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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抛弃；在贪官盛行的腐败环境，没有被污染！
程如峰把包公墓志研究得越深，一旦回到现实的生活中，便越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他所以能接触到这些珍贵的东西，完全因为合钢二厂一个愚蠢的决定。要不是他们需要建个石灰窑，包公墓群必须搬迁，包公的墓志铭不可能重见天日，他和他的同事们，乃至当今还在心中惦记包公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这么具体、这么翔实、这么权威性地了解到一个真实的包拯！
包公墓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宋史》和包氏家谱中所告诉我们的包公的故事，并对《宋史》和包氏家谱中出现的谬误，作了一次无可置疑的校正。
包公祖父包士通，被谱写成“包世忠”，这种谬误尚可理解，至少音还比较接近，但是包本是包公的次子，而家谱却当做包公之孙，包之子，把一代人变成了两代人，这就使整个包家世系增加了一代。
包公家事上的错误，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几乎所有可见到的包氏家谱上，包拯之妻均写作“李氏”。若非董氏墓志的出土，若非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清理了包公和董氏合葬墓，曾一辈子与包公朝夕相处，且同舟共济、恩爱有加并给过包公最大帮助的贤内助——董氏，将沉冤九泉，无人知道。董氏和包公的两合墓志同时出土，透露出了一个《宋史》绝对没有、包氏家谱也不可能会有的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包公有过三个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张氏”、续妻“董氏”，还有“媵孙氏”！
“媵”，可以理解为“陪送出嫁之人”，也可以解释为“身边的佣人”。墓志上刻得明明白白，包家的“香火”借以延续的“独根独苗”包，正是包公与这位“陪送出嫁之人”或压根就是“身边的佣人”生下的孩子！
“媵孙氏”在包家侍奉包公多年，因为怀上了包公的孩子，囿于她的这种身份，被包公遣回了娘家。这时包公已是五十九岁，先前由董氏生养的儿子包，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和名门之后崔氏结成夫妻，想不到婚后两年便染病身亡。包公六十大寿时，百官前来祝贺，宋仁宗也派人送来了礼物，但年届花甲的包公，膝下无子，难免有孤独之感，又怎么乐得起来呢？谁知就在这时，他的大媳妇崔氏抱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牙牙学语的孩子，告诉他：“这就是您的儿子啊！”包公不免惊诧，待问清情况，才知“媵孙氏”将孩子生了下来，还是个男孩。从不开笑脸的包公，不禁笑容满面，一旁的董氏也喜形于色。包公当即认下了孩子，还将孩儿取名为包。
墓志就此写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过四个孩子：长子“，太常寺太祝，先公卒”，过早地夭折了；两个女儿，一个远嫁“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一个许配给了“国子监主簿文效”。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的这个次子包！
这么说，包公不仅有妻有媵，惟一之子，还是包公临近花甲之年与媵所生。这事，居然发生在铁面无私“自是阎罗气象”的包公身上，不仅有损于“凛凛然如不可夺之节”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更会导致包氏后裔对自身血统的怀疑。会不会有碍于此，才篡改历史，伪造家乘？
第八章包夫人的一大失误
董氏墓志铭被整理出来后，不仅让人们知道了包公生前那许多不入史志和家乘的故事，以下的一段文字，也引起了程如峰的注意：
初，孝肃薨，有素丑公之正者，甘辞致唁，因丐为之志，夫人谢曰：
“已委吴奎矣。”既而喟家人云：“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不如却之之愈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包拯去世后，董氏并没想到非要请吴奎为包拯写墓志，只是有人主动向她要求撰写墓志时，因这个人过去曾经公开批评过包拯，她才拿吴奎做挡箭牌，谎称吴奎已为包拯写了墓志。以致后来真的成为现实，被发掘出来的包公墓志铭确实是由吴奎所写。
是谁在包拯生前公开批评过包拯，又在包拯死后不久主动提出要为其撰写墓志铭呢？
程如峰对历史上撰写墓志的大体情况作了一番探究之后，他发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十分森严的，像墓志铭这种盖棺论定的大事，更有着严格的要求。墓志的撰写者，都要比死者的社会地位高，至少，也应与其旗鼓相当。这是物色人选时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或是一种时尚。好像只有这样，对死者的评价才具权威性，更能提高死者的威望，给死者以安慰，给生者以激励。
撰写者还必须要有相当的写作水平和撰写墓志的特长与热情，再就是对死者要有不一般的了解，敢于对他作出“盖棺论定”。
除具有以上几个特点外，要闹清曾主动提出要为包公撰写墓志铭的人，首先应是“有素丑公之正者”，让董氏担心“彼之文不足，罔公而惑后世”者。
也就是说，此人曾经与包公有过矛盾，可能会在为他写墓志时不怀好意，以诋毁包公一世的英名。程如峰据多方史料推测，极有可能是大文豪欧阳修。
欧阳修学识渊博，文采横溢，当时就被文坛奉为泰斗。他与包拯的关系，在《包拯集》的全部文章中几乎寻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可是在欧阳修的著述里，包拯的名字却是屡见不鲜，对包拯有褒有贬，而且相当深刻，倒是研究包公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还是在“庆历新政”期间，参知政事范仲淹锐意改革，在审核大行政区长官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的名单时，一笔勾销了庸碌无为的人，提拔了一批精明强干、年富力强的人。这些具有改革精神的新生力量一被委以重任，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引起州县官员的恐惧与抵制。许多官员迅速地纠集在一起，给新政造成极大的阻力。这其中，一些人抓住江东转运使杨、提点刑狱王鼎和判官王绰三人大肆攻击，诬其为“江东三虎”，企图使刚刚实施的新政陷入难以招架的困境。在这场空前激烈的较量中，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是倾向保守的。但正因为王拱辰的推荐，包拯此时才从远离京城的端州调进御史台，刚从地方进入中央。当时包拯对围绕“庆历新政”所展开的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既不十分了解，又缺乏足够的经验，由于受到王拱辰的影响，曾先后两次出面向宋仁宗上章《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文中虽没点名指出“江东三虎”，却历数了他听到的三人苛虐的“恶迹”，这就从客观上使得本就举步维艰的“庆历新政”雪上加霜。当时身为谏官又衷心拥戴“庆历新政”改革的欧阳修，对不明真相的包拯竟替御史台捉刀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便拍案而起，要求御史台指出“苛虐者”的姓名，以利查处，否则笼统指责，以偏概全，乃是妄说。
这是欧阳修同包拯一次间接而又十分激烈的思想交锋。
从这一点看，包拯的才学、政治经验乃至治国的方略，较之于欧阳修确实稍逊一筹。
六年之后，皇三年，即公元一〇五一年，已当上谏官的包拯，知道当初在御史台的上章实属幼稚，严重地伤害了江东献身改革、立志新政的三位官员。包拯知错就改，为此，他又专门奏了一章《请录用杨等》，积极为“江东三虎”平反昭雪。包拯在给仁宗皇帝的奏章中，沉痛地写道：“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殆乎屏弃，卒不得用，议者迄今痛惜之。”
由于杨等人惨痛的遭遇，使得在“庆历新政”时期冲锋陷阵的许多有为之士，普遍受到压制和迫害。这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包拯的反省，也引起宋仁宗赵祯的警觉，包拯的这次上章被宋仁宗采纳，很快为杨等一批改革者官复原职。
这次上章，和发生在御史台的那两次上章，都在朝野产生不小的影响。从前后这两件事情上，欧阳修对包拯有了本质的认识，认为包拯到底是个堂堂正正的坦荡之人，光明磊落，就把包拯与许多同朝的御史区别开来。
又过了四年，到了至和二年，即公元一〇五五年，做了将近两年庐州知府的包拯，任期尚有一年，他正勤勤恳恳地为家乡的父老努力工作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落到了他的头上。原来，八年前，包拯在出任陕西转运使时，曾保举过凤翔盐税、柳州军事判官卢士安。因为朝廷信任包拯，荐举获准，卢士安得到了提拔，谁知卢士安犯了错误，受到了处分。按照北宋行政上的规定，举荐不当者，应受到问责的追究。包拯被官降一级，罢去了刚刚晋升的刑部郎中，仍为兵部员外郎，任职也同时作了变动，由庐州府贬到池州任了知州。
当包拯到池州赴任时，朝廷上偏偏发生了一件大事，宋仁宗十分突然地得了神经病。大年初一，满朝文武正向他拜贺新年呢，他却忽然头昏目眩，牙关紧闭，端坐不稳，即将倾倒。幸被宫人扶住，才勉强完成了朝拜仪式。从此，他便终日精神恍惚，胡言乱语。
这消息传到池州，包公非常焦心，急派专人精制了一盒名贵中药“石菖蒲”，星夜送往京师。这种池州产的一寸九节的石菖蒲，为药中珍品，主治昏厥、癫狂、惊痫等神经性疾病。正是这种医治风疾、滋补身体的良药，对宋仁宗健康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宋仁宗大为感动，吩咐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起草一份敕书褒奖了包公，表示谢意。欧阳修代笔的敕书写道：“汝识远言忠，身外心内，乃因时物，来效贡仪，深体诚勤，益增叹尚。”诏书用的是宋仁宗的口气，但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欧阳修的真实感情。
第二年夏天，洪水袭击了开封，都城倒塌，城内城外一片汪洋。欧阳修借此机会说水灾与冷落贤良有关，天意民心不顺，他列举了包括包拯在内的四人屈在下位，弃之遐远，非常可惜。他在这份奏折上，盛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他要求对以上四人给予提拔重用，以消弭水灾。
这显然表明了欧阳修不计前嫌的博大气度，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了这位文坛泰斗对一代直臣包拯的赏识与敬重。
这年八月，包公则由池州调到了江宁府。江宁府即在今天的南京市，五代时为南唐的首都金陵府，宋改为江宁府，是江南东路的政治中心。调往江宁已属晋级，可包拯还没来得及阅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宁景色，这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封诏书，又把包拯调至京都，升任开封府知府。
欧阳修与包拯之间的恩恩怨怨，读来回肠荡气，又让人肃然起敬。
包拯出任开封知府的一年零两个月，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无情地惩治了一批横行霸道的重臣贵戚、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群众口碑载道：“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随后，包拯被提升为御史中丞。
富有戏剧性的是，这次接替包拯权知开封府的竟是翰林学士欧阳修。
当时的御史中丞，为御史台的主要领导，拥有最高的监察权力，是可以弹劾宰相以下的任何官员的。这期间，三司使张方平曾利用手中的权势，假公济私，廉价套购自己管辖范围内有钱人的住宅。包拯认为张方平身为朝廷重臣，失去廉耻，不可用，便弹劾张方平。宋仁宗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就免去了张方平三司使的职务，任命吏部侍郎宋祁接替。宋祁博学多才，与哥哥宋庠同时考中进士，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宋祁在调为三司使前，在任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时，蓄养许多姬妾，常常置酒高歌，寻欢作乐。这次调入朝廷，担任三司使不过二十天，包拯即弹劾他在益州饮宴过度，挥霍浪费，同时指出其兄长宋庠又是现任枢密使，身居相位，处于国家的机密重地，其弟宋祁再揽国家财柄，则兄弟二人权任太重。包拯上疏要求宋祁应该回避。宋仁宗又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就把宋祁改任郑州知州，调离了中央机关。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大家仍可相安无事，因为早已威震开封府的“包龙图”包拯连皇亲国戚都敢弹劾，弹劾个张方平、宋祁算啥？即便他宋祁的哥哥就是当朝的相爷，包拯就是包拯，弹劾了谁又会大惊小怪？
可事情偏偏是：宋仁宗免掉了张方平和宋祁，这不选，那不选，恰恰选中包公去顶宋祁的缺，去当“三司使”！
选中了他，他居然连一句推辞的话也不说，自信能当好这个财政统领，便立即痛痛快快地走马上任。
当时，官场上有个“游戏规则”，讲究“名节”、“谦让”、“避免形迹”。就是说，当一个官员接到被提拔重用的任命时，即使你心里早已急不可耐，行动上也不能表示立刻接受，一般总要上表辞让一番，以表明自己淡泊名利，不慕荣华，甚至还要说上几句自己才识浅薄、难当此任的话。可是，包拯是个实心秤砣，心口如一之人，他对那种表里不一虚情假意的“辞让”和过分讲究“形迹”的陈腐之风，早就厌恶透顶。想到过去自己曾在三司担任过户部判官和户部副使，又长期就任过州郡长官和转运使，担当“三司使”可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就没做任何推辞，立马赴任。
结果，一时舆论哗然。欧阳修竟也慷慨陈词，竭力谏阻，觉得这样委派不合适，要求朝廷收回成命。
欧阳修认为，包拯连续逐走了两个三司使，最后竟自己取而代之，这是“蹊牛夺田，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好比牵牛出去糟蹋人家的庄稼，固然不对，因而就把别人的牛夺过来变为己有，也显得太过分了。他说以包拯的才能资望，升迁任何职务都行，惟独不宜当三司使，自涉嫌疑，使人惋惜。
其实，欧阳修在这里对包拯并没有过多的指责，主要是在对朝廷提出意见，认为指责别人的过错，就容易被人说是“攻击”；搞掉人家的官职，也容易被人看作是“倾轧”。谏官、御史之所以不被人误解，而且更有威信，就是因为他们不避权贵，忘身为国，不贪私利，所以令人信服。现在包拯连逐两臣，却自居其位，此例一开，就会使天下的奸邪之人有了借口，也将使言事之官失去权威。如果此风一长，后患非同小可。所以朝廷应该保全臣下的名节，包拯也应该考虑朝廷的大体，另选他人为三司使最为妥当。
就是在这篇批评的奏章里，欧阳修还是对包拯作了许多肯定，如“拯性好刚，天姿峭直”，如“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欧阳修的这些精辟而极富文采的用语，后来成了《宋史》中借用的对包拯的最佳评价。他对包拯的批评也只是“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这种批评，其实是恰如其分的，并不过激，更无恶意。
纵观包拯的一生，尽管他曾先后成为北宋财政、监察和军事方面的最高长官，智勇过人，忠直超群，但作为政治家的包拯却远非炉火纯青。
总之，这件事弄得包拯非常尴尬。在强烈的舆论面前，包拯不得不居家避命，没去上任。但是宋仁宗也就认定包拯担任三司使最合适，坚持成命。君命难违，包拯最后还是去了三司。
这以后不久，欧阳修和包拯相继进入“二府”，二人朝夕相处，共商国是，没有再发现政见分歧，表明所见略同，合作得很好。包拯的突然去世，据吴奎所记：“其县邑公乡忠党之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
从宋人笔记和府州方志上的记载看，包公逝世的消息报到朝廷，宋仁宗赵祯悲痛不已，竟停止办公，辍朝一日，亲自赶到包公家中吊唁。当他看到披麻戴孝的包绶年仅五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感叹道：“包拯一生公而忘私，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谋求福禄啊！”
包公的灵堂，设置在京城开封的御寺大相国寺的附近。前来瞻拜祭奠的文武百官、各界父老，如潮水一般，络绎不绝，在门外排起了长龙。开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拥出家门，自发地汇集在大街小巷，或捶胸顿足，或摇头叹息，好像包公一走，大宋就失去了擎天大梁。开封上下处处可闻衷泣之声！
包公工作过的端州、陈州、雄州、霸州、瀛州、扬州、池州等州府，无不沉浸在一片衷痛之中。
噩耗传到包公的家乡庐州合肥，合肥城更是万人空巷，自发地云集到包公少年时读书的包河香花墩，“莫不感伤”，“哭声尽衷”。
那段日子，华夏大地莫不被阴云笼罩，真是天地动容；举国上下，官民同悲，衷声遍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宋仁宗为表彰包公的忠诚和建立的功勋，加封包公为东海郡开国侯，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还根据包公孝敬父母、严肃处世、清廉刚直的一生，又以“孝肃”二字定为他的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