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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号墓”出土的墓志铭上确认，这是包公次子包绶和次媳文氏的合葬墓。包绶夫妻合葬墓的清理，让世上知道了包公身前身后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嘉七年，即一〇六二年的五月十三日，包公正在枢密院处理军政要事，突然发病，从此卧床不起。包公心里明白，自己已是凶多吉少，来日无多。他把包绶（当时乳名还叫包）唤到床前。望着只有五岁还是个顽童的包绶，包公不觉连声叹息。
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死后，儿子包绶会受到“荫补”，继续在朝中为官。正因如此，他才格外地放心不下。于是他拿起笔，写出了自己最想说的几句话，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书面遗嘱了：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刑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
他告诫包绶以及后世子孙，一定要以廉洁为本，绝不允许去干那种贪赃枉法的勾当。如有了不肖子孙，不准他进包家大门，死后也不准埋在他的墓园之中。
遗嘱可谓写出了包公的性格。他还担心一纸遗书容易损坏丢失，又明确交代，要把遗嘱一字一句地刻在石头上，然后砌到堂屋的墙壁上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都来监督包家子孙的一言一行。谁违背了他的遗愿，就不是他包拯的后人。
包公卒于嘉七年庚午，即公元一〇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夜晚。
包公逝世的消息，惊动了宋仁宗，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当宋仁宗看到灵前的包绶只是个小娃娃，衣着打扮极其一般，环顾家中的陈设也与包公的身份相去甚远，禁不住一阵心酸，好久说不出话来。为了照顾包公的后代，当时赐给包绶很多钱物，还交代左右敕封给包绶一个“太常寺太祝”的官衔，并记录在案。
这以后包绶就随着家人回到合肥，在官府的帮助下，请了一位学问高、德行好的老先生做他的启蒙老师，开始读书识字。八岁时，逢上朝廷三年一次的祭祀盛典，百官照例晋升一级，包绶也由“太常寺太祝”转为“大理评事”。小小的年纪，便已取得当年包公考中进士后才取得的同等职位。不久，又加为“承事郎”，就是说，包绶还是童稚之年，就具有了八品官的身份。这显然是完全违背包公生前意愿的，因为包公一直就反对不分才智高低贡献大小，论资排辈地加官晋爵，以及为照顾重臣子弟的太多太滥的规定。但是他的这些意见也一直没有被朝廷采纳，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依然在沿袭，便使得包绶成了一个受益者。
不过，包绶还是挺有志气的。他没有在温室里萎缩退化，而是更加自强，奋进。他虚心好学，知书达理，遇事爱动脑筋，不大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他严以律己，又爱憎分明，时时刻刻把包公的遗言作为座右铭，一举一动，酷似包拯。
他第一次做官，是担任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处世严峻，办事认真，奉公守法，不贪图财利，即便是对濠州知州也不含糊。知州见包绶身为名门之后，却从不以势位自居，又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遇到事情就总要先听一听包绶的意见。包绶就对知州直言不讳，因此二人相处甚好，团结一致给濠州黎民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三年期满，离开濠州时，包绶博得一个“廉洁勤政”的好名声。
包绶以后调至京城，提升为七品宣义郎，分配做少府监丞，负责管理制造皇帝用的服装、车驾、宝册、符印、旌旗、标准度量衡，以及祭祀、朝令所需要的各种杂什。工作虽然千头万绪，却被包绶料理得井井有条。他把所有能工巧匠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赢得朝廷大臣一片赞许声，纷纷上书推荐他。尤其是包拯的同僚好友、当朝宰相文彦博的推荐书写得更为恳切，说：“故枢密副使包拯身备忠孝，秉节清劲，直道立朝，中外严惮，先帝以其德望之重，擢为辅臣，未尽其才，不久薨谢。”并指出，“包拯之后，惟绶一身，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静自守，不苟求进。”
文彦博不仅倾力举荐，还把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许配给包绶为妻。
由于受到朝廷的器重，这以后，包绶先是被调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任国子监丞；继而进为宣德郎，主管宫宝、城郭、桥梁、舟车等的营造与修缮。在宣德郎任上，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把责权利结合在一起，大胆采用承包的办法，使得各项工程做到花钱少，进度快，质量又高，为大家所称道。
在提升为六品的通直郎不久，朝廷就任命包绶为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通判。汝州是个地瘦民贫之地，横行其间的豪绅恶吏为非作歹，弄得民不聊生，年轻人被迫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境内极不平静。包绶到了汝州，为官清正，严惩奸商恶霸，打击贪官污吏。被迫走上山寨的人，纷纷回家务业，改邪归正，很快，汝州便呈现出一片平和安详的景象。
当包绶被晋升为正六品朝奉郎，调离汝州的时候，汝州的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想看一看他的风采，为他送行。赞叹不绝地夸赞他：“不愧是包公之后，难怪有这样的好官啊！”
崇宁四年，一一〇五年的金秋十月，包绶调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通判。赴任的时候，途经合肥，他安排好家事，便乘船沿南淝河进巢湖，然后入长江，溯江而上。
谁曾想，正值年富力强，前程似锦之时，包绶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路。在途中，他身染重病，船只开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附近，便不治身亡，年仅四十七岁。
后来人们打开了他随身的箱子，发现除去诰命、书籍、著述、文具外，竟找不出一件值钱的东西，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八岁就被皇上赐为“大理评事”，以后又掌管过皇室那么多的奇珍异宝，主管过宫廷里那么多工程的营造和修缮，还先后当过濠州团练判官与汝州通判，已是仕至六品的达官贵人，与世长辞时衣袋里居然只找出四十六枚铜钱！
于是，人们猜测：他的死，是连病带饿致死。
包绶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包拯的门生，做过庐州知州的张田的女儿，张氏早年去世，包绶后又与文彦博的小女儿结了婚。相门出身的文氏，并不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娇小姐。她恬静寡欲，生活俭朴，待人和善，从不以势自居，见人有急难，还乐于慷慨接济。她经常吃素，曾与包绶一道接受过道教的洗礼，把荣耀富贵只看作是蚊虫从眼前飞过。这也难怪，这时的北宋，已与包拯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世风日下，官场也更加腐败，而他们却又严守父命，看重节操，不愿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故而只能从道教求得心灵上的慰藉。
文氏也只活了三十多岁，比包绶早四年去世。
包绶和张氏共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分别叫包康年、包耆年、包彭年、包景年。三个女儿没留下姓名，但从墓志和家谱上得知，大女儿和小女儿也都在包绶生前夭折；包康年和包彭年也在包绶死后不久相继死去。
在研究墓志和家谱中意外地发现：包绶的一家共有十人，其中七人是在幼年和青年过世的。数包绶的年龄最长，也才四十七岁。想必包绶儿女众多，俸禄低微，却又为官清正，不贪不占，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吧？
包绶死时，儿女们均未成人，一家老小只有依靠姑父文效和官府的接济度日，甚至没有能力将包绶的灵柩从黄州运回合肥。直到十六年后，包耆年、包景年都已安家立业，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了，这才把父亲的棺骨从湖北运回，葬入合肥大兴集包氏“大茔”，算是叶落归根。
包绶和文氏的合葬墓紧挨在包公墓的左下侧，棺木直接埋入土里，跟普通平民的葬式没有两样。包绶墓穴的随葬品，大都是他到潭州赴任时随身携带的日用品。如果没有墓志作证，谁能知道在这儿长眠的就是包拯的儿子呢？
包绶墓出土的几件文物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方带有碎锭残墨的砚台了。砚台长十七厘米，宽十点八厘米，高二厘米，长方形的砚台水池却是椭圆的，造型十分精美，底部还斜刻着瓦形图案，于高雅之中显出几分古朴。
这是一种“抄手砚”，是由唐朝“箕形砚”发展变化而来，多见于宋墓中。当时各产砚地区都生产“抄手砚”，成为宋代的一种典型器物。
从包绶墓出土的这方石砚，经专家鉴定，系皖南歙州生产，通常被称作“歙砚”。这种认定十分重要。因为包绶作为包公惟一的传人，他用的只是安徽当地的歙砚，这就证实了当年包公去端州任知府，卸任时“不持一砚归”并非来自文人骚客的杜撰，而是确有其事。
第十一章发现了包公遗骨
包绶夫妻墓清理结束后，程如峰的眼睛就盯住与包绶夫妻合葬墓相对称的、右侧隆起的那座大坟堆发怔：他实在不明白，包和包绶两对夫妻合葬墓都已打开过了，那个地方葬的又是谁呢？
探墓技工陈廷献最初在用“洛阳铲”探墓的时候，就感到奇怪。他围绕这座坟头打下了不少探眼。从“洛阳铲”带上来的土色看，好像没有含着棺木的“五花土”；几个探眼处的土层，都比较疏松，也没有发现被夯实的痕迹。
扒开之后才知道，这整座坟墓竟是一个“实心馒头”。里面没有墓坑，没有棺骨，全是用土堆成的一座假墓。干了大半辈子考古的吴兴汉，大为诧异；“半路出家”的程如峰，更是感到莫名其妙。
陈廷献也感到意外。但他在探墓方面毕竟见多识广，早听老辈人说过，古代有一种只有封土，没有坑位的假墓，那叫“疑冢”。它可使墓群的布局变得匀称、美观，又可设置假象，转移盗掘人的视线。
经陈廷献这么一说，程如峰果然发现，如果不是在又偏又小的“一号墓”发现了包公夫妻真正的合葬墓，而是把人们一向视为包公墓的坟头依然看作主墓的话，那么，包公三代的坟头就呈现出一个半月形，整个墓园就显得半虚半实，很不规整。已葬的不宜迁徙，新死的辈分低又不相当。正是因为加了这座“疑冢”，在墓园的中轴线上，它与包绶夫妻的合葬墓正好东西对称。这样，坟头的布局就由半月形变成了众星拱月的态势，从而使得主墓居高临下，巍巍独尊。
这确实不仅可以迷惑盗墓人，也显出了墓园营造上的独具匠心。“疑冢”的出现，使大家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到了主墓上。“疑冢”使得主墓的地位不容置疑！
善于在墓志上花费脑筋的程如峰，把整理出来的五块墓志铭排在一起，相互对照，试图从字里行间窥出个什么秘密来。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发现，崔氏、包绶、包永年，三人的墓志都明白无误地注明，葬于“合肥公城乡公城里东村”，具体的方位分别是“先茔之次”、“实先茔之次”，以及“祖茔之次”。“先茔”也好，“祖茔”也罢，指的当然全是包公墓，它在告诉人们：他们全是葬在包公墓的下面。
这就表明：在他们上面的主墓，编为“六号墓”的那座坟墓，就是真正的包公墓。
问题是，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石，又确实是在那个埋得十分草率而又边远的小墓中发现的，并且，还发现了一个人的遗骨。至于是何人的遗骨，尽管一时半会儿还很难确定，但至少可以肯定，那个小墓只会是包公夫妻的迁葬墓。
那么，“众星捧月”的主墓，是否就是真正的包公墓，或者说是包公夫妻的原葬墓呢？主墓里，现在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它的里面，又将有一些什么样的秘密告诉我们呢？
周围“之次”的其他坟茔，大都发掘结束了，该是清理编为“六号墓”的主墓的时候了。
揭开了“六号墓”的墓室之后，一座精心建造起来的地宫便豁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这座主墓果然非比寻常，整个墓室全是用条石砌成，条石又是以红砂石为主，少量青石。不论红砂石还是青石，外表都密密麻麻十分精细地凿有细纹形的柱状图案。东西两壁各用了三排条石，每排为十四根，齐齐整整向上叠砌，构成了一座坚固的拱形。各层条石的两端都削出斜石，有的斜面上还凿有凹槽，这种凹槽显然起着榫卯的作用，以加固墓壁的强度。
整个地宫筑造得固若金汤而又气势夺人！
石门两边的石墙，因损坏严重，残石已散落于泥土中。从墓门砖严重破碎和凌乱的迹象分析，盗墓者已多次光顾。地宫的石门洞开着，室内空无一物。
然而，令人振奋的是，在墓门外一米处的封土里，发现了墓志盖上的一个角。把它和从“一号墓”出土的董氏的墓志盖相比照，结果，不大不小，不长不短，不厚不薄，严丝合缝，正好补上。
这一实物证明，这个一向被包家人认作主墓的大坟头，确实正是包拯夫妻的原葬墓。遭到破坏之后，包公的棺骨就被包氏家族偷偷迁到了“一号墓”。因为迁移时的惊慌，也可能因为董氏棺木已朽，没来得及或没办法随同迁走，才造成后来的一号小墓成了“一棺两铭”。也许是质地坚韧的楠木棺材使得包公的遗骨大多留存至今，而董氏的遗骨，早就在自己的墓棺中化成了泥土，总之，找遍了“六号墓”的地宫内外，也没有发现一片残骨。
从包公夫妻原葬墓的最后确定，越发看出建造“疑冢”的重要。平地堆出那么一座“疑冢”，就掩护了下面的包公的迁葬墓。包公的原葬墓屡被盗墓者穿穴而入，而包公却在迁葬墓里，安安静静地长眠了七百多年。
只是为了乱人耳目才发生的这些重要的变故，连包氏家谱上也都没有一点文字记载，竟害得包氏的后裔们全蒙在鼓里，年年岁岁去为一穴空墓祭扫。
但是，不管怎样说，包公墓之谜到底解开。剩下的，就只有请有关专家把从包公墓棺中收集到的遗骨作一科学鉴定，搞清是包公的，还是包公与董氏二人的。如果时间允许，那就一鼓作气把其他坟墓也都清理一下，估计还会有新的发现。但又似乎可以肯定，剩下的都不会是太重要的坟茔了。至少，不会再有奇迹发生了。
对遗骨进行鉴定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专搞旧石器研究的方笃生的身上。本来这事在方笃生看来并不难，因为他过去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过半年，里面的专家学者大都熟悉，可是，眼下正闹着文化大革命，这一类的研究所是“反动权威”和“臭老九”的云集之地，这几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不可能知道。所里还有没有熟人？这封信他应该寄给谁？他甚至怀疑，经过“横扫一切”，那个“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还有没有了，也都难说。
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方笃生挑选出部分最典型的遗骨，细心地装入邮递专用的木盒子。开始，他很想以自己的名义把信写给著名的古人类专家吴汝康，等到把“吴汝康”三个字写出来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怕这事会给吴教授惹出不必要的麻烦。社会上在批判清官，他请人家来鉴定包公的遗骨，没事都会添出乱子来。
这么一想，方笃生就干脆公事公办，对清理包公墓的事也只字不提。他写道：“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此骨一九七三年四月间出土于合肥市东郊大兴集宋墓中，请鉴定是男性，还是女性？及其年龄。鉴定结果，请给正式鉴定书。”写完，又看了一遍，觉得希望鉴定的内容以及要求都提到了，只是考虑到此次吴兴汉是头头，为慎重起见，他还是把老吴和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
他把这包裹邮给了中国科学院业务处。他以为即便有回音，也需要很长时间，没想到只隔了一个月，对方不仅寄来正式的鉴定书，遗骨也“完璧归赵”，尽数邮了回来。
鉴定书写在一张中国古生物学会的公文纸上，流利的钢笔字写出了三点鉴定意见：
１、头骨片：额骨片附连顶骨前囟部残片，骨片很厚，额骨中心部位厚度十一点二毫米，顶骨前囟点附近为七点八毫米。这个数字与北京猿人五号头骨接近；冠状缝内外面均全部愈合，矢状缝仅看到前囟点附近一小段，亦全部愈合。
２、肱骨：左肱骨干一段，肱骨比较粗壮，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肱骨干中部最大径为十七点二毫米，最小径为十五点六毫米。
３、年龄性别：根据头骨比一般人厚得多、肱骨干比较粗壮和三角肌粗隆比较发达，具有男性骨骼的特征；从矢状缝和冠状缝全部愈合判断，年龄应在五十岁以上。
由于材料过分残缺，以上鉴定仅供参考。
鉴定书的下端，签有“四室韩康信”字样，日期为：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日。鉴定的结果，没出方笃生所料。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