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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包公墓园以及有关包公的文物和文史资料，还代表包氏的后裔接待来访的客人。因为“恩生”是世袭的，一般只能由长房长子接任。正因为这个人是一族之长，大家就都尊崇他，也都听他的。过去“恩生”就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边，所以包家人不叫香花墩，叫它“包墩”。“包墩”可以说是包家的一块“圣地”，天下包氏的后裔没有不知道“包墩”的。
他说，最后一代“恩生”，是包公的三十五世孙，叫包先海。包公的画像、《包氏宗谱》，都保存在包先海的手里。据说，那幅包公的画像，是在包公生前画的，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白脸，长胡须，头戴乌纱帽，帽翅儿很长。因为包公的个子不高，上朝时文武百官常常挤得他透不过气来，宋仁宗赵祯特地赐给他一顶帽翅很长很长的乌纱帽。这办法很管用，从此以后，再也没谁敢挤对他了，怕碰坏了他的帽翅儿得罪了皇上。那张真人大小的包公画像，从元、明、清，经过民国，一直传到了包先海。那画像平日是用黄绫子口袋装着，放在一个早已磨得发亮的樟木盒子里。每逢农历春节，大年三十，包先海就把画像取出来，挂在包公祠的中堂上。全族人都集中在那里，然后，按辈分一代一代地瞻仰祖容，叩头拜祭。过罢年，画像就又收起来。日本鬼子来时，大家跑反，包先海跑到哪里，就把画像、家谱背到哪里，传家宝是不能丢失的。解放后不久，市文化局一位干部找到包先海，说是要把包公画像调到北京鉴定鉴定，假如真是世代相传，那就是国宝了。包家一合计，猜想这恐怕是要把它献给毛主席，又激动，又舍不得。大家认为送上去后，八成不会再送回来了。包先海就把画像拿到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的底片，然后，印了好些张，一家发上一张，留作个纪念。谁知，有一天，包先海高兴地直着嗓子对大家说：“祖宗像在故宫博物院展览了三个月，又被送回来了！”
包义旭说得眉飞色舞，忽然想到了什么，叹了口气，就再没说话了。
走进包训芝家，程如峰才知道，自己走进的正是包氏家族最后一代“恩生”的家。包先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就叫包训芝。包先海原打算在肥东县大包村老家的亲房中间抱一个侄儿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谁知，解放以后包公祠由人民政府接管，“恩生”的事便从此作罢，包先海抱的儿子也就一直没有到城里来。一九五四年农历八月初八那天，包先海去世，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就都由女儿包训芝保管。
程如峰十分希望亲眼看一看包训芝保管的这些东西，但他怕这些东西很难逃过浩劫，所以问得格外谨慎。
提起画像和家谱，包训芝话没出口，眼睛就红了。她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包公祠里用檀香木雕的包公像就被合肥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用刀劈得粉身碎骨，两旁原有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雕像，统统被打翻在地，连石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毁。后来，合肥教院的红卫兵知道她就是世代守候包公祠的“恩生”之后，大字报一直贴进了她的家。那几天，她怕极了，就主动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交给了街道上的居委会。再后来，画像和家谱就全被红卫兵搜出来一把火烧了。包公的画像画在宋代的麻纸上，不大起火，尤其是陈年的画轴，根本烧不动。红卫兵干脆就把它挂在一棵老槐树的枝丫上，浇了煤油烧，烧得狼烟四起。同时被烧了的，还有当年包公的一张任命状和收藏至今的包公生前穿过的一双长筒朝靴。
包训芝回忆说，当年包遵年见这场面气不过，抢过扫把要去打学生，结果被学生揪将起来游斗，还被剪成了“癞痢头”。
程如峰注意到，包训芝讲这段往事的时候，虽然流露出一丝难过和惋惜的情绪，但并没有明显的不满，甚至很平静。这毕竟还是在一九七三年，令人生畏的阶级斗争，还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包训芝岂敢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口出怨言。
但是，包训芝的家到底是世袭“恩生”，长期处在包氏家族的中心点和制高点上，因此，毫无疑问，她知道的内情，要远比包义旭知道的丰富得多，全面得多，也翔实得多。当程如峰问到包家是否藏有包公墓图的可能时，她想了想说：“没有单纯的墓图，家谱上画有墓图，家谱虽然被烧了，但那本家谱我看到过，大兴集那儿是包公墓不会错。那儿除原先就有的十几座老坟外，后来包家的任何人就不准再葬在那儿。”
程如峰追问道：“肥东县的包村，是包公的出生地，那儿还会藏有家谱吗？”
包训芝摇着头，说：“不会有了，不可能有了，收藏的谱早进造纸厂了。”
程如峰十分懊恼地感慨道：“不管怎样看待包公，包公他毕竟是历史上极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有些重要的东西总该保留一点吧。我们不能不要中国的历史，一概否认老祖宗！”
这话说得包训芝很感动，一边忙着为客人沏茶，一边回忆道：“六安县东南九十里的双河公社，有个叫包训才的炊事员。他在合肥做临时工时，举目无亲，就把‘恩生’当做至亲，常往我们家跑。我曾问过他，双河包家还有没有家谱，他说有。但说这话已有不少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来往过，那谱也不知在不在了。”
包义旭接过话，说道：“这人我也见过，可以写封信过去问一问。”
包训芝说：“我就不信谱都给毁尽了。”
跟包义旭出来这一趟，程如峰感到收获不小；特别是认识了包训芝这位最后一代“恩生”之后，他朦朦胧胧地预感到，这谱是不大可能被一扫而光的。只要能够看到包氏宗谱，认认真真地研究它，透过它的字里行间，黄泥坎发掘现场“发掘”出来的那些怪事，可能就会捋出个头绪。
果然，没有几天，包义旭就悄悄告诉程如峰，六安方面来信了，双河包家的谱还在。程如峰喜出望外。他没想到消息来得这么快，这么令人兴奋。好在六安离合肥并不远，那时的公路虽没今天的好，乘汽车去也只要两个多小时。
程如峰说给吴兴汉听，吴兴汉自然高兴，就安排程如峰和包义旭去一趟六安县双河。程、包二人先乘长途客车到六安，在六安又找了辆顺路的卡车。这是一辆蒙着帆布的大篷车，由于上面被遮拦着，后边却是敞开着的，因而车子在那些土路上轧过，扬起的滚滚尘土，差不多就全从无遮无拦的车尾倒灌进来，以致车篷里灰尘弥漫。程如峰和包义旭走下车时，两人不觉都笑了起来：身上的衣服全变了颜色，脸上也罩满了尘土，头发居然全竖了起来，样子古怪得差点认不出来了。说“风尘仆仆”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这样的大篷车一天一班就是那个点，只要事先打了招呼，到站接人是十分方便的。所以，当包义旭还在扑打一身灰尘的时候，早已等候在边上的包训才就亲热地喊着：“老太。”
包义旭比包训才高出三辈，包训才喊“老太”是自然的，只是他发现来的并不是“老太”一个人，身边还多了程如峰这么个陌生人。为小心起见，就低声同“老太”商议，为不致引起藏谱人的疑虑，也免得生出什么是非，他希望“陌生人”住在集镇上，他为“老太”带路，先去藏谱人家看个究竟，然后再行决定。
包义旭就让程如峰当晚先在镇上住下，等他的回话。
见包训才和包义旭如此谨慎，程如峰的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程如峰是有备而来的。他没有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来前特地从合肥市文化局开了一张介绍信，目的就是要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至少说明是因公出差，以防万一被人发现说他们这是在搞封建宗族活动，或是企图恢复“四旧”。
程如峰同包义旭分手后就留了下来，他找到双河公社，出示了介绍信，公社将他安排进了镇上的招待所。招待所里冷冷清清，很久没有人住了，房间里桌子上的灰尘落了一层；集上也大都关门闭户了，据说只有赶上逢集，小街上才会有点热气。
程如峰在寂静得可以听到自己耳鸣的招待所里躺了一宿。
第二天上午，他起得很早，把小镇浏览了一遍，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回所等候，心里直犯嘀咕，生怕有个意外。
正这么焦虑着，就见包义旭和包训才乐颠颠地走进招待所，说：“谱还在呢。趁现在大家都下田了，村里没人，我们这就走。”
程如峰一听，不虚此行，也乐得把手一拍。
于是三人出了集镇，沿着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田埂小路，边走边说，说到谱是怎么保存下来的，都开心地笑了。
原来，这谱是放在专用的漆木盒子里的。那漆木盒子很有些年代了，又经过了无数人的手，原本黑漆漆的木盒子已变得白亮亮地照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双河时，谱的主人惟恐毁在自己手里，急得几天不敢出门。半夜爬起来，跪在地上向谱磕了三个响头，说声：“老祖宗，对不起你老人家了，就暂时委屈委屈吧。”然后，砸碎了祖祖辈辈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漆木盒子，将谱塞进一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子里，藏入床肚底下。因为他平日就守口如瓶，除包家少数人知道谱藏在他家，村里人大都不知情。再加上他家往上数三辈儿都是“贫农”，“扫四旧”的进门转了一下，见他家徒四壁，料定不会有个啥值钱的东西，便没再翻箱倒柜，谱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程如峰笑着问：“谱现在还躺在床肚底下？”
包训才说：“那是风声紧的时候，现在哪能还丢在床肚底下。”
程如峰跟着包义旭、包训才走了大约五六里路，来到了一个不大的村庄。一个被太阳曝晒得很难看出具体年龄的村妇，站在村头张望。显然，她从年龄上已认出了包义旭，老远就唤起“老太”。
在她的指引下，三人走进了她的家。
家里穷得确实要啥没啥，但热情的村妇却早已把茶泡好了。她在招待三人用茶的同时，轻手快脚地从里屋捧出十几本谱来。
这是线装竖排用繁体汉字印制出来的家谱。由于年代的久远，纸早已发黄变软。也正因为它的“古色”，这谱才越发显得金贵。
程如峰极力掩饰内心的激动，把十几本谱书快速地查找了一遍，不觉皱起了眉头。这其中居然没有最想看到的内容。“不全吧，”他问主人，“好像还应该有几本吧？”
村妇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男人非常爱惜这谱，每年逢到黄梅季节，他都会把谱翻出来，悄悄地在自家院子干燥的地方吹一吹风。有一年冬天，他随队外出兴修水利，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孩子们不知怎么把谱从床肚底下翻拾出来，用谱纸卷了香烟，撕掉了好几本。
程如峰听了，心疼得差点喊出声。这时，他还注意到，有许多本谱书的正中间，都出现有碗口大一块褐黄色的霉斑，就问村妇：“这是怎么回事？”
村妇笑着说：“那是我拿它盖腌菜罐口搞的。”
程如峰叹了一口气，再没说什么。显然，这是白跑了一趟。
回到合肥，程如峰把六安双河的情况一说，包训芝却仍有信心地说：“不要紧。谱印得多，不是一部两部；姓包的也多，东方不亮西方亮。”
她告诉程如峰：“舒城县的包家洼，岳西县的包家河，都有不少姓包的，大家都有谱，都可以去看看，不见得就会被搞光。”
程如峰想想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搞得那么厉害，不是照样还有“夜半桥头呼儒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吗！
第六章包氏家谱
提到舒城县包家洼，包训芝就想起发生在他父亲包先海身上的一段佳话。
那是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占领了合肥，全城老百姓扶老携幼，四下逃生。包先海走得匆忙，哈嘛啷的全部家什都丢下了，却没忘记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包裹好，随身带走。经过日夜兼程的奔波，这天傍晚时分，来到的正是舒城县包家洼。
包先海事先根本不知道，村子里会住有包氏后裔。他只是无意间发现，有处砖墙瓦房的人家十分醒目，漆黑的大门上，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庐阳世泽，肥水家户。”
包先海一看，心中一热。他高兴地对同伴们说道：
“这是我们包家，进去讨杯水喝喝吧。”
同伴们奇怪地问：
“你怎么知道人家姓包？”
包先海有把握地说：“不会错。”
同伴们跑反跑得惊惊乍乍的，怕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情况不明，冒昧行事不定会惹出什么麻烦，就说：“问清楚了再进去不迟。”
包先海虽识字不多，但黑漆大门上红通通的八个大字还是认识的，于是说：“明摆着，提到‘庐阳’自然是合肥，合肥历史上称得上‘世泽’的，不是包公能是谁？‘肥水家户’就更一目了然。”
说着，直冲大门而去，走到近前，毫不犹豫地抬手敲门。
不一会，里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应声开门，见是陌生之人，便问：“你们找谁？”同伴们没容包先海回话，赶忙问对方“贵姓”。中年男子说“姓包”，又问他们从哪里来。
同伴们愣了一下，这时包先海忙上前答话：“我们是包墩来的。”
“包墩？”对方显然听说过，但说话的声音还是显得小心翼翼：“你们找谁？”
包先海信口答道：“找你的家长。”
中年男子一脸狐疑地望望包先海，又看看随行者，说了声：“你等等。”就进去喊他父亲。
包先海见这情景，不免暗忖：若不把包公画像取出来，恐怕喝口水也要费唇舌。眼下兵荒马乱的，逃难要饭的川流不息，姓包的多着呢，接待得起吗？
谁知很快就打后屋走出一位老人，老远就大声地笑问：“哪位是包墩的？”
包先海迎上去说：“我们都是，为保老祖宗，不得不到处跑反啊。”
说着，便取出随身的包公画像。老人见到包公画像，眼睛一亮，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好”。只见他急退三步，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大礼。稍停片刻，这才顾得包先海一行，请他们进屋去。
在堂屋，老人小心翼翼地把包公画像挂在正中的墙上，招呼家人烧香点烛，拱手摘帽，向包公画像纳头便拜。边拜，边惊喜有加地道：“真的是老祖宗来了！”
村里人知道了也全跑来磕头。包先海这才知道，包家洼原来全是包姓人家，而且全是包公后裔，他们也藏有包氏家谱，可就是没有见过老祖宗的尊容。
包先海一行顿时成了包家洼的贵客。从此，合肥的包墩与舒城的包家洼，便一直有着亲密的联系。
包训芝很有把握地对程如峰说：“文化大革命前，省人事局一个叫包璋的干部，就是舒城包家洼人，他过去常到我们家来。文化大革命干部下放，据说他调回舒城，在一个‘三线’兵工厂当书记。你们先去找到他，他肯定会帮忙，他在包家洼很有威信，没有不听他的。”
程如峰一直认真在听，觉得这位“恩生”之后装有一肚子的故事。他忙追问：“你说的这个厂，在舒城什么地方？”
包训芝回忆说：“在舒城县河棚区吧。”
“具体叫什么厂？”
“好像就叫先锋厂。”
程如峰第二天就和包义旭起了个大早，乘汽车直奔河棚而去。车子出了舒城不久，便钻进了山区。一路上，程如峰直担心这趟会不会又是白跑。临近中午，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长途客车，才在河棚稳稳停了下来。
他们下了车，一路问过去，想不到，十分容易地就找到了包璋书记。
包璋是个爽快人，看罢程如峰递上的介绍信，知道了二人的来意，特别是得知包义旭是包公三十三世孙，高兴得把手拍得啪啪响，连声说道：“好，好，好；行，行，行。”
中午，为表地主之谊，包璋盛情款待，摆出一桌子菜。在那个城里人每月只定量供应一斤猪肉的岁月里，这可是很高很高的规格了。
席间，包璋对包义旭格外敬重，爹爹长爹爹短的不停口，高兴得喜形于色。程如峰见此情景感慨万分，自己虽与包家毫无瓜葛，却也觉得包璋犹如亲人。
听包璋介绍，程如峰才知道河棚是区政府的所在地，包家洼是在下面的杜店公社，这中间还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不过看得出，河棚和包家洼两地的包家人是经常走动的。这天同桌吃饭的就有包家洼的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来找包璋书记帮助解决猪饲料的。饭后，包璋就叫他们带路，先到包家洼去找大队长包训甫。临走时特别交代：“省城来的两位同志，要好生招待。包家洼有一部谱，这事我是知道的，不要打埋伏，他们要看就给看，要带走就让带走，这是任务！”
一席话，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