前咋没听你讲过？”
包先定嗔怪道：“这事可以随随便便朝外说吗？”
包训根寻思着点了点头。包先定这才接下去又说：“我考虑你为人可靠，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谱是交上去或是把它烧掉，还是秘密地保存下去？”
包训根脖子一梗道：“瞎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谱，怎能交出去烧掉？没有谱书，还不没大没小了，上下辈分乱了套，成什么体统！”
“你的意思是……”
包先定属于有着一定社会经验和组织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是比较聪明的一类农民，聪明中带着狡黠。他话只说了一半，就神态认真地盯着包训根瞅。
“当然要保存！”
包训根说得信誓旦旦。包先定一听，心里乐着呢，却装出了满面的愁容。说道：“训根，不行啊。我是生产队长，谁只要把这事捅出去，谱是肯定保不住的，人倒大霉不说，家族一班人今后还不知会把我说成啥样呢。”
包训根听队长这么一说，心直口快道：“你是干部，我算个屁，你收藏不方便，就把谱交给我！”
包先定等的就是包训根这句话。不过，他依然煞有介事地诘问：“真的追查下来，你就不怕？”
包训根豪迈地笑道：“你不朝外说，鬼知道？怕，我怕谁？它天皇老子来，我也不搭睬他。”
“真的？”
“你咋看不起人！”
包训根感到天大的委屈。
“好！”
包先定佯装终于下了决心，往包训根的前胸猛地擂了一拳，说道：“训根啊，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小子要能把谱保护下来，就是给包家立了一个大功！”
说罢，便连谱带盒子用事先洗干净的塑料袋套好，郑重地交给包训根。包训根望着沉甸甸的一塑料袋的包氏家谱，突然变得十分激动。他的脸涨得通红，脖颈上的青筋也暴突出来。他说：“大叔，你放心，只要我训根在，谱就在！”
包先定非常高兴，至此，他可以完全放心了。但他想了想，依然严肃地说道：
“谱在，你训根也要在。这事一定要严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连侄媳妇都不要告诉，懂吗？”
包训根脑袋点得像鸡啄米：“知道，知道。”
包先定又再三叮嘱：“万一有人找你麻烦，一定要沉着，别胡来，你只管顶住，有我给你开脱。”
包训根不再说话，眼只管直勾勾地瞅着手里的东西。包先定看出来了，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了；再多交代，对方的牛脾气说不定就要爆发了。
最后，包先定充满感情地说道：“好，大叔不说了。大叔信不过你，这么大的事会交给你么？”
包先定留包训根吃了顿晚饭。虽摆不出像样的鸡鱼肉蛋，包训根却已经受宠若惊了。因为包训根有任务在身，包先定没敢请训根喝酒。
饭后，包训根背着塑料袋悄悄出了门。
包训根开始把谱藏在家中。扫“四旧”的挨家挨户地扫，一进门便把香炉、烛台，乒乒乓乓一齐扔到地下，砸了个稀巴烂；墙上画的“麒麟送子”、“麻姑上寿”之类的吉祥画，不是用锹铲掉，就是用烂泥糊上，然后就是上上下下地搜。包训根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气。眼看要扫到自己家时，包训根情急之中，突发奇想，他装着浇菜，挑了两桶大粪水，晃晃悠悠地把粪桶朝家门口一放，双手捏着条扁担，单等扫“四旧”的人找上门来。待人一走近，还没进门，他就直着嗓子大喊大叫起来：
“我可是八代贫农，有话说在前面，谁想在太岁头上动土，在我家翻箱倒柜，砸砸掼掼，有他的好果子吃！”
包训根的倔劲远近闻名，这种叫板儿先就把大家镇住了；再望望门口的粪桶和他手里的扁担，就更怕三分。扫“四旧”的嬉皮笑脸地为自个儿找梯子下台说：“你他妈穷得叮当响，翻箱倒柜会‘扫’出个金观音、银菩萨来吗？”
他们故意夸张地伸头探脑往门里瞅，一边说笑着就从门外走了过去。有人还讨好卖乖地说：“谁敢跟你斗？你包训根是当然的革命造反派。”
一场虚惊总算过去，粗中有细的包训根发现，原来扫“四旧”是只扫家里不管屋外的。他心想：谱藏在家里，迟早会有危险，要是哪天我外出去干活，他们中的冒失鬼突然跑到家里把谱搜去，再给烧了，不就后悔也来不及了么？
这天他出了村子四处观望，看到屋后的树林子里有一座自家的大草堆，那稻草秸被盘得就甭说有多严实了。他不觉心中一动。“要是把谱藏在草堆里，日晒不着，雨淋不着，还神不知鬼不觉，等于进了保险箱。”
包训根趁一个月黑天把谱从家里转移到屋后的大草堆中。就这样，一部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被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直到程如峰和包义旭到来，谱还完好地藏在包训根处。而且这事除了生产队长包先定外，谁也不知道。
程如峰拿到这部十分完好的《包氏宗谱》时，兴奋得心里直发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齐全的谱书。它续修于民国七年，即一九一八年，仅仅是谱诰、旧序、绘像、艺文、实录、谱论、凡例、家规、家私以及渊源世纪等等内容，就用去了两卷的篇幅。
程如峰最想知道的“墓图”及“碑记”，更是赫然载于其中，这太叫他感到惊喜了！
看了《包氏宗谱》，程如峰才知道，原来包姓的始祖是公元前五世纪春秋后期楚国大夫申包胥，其后的子孙便“以字为姓”，由此姓包。到了包公包拯，已是申包胥的三十四代孙。《包氏宗谱》上的许多事情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包姓始祖的第五十四代孙包相是在明代的弘治年间，即一四八八年至一五〇五年期间，由合肥迁往舒城的山区，成为今天包家洼包氏宗族的一世祖的。
程如峰暗下判断：这部于民国七年续修的《包氏宗谱》，实际只应该称其为《包氏支谱》。不过，他又认为，虽为“支谱”，但却因其记载内容的翔实，还是很容易地可以窥视出包氏渊源清晰的脉络的。
程如峰在这部难得的《包氏宗谱》上，发现了有关包公墓的三条非常宝贵的资料。谱中有一幅包公墓园图，图上绘出了包公墓周边的地形，这大概就是风水先生所说的“龙脉”。墓前，除有一座香炉、一张供桌而外，还有一对石人和一对石羊。这些摆设，在今天的清理现场已都不存在。据住在黄泥坎的一位老农说，在他的印象中，解放大军进城之前，包公墓的周围就没有了东西。可见从续修《包氏宗谱》的一九一八年，到解放大军进城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三十多年中，包公墓园一带的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多半与日寇占领合肥八年有直接关系。
谱中还有一篇林至写的《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的文章，记述了南宋庆元五年，即一一九九年，包公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淮西路官员见包公墓被严重破坏，惨不忍睹，遂拨公款进行了一次重修。修复后的包公墓，“祭享有堂，墓道有门”，“植艺松桧，立表树阡”，规模还挺大，“缭以周墙，方一百五十步”。
这篇《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使得程如峰的思维顿时活跃。有一道耀眼的亮光划过脑际，一下子把他纷繁的思绪照得彻亮。
他想：既然包公墓早在南宋庆元五年之前，就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破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那么，今天清理出的包公墓志石碎成五块，且中有凿孔，包公夫人董氏的墓志石也裂成七块，就都不奇怪了。
不过，他又想：既然包公墓曾经遭到如此的破坏，那么，是否在南宋庆元五年重修之时，就已经把真正的包公墓给搞错了呢？否则，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会在位置卑下、埋葬草率的一座小墓之中，清理出了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铭呢？
总之，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一点程如峰已经坚信，这就是，被吴兴汉编为“一号墓”的那座小墓，显然不会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而只应该是遭到了一场变故之后的迁葬墓！
他甚至可以确认，被包氏后裔世世代代年年岁岁祭扫的主墓，就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
程如峰开始变得兴奋起来。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困惑着清理发掘小组的那许多异常的情况，也就烟消冰释了。比如，一棺两铭的问题不仅变得清晰起来，而且，反过来又成了支持这种结论的强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它不是包公的原葬墓，也不是董氏的原葬墓，所以才会出现有两合墓志石，却只发现一个人的遗骨；同样，董氏的墓志盖才会少了一角，而在那座小墓中也无法找到。
程如峰回到合肥以后，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他又听一个包氏后裔说，桐城县一个叫包先国的人也偷藏有一部包氏家谱。那人告诉他，扫“四旧”时，包先国是将谱藏在屋后的石洞里，藏谱的箱子里因为包了一块生石灰，既吸潮又防虫，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但他依然不放心，又把箱子秘密地悬在山洞的深处，绳子上还捆了一束老鼠刺。这样一来，就是老鼠也啃不着谱箱。
程如峰立马去了桐城。在包先国的帮助下，他又看到了二十四本的《包氏宗谱》。这是属于桐城一支的包氏支谱。桐城包家的一世祖叫包裕祯，为包公的第十三代孙，当过玉山县令，致仕后，由合肥前往桐城，时间大致是元代中期。由于出自同一渊源，在各支系分出之前的部分，也称“谱头”。各支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宗谱即便失传的情况下，有了支谱，仍可以看出总谱的基本内容。
现在，用舒城包家洼的《包氏宗谱》去对照桐城的《包氏宗谱》，程如峰注意到，桐城谱修于清朝光绪三十年，即一九〇四年，舒城谱修于民国七年，那已经是一九一八年。可以看出，桐城谱比舒城谱又早了十五年。谱头不但内容相同，其中的人物画像、祠墓绘图，舒城谱都是从这部桐城谱中翻刻而来的，一模一样。但是，这中间，仅仅只有十五年之差，包公墓图上绘制出的祭奠摆设，就又少了一对烛台、一对石虎和一块墓碑。这种不同的墓图，正好反映出了历史上的变化。
从光绪三十年，到民国七年，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从太平天国的教义看，它承认上帝，却是把庙宇和祠堂都视作“妖”的。他们所到之处，此类建筑均全部烧毁，夷为平地。合肥地方志上就有这类记载，众多的庙宇和祠堂就在那段时间无一幸存。另据《宋史·礼志》规定，宋朝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死后墓前准许设置石人两个、石虎两只、石羊两只，并且，可以享用望柱——即天安门金水桥前那样的华表。包公生前曾任枢密副使，官至二品，当然应该具有这些石象生。桐城谱的包公墓图，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情况，只是少了一对望柱。
这对重要的望柱，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程如峰的思绪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漂游。他想，自包公入葬的一〇六三年，到桐城包氏支谱续修的一九〇四年，八百多年间，大的改朝换代就有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元兵南下，南宋灭亡；农民大起义，元代灭亡；满清入关，明代灭亡等四次之多。在这诸多的社会动乱之中，包公墓被破坏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读着这些已经发黄变脆的陈年家谱，程如峰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记载的又何止是包氏一个家族的真实历史呢！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不用说，比小说更真实的包氏家谱，透过它，对我们去认识自己民族被深藏的“秘史”，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程如峰对保存了这么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的藏谱人，打心里钦佩。
第七章一个真实的包公
程如峰兜了这一圈，重新回到大兴集的黄泥坎，拿出铁杵磨成针的耐心和蚂蚁啃骨头的劲头，把有着五十一行的刻文、两千二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铭整理出来。
由于墓志遭到严重的破坏，三千多字的志文有近三分之一的部分已无法辨认。虽说这只能是个残篇憾文，但通读下来，我们还是会被其中陈述的故事，深深感动。这里，不仅有对包公一生经典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天长巧断牛舌案、端州为民掘井取水、庐州板打阿舅、池州昭雪和尚冤案、开封府正门放告、清理惠民河河障、六弹国丈张尧佐……
可以说，这是当今人们能够读到的，记述包公生平政绩最真实可靠、最翔实生动而又最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