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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为表彰包公的忠诚和建立的功勋，加封包公为东海郡开国侯，追赠他为礼部尚书；还根据包公孝敬父母、严肃处世、清廉刚直的一生，又以“孝肃”二字定为他的谥号。
对于包公的溘然去世，欧阳修肯定也是十分悲痛的。正因为不打不成交，欧阳修对包拯一生的理解，肯定会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深刻；再说，凭他的才学，撰写包公墓志也是得心应手的。因此他满怀热忱地“甘辞致唁，因丐为之志”，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当朝的文武百官中，为包拯撰写墓志铭最佳的人选，非欧阳修莫属！
可以想像到，欧阳修的这种心愿，最后竟被包拯夫人董氏婉言谢绝，该是多么的沮丧。这从后来出版的《孝肃包公奏议集》中，也能看出个中蹊跷。
包拯死后三年，一〇六五年，包拯的门生张田到庐州任太守，董氏把她珍藏的包拯生前所写的奏议底稿，交给了张田，由张田分成十五卷，三十门，计一百八十七篇，编纂成《孝肃包公奏议集》，即今天我们看到的《包拯集》。很显然，这部几乎汇编了包公一生奏议的集子，恰恰就没有收录包公弹劾张方平和宋祁的那两篇著名的奏议，以致今天已经失传。这不会是张田的一时疏忽，倒有可能是董氏知道这两篇奏议招来了欧阳修“蹊田夺牛”的批评，就把底稿扣压了下来，没有再交给张田；或是董氏虽给了张田，因为张田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取其大者”的原则下，把它删除了，其目的无非也是想把这件事从历史上淡化掉，免得长期“牵累”包拯。总之，欧阳修措词严峻的上书，无疑在包家引起过不小的震动，才被董氏认为是“有素丑公之正者”。
只要把董氏的言论与以上事件联系起来，结论便是不言自明的了：董氏惟恐歪曲了包拯，以误导后世，婉言谢绝撰写墓志的这个人，极有可能是欧阳修。
还因为当时的欧阳修地位高，名望重，吴奎在为包拯撰写墓志铭的时候，不能不提及此事，但虽提及，又不能不有所顾忌，遂含混地隐其姓名。也正因为吴奎的欲盖弥彰，留下了这个谜，却成了今天人们解开谜底的指示器。
果真如此，那就是天大的遗憾。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名冠天下，岂是吴奎所能企及！包公的墓志铭，如果出自欧阳修之手，势必会像韩愈撰写柳宗元的墓志铭一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桩千古佳话！
董氏毕竟是包公的贤内助。正如她的墓志所写的那样，“夫人佐公，承颜主馈，内恪尽妇道，外不失族人欢心者，盖十三年。”“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素风泊然。”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读书识字，有很高的礼教修养。自打与包拯结为秦晋之好，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包公。包拯考中进士，任命为江西建昌县知县，父母不愿离开家乡合肥到江西，包拯为了父母晚年能生活得愉快，便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做官机会。董氏也心甘情愿地陪伴包拯，在家奉养双亲。包公从三十八岁开始，去各地做官，董氏则不辞风霜，紧紧地伴随其左右。她和包拯一样，举止端庄，生活俭朴，不讲究穿戴打扮，不贪图吃喝享受，不追求珍奇异物。当包公被提拔为枢密副使，参预执掌国政时，董氏也由仁寿郡君加封为永康郡夫人。按照当时的规矩，董氏要去向皇后表示感谢。她进宫时，依然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衣服。这使得皇后感慨不已，对宫女们夸道：“包夫人那般衣着，足见包拯是一个不谋私利的人啊！”连忙请求宋仁宗赐给董氏一套诰命夫人的服饰。
包公在开封去世，董氏和女婿文效带领全家老小护送包公的灵柩返回合肥，料理后事，并积极筹划把包公生前的奏议编纂成集，刊行于世。直到一〇六八年在合肥病逝，和包公合葬于一处。
然而，具有悲剧色彩的却是，从南宋开始，她就被包氏家族遗忘了，更被包公家乡的合肥人民遗忘了。因为，查遍流传下来的所有的包氏家谱、庐州府志、合肥县志，你根本就别指望可以查出一个“董氏”的名字来！
第九章包公儿媳其人其事
清理工作继续在进行。
被标为“七号墓”的坟墓，是位于整个墓地中轴线东南侧下方左起的第一座。挖开后发现是一座用石条砌成的、分为南北二室的夫妻合葬墓。两室均为红糙石砌墙，青石板作盖板，条石上满布着密集的斜条形凿纹。
北室的面积较大，按照“男尊女卑”的传统，该是男方墓室；南室较小，应为女方墓室。
北室的南壁，和南室的北壁，共为一墙。石墙是用长方形的石条由底向上平砌，到了墓口处用石板平铺而成。
清理时发现男方墓室的盖板已经不全，从塌陷到墓底的四块残断盖板的面积推算，还应该有八块盖板不翼而飞。再从北墙大部崩塌、条石破碎、位置凌乱的现象分析，此墓已被盗掘过。
两个墓室中的人骨架均已腐烂，只有头盖骨的碎片混于墓底的乱石与淤泥之中。陪葬的东西因被盗掘过，无从知晓了。在男方墓室中清理出漆果盒一件，残破得无法复原，只依稀可辨木胎内部髹着黑漆，外表髹着红漆。盖子上和底子上似乎是以十二个莲瓣形成，就其形象推测，当年肯定是一个相当精美的漆果盒，为墓主生前十分喜爱的一件器物。此外，还找出了残损陶器三件，属于陶罐、陶壶之类；再就是铜钱四枚，“乾元重宝”和“皇宋通宝”各一枚，其余二枚经泥土长期的腐蚀，字迹不清。女方墓室的墓口盖板却较为完整，没受到多大的破坏。但煞费苦心地搜索随葬的遗物，最后找到的也只有一枚“元丰通宝”的铜钱。
但是，就在这种看似枯燥无味的搜索中，奇迹又一次发生了！
看上去好像“一贫如洗”的女方墓室中，发现了一合墓志。这合方形墓志居然与包拯的墓志同等大小；墓盖上的篆字竟也和包拯墓志盖的一样，都是出自当时著名书画家文勋的手笔；撰写墓志的，想不到还是翰林大学士钱勰，志石上的文字也是当朝宰相文彦博之子文及甫的手书。
男方墓室之大，表明着他的高贵，却空有一方石椁；女椁虽较男椁要小，但非凡的墓志却让人刮目相看，显示着她生前的显赫！
男椁没留下丁点儿文字，女椁的墓志盖上却清清楚楚标明了墓主的身份：宋节妇永嘉郡君崔氏。崔氏的墓志出土时，两面的文字相当吻合并立于墓室的西墙之处，底部垫土夯实，志石仍十分平稳，刻文几乎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坏。
从墓志上得知，原来这是包公长子包和长媳崔氏的合葬墓。
崔氏的墓志铭记述了一个十分美丽而且感人的故事。崔氏家住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市），母亲姓吕，外公是当过三朝宰相的吕蒙正。因此，崔家与包家，算得上门当户对。她十九岁与包公长子包结为伉俪。包因包公官居高位，受到特殊的“荫补”，很小就获得“太常寺太祝”的官衔，但还未上任便于婚后的第二年病故。崔氏悲恸欲绝。谁知，祸不单行，几年以后，好不容易已经长到五岁的儿子包文辅又夭折。
包公和董氏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心如刀绞，但他们毕竟是开明的人，不希望崔氏在家守节，念及她太年轻，劝她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崔氏却执意不从，认为公婆失去独子已够悲伤，她再离开岂不叫老人更添一层痛苦，便说：“公公是天下敬慕之人，我能够代替丈夫奉养公婆，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其实，崔氏是个有心人，她已发现包公身边的媵女孙氏，突然被包公打发回了娘家，而孙氏是怀有身孕的。饱尝丧子之苦的崔氏，于是背着公婆，暗地里不断派人去孙氏家问寒问暖，送去钱财、衣物和食品。天遂人愿，后来孙氏生下一个男孩，崔氏又偷偷把男孩抱养在自己的房里，名为长嫂，实为养母。一年之后，在包公六十大寿之际，把孩子抱了出来，送到包公面前，说：“这是公公的小儿子！”不仅包公开怀大笑，已经痛失了爱子的董氏，也乐得合不拢嘴。
包公遂将这个一岁多的小儿子取名包。
包公去世之后，崔氏陪着婆婆，抱着五岁的包，护送着包公的灵柩从开封回到合肥。包家人刚把包公安葬完毕，崔氏的母亲吕氏也从荆州赶到合肥。母女多年未见，自然格外亲热，但小住数日之后，吕氏便向崔氏道出这次来的意图，原来，她已为女儿找了个有才有貌的郎君，要崔氏跟她一道回去。
可是崔氏决心已定，她说：“我已守节数年，如果想改嫁，就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氏一次次地开导女儿：“‘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如今你丈夫去世多年，儿子又死了，还有什么可守的呢？”
崔氏说：“从前我没有离开包家，主要是为了公婆。现在公公虽去，婆婆年事已高，还有一个小弟弟，如同我自己的儿子，包家的门户全靠我来撑持，我怎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丢开他们不管呢？”
吕氏生气了，冲着女儿道：“我也老了，为了你，我千里迢迢，不辞劳苦地赶过来，你不跟我回去，我就呆在这里不走了！”
崔氏耐心地劝说着母亲：“如果陪伴母亲回去，顺便看看舅舅、舅母，这些都是我乐意做的；但您千万别勉强我去做不愿意做的事。”
几天之后，崔氏打点行装，只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金银首饰一件不拿，连箱柜的钥匙也一起交给婆婆保管。并对婆婆董氏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临走时，包府举家相送，庐州城的街道上也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包从屋子里冲出来，紧紧抱着崔氏的腿不放。董氏抱起了包，泪流满面，对崔氏母女说：“孩子，你就放心走吧；也请亲家母多保重。”
大家都觉得，崔氏跟母亲这一去，将很难再见面了。崔氏却平静地说：“我会回来的。”
一路上，崔氏细心地伺候母亲，平平安安回到了荆州。舅舅、舅母对她的到来十分高兴，也都为她孝顺婆婆、抚养幼弟、舍己为人、矢志不移的古道热肠所感动。慢慢地，吕氏终于也理解了女儿的心思。终于有一天，崔氏拜别母亲，又踏上回合肥的路。
当崔氏重新出现在合肥街头的时候，人们真的是又惊又喜。这事，一传十，十传百，竟然轰动了一座庐州城。庐州知州张田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感动，于是撰写了一篇《节妇传》，上报朝廷。朝廷也大为惊异，传旨特封崔氏为寿安县君。
这以后，包渐渐地长大，崔氏请来启蒙老师，教包读书识字，并给包取学名包绶。包绶九岁时，包夫人董氏一病不起，崔氏亲自为董氏调理汤药，整天不离床头。董氏去世后，崔氏又一手张罗后事，修建墓室，刻写墓志，把董氏妥善地安葬在包公的墓地。从此包家的门户便全由崔氏一手掌管。崔氏将包绶抚育成人后，又由她做主，给包绶娶了庐州知州张田的女儿张氏为妻。
这时，当朝宰相文彦博念及“包拯之后，惟绶一身”，就给朝廷呈上《举包绶》的奏折。那时宋仁宗赵祯早已“驾崩”，继位的宋哲宗赵煦敕包绶做了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张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让包绶与文彦博的小女儿文氏结为夫妻。
待这一切都办妥当了，崔氏就派人到开封一带去寻找包绶生身母亲孙氏的下落。最后把孙氏接到合肥，让包绶母子骨肉团聚。
崔氏还注意到族亲的侄子包永年先后失去父母，无依无靠。她把包永年收养下来，作为死去的丈夫包和自己的继子，一直将他培养成人。
崔氏在包氏家族中和社会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庐州一带流传甚广的“长嫂当母”的这句民谚，便由此而来。后来宋哲宗又下诏加封她为永嘉郡君。嘉奖的诏书便是当时著名大文豪苏东坡所撰。
敕崔氏，汝甲族之遗孤，大臣之冢妇，夫亡子夭，茕然无归。而汝能誓死不嫁，抚养孤弱，使我嘉名臣之后，有立于世，惟汝之功。苦已世子已死，其姜自誓，诗人歌之；韩愈幼孤，养于嫂郑，愈丧之期，若崔氏者可谓兼之矣。其改赐汤沐，表异其所居，所以风晓郡国，使薄于孝悌者有所愧焉。
诏书中所谓“表异其所居”，就是在包公的家门口为崔氏筑一座巍巍高台，台上再建一个气宇轩昂的门楼子，人称“节妇台”，以显示崔氏与众不同，享有皇上表彰的殊誉。
当年的那座“节妇台”，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苏东坡为宋哲宗代写的这个嘉奖诏书，却被后人收入《东坡全集·故枢副包拯男妻崔氏封永嘉郡君制》。
崔氏于绍圣元年，也就是一〇九四年去世，活了六十二岁。生前，包绶像对母亲一样地孝顺她。她去世的时候，包绶正在开封最高学府里担任国子监丞，闻讯之后，悲痛欲绝，连夜奔丧回到合肥，用对亲生母亲一样的礼节，披麻戴孝，为崔氏办了丧事。
比享有皇帝表彰更荣光的是，《宋史》为崔氏立了传。她的名字和包拯一样照耀史册。公公和儿媳，同时被写进了国史的，这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这样说，是包公的精神感染了崔氏，而崔氏的风范又为包公增添了异彩，于是同垂青史。
当然，没有崔氏，可能便不会有今天遍布天下的包氏后裔！
第十章包公的临终遗嘱
位于墓地中轴线前下方左起第二座坟茔，被编为“四号墓”，清理后知道，这是包公的长孙，也就是被崔氏收养的螟蛉儿子包永年之墓。
土坑木棺，未曾扰动，棺骨大都腐烂。随葬的器物极其一般，除去宋墓常见的那种影青印花瓷钵、黑釉瓷碗、铜镜和铜钱而外，最显眼的，就是两边刻有缠枝卷叶图案的“宋宣教郎包公墓志”了。
从墓志上看，包永年在幼年时就遭遇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不幸，孤苦伶仃的包永年是由崔氏一手抚养成人的，他对崔氏，如同儿子对母亲。
元丰年间，宋神宗赵顼追念包拯忠心赤胆，辅佐朝廷，下令把包拯的画像挂在太庙里面，即便是皇帝祭祀时也要有他的一炷香火，同时对包拯的后代给予妥善照顾。这以后，包永年被恩准参加考试，由于成绩优秀，就破格做了巢县主簿。可是，正当包永年准备赴任时，惊闻崔氏病故，于是他“杜门终丧，哀毁尽礼，乡闾皆称其孝”。他闭门三年，直到守孝期满，才到开封府咸平县（今河南省通许县）上任。
咸平当时是个很大的县城，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包永年到任后持身廉洁，尽心尽职，受到吏民一致的拥戴。后来调任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分宜县尉，负责维持地方的治安。由于他对县令图谋私利异常气愤，不甘心和这样的赃官同流合污，便毅然辞去职务，回家当了老百姓。
在这期间，包永年生母肖氏改嫁后的丈夫也去世。本来他们已经断绝了母子之情，但听说肖氏又孑然一身，生活无着，生性慈孝的包永年就又主动把肖氏接回家中，“晨昏侍奉，益敦子职”。包永年赋闲在家的六年之后，朝廷再次起用他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遂昌县令。就任只有一年，生母去世，他从遂昌县赶回合肥，“居丧如礼”，服除以后，才外出任职。
因为包永年才能出众，又为人谦和，同僚们棘手的难题，都请他出主意。他也总是有求必应。三年任满，临走的时候，全州的老百姓依依不舍，攀着他的车子，拦着他的去路，都想看一看这位名臣之后、人人赞叹不绝的好官。
政和八年，包永年晋升为七品宣教郎，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任崇阳县知事。由于长期过度的劳累，任期未满就患病请假回乡，去世时只有四十一岁。
他为官在外，不论在何处都保持着“孝肃家风”，从不贪求苛得，只知勤奋工作，去世之后，在他的衣柜里竟没有发现一点积蓄。
他先后娶过三个妻子，都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三人都在包永年之前病故。留下一子包完，尚小；三个女儿，两个出嫁，一个尚幼。正因为儿小女幼，家中贫困，包永年的丧事还是两个堂弟，也就是包绶的儿子包耆年和包景年凑钱给办理的。
今天墓室里清理出来的那一只瓷钵、两个瓷碗、一面铜镜和几枚铜钱，可以说是官至七品宣教郎的包永年生前的全部家当！
“五号墓”被掘开后，随葬器物竟同包永年的“四号墓”一样，也是清贫得惊人。除当时日常使用的铜镜、铜钱、瓷碗而外，似乎也只比“四号墓”多了一枚铜印、两件水晶珠和一方砚台。
从“五号墓”出土的墓志铭上确认，这是包公次子包绶和次媳文氏的合葬墓。包绶夫妻合葬墓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