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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包礼凡带着程、吴二人首先登上了凤凰山顶。这是一座并不高峻的山冈，方圆八华里，离村极近，在东南方向。山上杂草丛生，小树稠密。包礼凡说，这山本叫柴山，包公幼年常在山上与村里的一群孩子玩耍游戏。他说当时包公家里很穷，他母亲怀他快临产了，还上山打柴。一天，她正在打柴，忽然感到腹中一阵剧痛，她知道胎儿在躁动了，立即捧腹蹲下，休息一下然后再走。就这样，她每痛一次就又捧腹蹲一下，在她蹲过的每个地方都长出了一个小土包。她一共蹲了十三次，山上就隆起了十三个土包。人称“一里十三墩”。
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他们确实看到凤凰山的山头上尚存有六七个隆起的小包墩。不过，程如峰心里清楚，因为他早从包氏家谱中知道，凤凰山上的这些小土墩，其实是包家的老祖坟。这些坟墓应该是包公的先人墓。也许包礼凡也是知道的，只是不愿意说穿。于是他也就装糊涂，不愿打断包礼凡的兴致。
从山上下来，包礼凡把他们带到村边的一口荷花塘。塘面不过一亩田大，已是秋后的季节了，水面上东倒西歪地横陈着一些莲荷的枯枝败叶。
包礼凡说：“包公刚生下来时，全身漆黑，不哭不叫，他父亲以为生了个妖怪，就把他扔到荷花塘里。那一塘密密麻麻的荷叶竟托住小包公。他睡得正香呢，他的大嫂子出来洗衣服时发现了，猜想一定是刚生的小弟弟，就偷偷抱回房里，暗地哺育长大。所以在我们包家，自古就有长嫂如母的说法。”
这故事显然是编排的，是把崔氏哺育包绶的故事，移花接木到了包公的身上，还演化出一幕著名的包公戏《赤桑镇》。
程如峰却宁愿相信《庐州府志》和《合肥县志》上有关这口荷花塘的记载文字。说包拯从小就爱和村上的孩童一起，在这塘里摸鱼捞虾钓鳅掏鳝；每逢赤日炎炎的夏季，他总是爱跟小伙伴们一道在塘中洗澡嬉戏。
与荷花塘隔上几条田埂的地方，有一口水井。包礼凡介绍说：“这井，叫花园井。井很深，大旱不干，大涝不漫，水味甜美，包公就是吃这井里的水长大的。”
正说着，一位前来打水的五十来岁的妇女热情地插上一句：“包公就是在那里出世的。”她用手指着前面五十米远的一排平房。
程如峰笑道：“这都是九百多年前的事了，你怎么知道？”
中年妇女说得很认真：“我住在那里，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说的。”
她的话立刻使程如峰想到了夏广宏老人。是呀，来自民间的传说，有时你不得不信，正是夏广宏的先人，世世代代口传下了包公墓的确切位置。
程如峰对中年妇女的话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觉得她的话极可能会有真实的不见诸文字的历史。从建筑考古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庄园的格局，大都是前宅后园，住宅的后面大都辟有花园，现存的曲阜孔府就是最好的例证。花园井说不定就是在当年包公住宅后面的花园之中，包公在这里诞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绕过花园井，穿过那一排后来建起的低矮的平房，在一个村边水田里，他们看到了一块约有簸箕大的土堆。包礼凡说，那便是包公的衣胞地。
衣胞，医书上称胎盘。按旧时的习俗，孩子生下地，胎盘是要拿到外面的野地里埋掉的，不像现在那样用来做补药。
说着，包礼凡的脸上露出了苦笑。他说运动来了，一切都变了，大清官如今变成了大坏蛋，比贪官还坏，原先这儿还有个小庙，庙前有块磨盘大的青石板，现在庙拆了，石板也被人敲碎揭走了。
“包氏宗祠还在吗？”程如峰问道。
“多亏改办村里小学了，不然，也就毁了。”
程如峰和吴兴汉在村庄的北头找到了这座包氏祖祠。这是一座清代中晚期建筑，前后两进，每进都是三开间，中有小院，灰砖小瓦。虽古朴简陋，却处处透出典型的江淮地区民居的特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改中国所有祠堂大门朝南开的定式，它的大门是向北洞开。为什么这样做，包礼凡说，听老辈人讲，这是因为北宋的京城在黄河边上的开封，门向北，就表示忠于大宋；也有的讲，这是包家有意标新立异。
小包村的确有好多与众不同之处：人们一般都是选在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包家却在腊月二十四；人家正月初三晚上送年，包家却定在正月初四早晨；正月十五玩灯，通常要在十三试灯，他们却在十四；包家祠堂朝北开，正是这种思维与众不同的反映。
在祠堂院子的左侧有一溜青石板台阶，从地面一直铺上高高的围墙。显然并不是为了供人上墙，更不是上楼，因为无楼可上。细问后才知道，当年修建这座祠堂的十八个包氏后裔，祠堂修好后不久就相继去世。后人为纪念他们对包氏的贡献，给每人筑一个台阶，让后世永远记着他们。
程如峰数了数，不多不少，正是十八级台阶，它们无声地架在那里，和整个祠堂融为一体，令人肃然起敬。
这种创意，以及这个故事，其实并不奇特，可奇特的是，祠堂已经相当陈旧了，但过堂和正堂的屋梁上，却干干净净，根本找不到蜘蛛爬过的痕迹；并不平整的墙壁上，也看不出明显的灰尘。守护祠堂的人也感到奇怪，因为除了地面，那些地方他们从来就没有打扫过，竟总是那么干净。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这事压根就不会有人相信。守护人的解释是：当年修建祠堂的那十八个包氏祖先的灵魂并未离开。
有一段时间，祠堂曾经改为学堂，为防冬天的北风侵袭孩子们，只得把门改向东，门旁边的一个窗子，还用木板封了起来。程如峰透过网状的铁丝窗，惊异地发现：木板上绘制有河流般的墨线，墨线上写满了一个个人的名字！原来封窗用的竟是包村的木板谱。过去修一次谱不容易，既要有经费，又要有人才。一些人丁不多、财力不强、人才缺乏的姓氏修不起谱，但又怕长期下去，世系中断，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把世系写在木板上，或者布帛上，称为木板谱和布谱。那都是极少见的。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标本。可惜木板早已经在日晒雨淋中变成了灰褐色，与木板上的黑线反差很小，难以辨清。
他痛心地直甩头。他摸出一张纸，仔细地揩去“木板谱”上的尘土，为这扇奇特的窗户拍了一张照片。
第十五章遗骨偷埋
在故乡的龙山脚下，在大包村村边的空地上，青天大老爷包公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守在边上的大包村大队的大队长包先长，一夜没合眼，眼睁睁望着这些虽然归乡却不准入土的祖先的遗骨，欲哭无泪。一介草民，尚有三尺之地，千年的忠魂，却不得一黄土。这是什么世道啊！
为了保住老祖宗的遗骨不被销毁，第二天，包先长只得委曲求全，让人把十一个木棺匣子重又送回合肥。这样，十一个小木棺就被运到了包遵元家。
怎么可以把这些装有老祖宗遗骨的木棺匣子，就这么放在家里？包遵元急得在屋里屋外直转悠，脑袋都想痛了，也不知如何是好。这天，他约上包义旭，二人一道来到市文化局，找到程如峰。
程如峰听完了二人的讲述，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响，才知道莽莽庐州沃土，竟无包公的葬身之地！
再去找文集公社的领导谈，肯定是对牛弹琴了。只有请更高层的领导出面干预，给肥东施加压力，这事或许还有解决的可能。可是，又该去找哪一位领导呢？
最后，程如峰领着包遵元和包义旭去见吴兴汉。吴兴汉似乎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从文集公社党委书记那张写满“阶级斗争”的脸上，已经预感到了这事的棘手，只是没料到，事情会僵到这个地步。
经过一番努力，吴兴汉从省“万岁馆”政工组开了一张致肥东县革委会政工组的正式函，说明包公遗骨迁葬是上级的意图，是合肥钢厂建设的需要，并不是包家在搞宗族活动，以此来打消文集公社的顾虑。
这封公函已发往肥东时，程如峰的心上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谁知，仅隔了几天，程如峰家的门又被包义旭和包遵元敲开了，两人愁眉紧锁，一副想哭的样子。
程如峰忙让二人进屋：“还没解决？”
包义旭直叹气：“没解决不说，包先长整天挨批斗，广播站在全县的大小喇叭里，点名批判他搞宗族帮派活动，对抗运动，说他搞反攻倒算，搞复辟。”
程如峰紧张地问：“包公遗骨现在放在哪里？”
包遵元说：“放在我家呢。”
放在家里当然不是办法，程如峰想了想，说：“你们是不是跟原来包公墓的所在地合肥郊区大兴公社双圩大队的干部商量商量。清理墓地时，我们相处了几个月，关系很好，可以求他们帮助找块地方把遗骨埋了。”
包义旭也觉得只能这样。况且，他在清理小组也呆了几个月，双圩大队的不少干部，他也闹熟了。可是，去了大兴集才知道，双圩大队的所有山地均被合钢二厂征用了，剩下的全是水田，没有可供墓葬之地。
包义旭和包遵元又白跑一趟。
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似乎都想到了，剩下的，只有绝望。
包遵元从大兴集回到前进新村的家，怒火中烧，只想骂人，他把茶碗摔得叮当响。老伴怕老头急出啥病，就细声相劝：“干吗发这么大火，再慢慢想想办法。”
包遵元双眼布满了血丝，痛苦地喊道：“还有啥办法？啥都别指望！”忽然，他冲进里屋，操起了棍棍棒棒。
老伴吓坏了：“你，你想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让老祖宗和我们一块住！”
包遵元满屋子找着废旧木料、铁丝、钉子和油毛毡；老伴终于明白了，也忙去做帮手，在自己屋外的山墙边上搭出个披厦，然后，把装有老祖宗骨头的十一个棺材匣子统统搬进去。
就这样，曾经让那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闻风丧胆的包老爷的遗骨，竟然在合肥前进新村一间简易的披厦里，度过了一段羞辱而又辛酸的日子。
眼看立冬了，小雪过后是大雪，转眼间冬至又到了。冬至一过，江淮地区便进入了数九寒天，一天冷似一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冬至的第二天，正是个星期日，大包村的包先正，同包家女婿黄其荣，赶着毛驴，拉着小板车，到合肥来运饲料。每次大包村来人，如果当天走不了，一般就在包遵元家歇脚。这天，包遵元特地把包先正和黄其荣邀到家中，同时，把包义旭也请了来。
包先正因为耳朵确实有点聋，加上平日很少说话，就得了个“聋子”的绰号。他个子很高，长得挺壮实，长方脸，往屋里一站，透出几分英气。特别是他为人忠厚，不掺一点假，这一点在大包村是有口皆碑的。包遵元这时想，祖宗的遗骨就这样放在山墙外的披厦里，经过这几个月的冷处理，风声也渐渐过去了，外边又是天寒地冻，这正是偷葬的好时机。相信只要“聋子”揽下这件事，造反派纵使杀了他的头，他也绝不会吐出一个字的。这事交给他去办，是最放心不过的。
见面时，包遵元的话便有意无意朝包先长被批斗不休的事上引，包义旭在边上更是火上浇油，包先正终于被激怒了。
黄其荣毕竟只是包家女婿，面前坐的又都是长辈，不便插话。他已经注意到，三人有些话好像要回避着他。他虽然年轻，却也机灵，找个借口就上街去了。
黄其荣一离开，包遵元和包义旭就把包先正拉到山墙外去看披厦。包先正透过油毛毡的缝隙朝里一瞅，发现里面藏着十多个小棺材匣子，知道这是从大包村运回来的老祖宗的骨骸，心里顿时刀割般的难受。
包义旭于是把话挑明了说：“这样下去总不是事，你能不能偷运回去找块好地埋了？”“聋子”虽是四十大几的人了，却比包义旭晚了两辈，见“毛老爹”这样看重自己，信得过自己，就很激动，马上应道：“这也是我的老祖宗，我怎能不尽力！”
回到屋子里后，他又问：“一共多少口棺材？”
“十一口。”
“十一口，虽然每口都不大，看样子也就二尺来长，尺把宽，可放在一起，堆垛起来却也不小，太显眼。”包先正一边琢磨，一边说，“能不能这样，我们找出包公的棺材不动，其他的能并就并，目标要小才行。”
包义旭和包遵元都认真听着，二人都不免心中一惊。俗话说：一聋三呆。因为耳朵失聪，常常会使人反应很慢，动作迟缓，看上去像个弱智人，却不料，包先正认真想起事情来，头脑如此灵光，把问题想得这样细。
三人一合计，立即把披厦里的小棺材匣子全搬出来，除包公的那口不动外，他们把那些夫妻两口的并成一口，十一口棺匣就变成了六口。可六口棺材匣子放在小板车上，目标仍然很大，容易引人注意，一旦被识破，遗骨就真的会被彻底毁掉。
在合并时，三人已经发现遗骨其实并不多，有的里面装的只是一两把墓土，于是又决定把其余五口棺材匣子内的遗骨干脆并入到一口小棺材匣中去，这样一并，就只剩了两口，把它们放在板车上，再用麻袋一盖，就谁也发现不了。
待把两口棺材匣子在板车上放好，盖好，“毛老爹”包义旭依然不放心地交代道：“一路上最不平安的是店埠，县委、县革委会在那里，‘群专’（群众专政）检查严，万一被查出来……”
包先正反倒十分镇定，他满有把握地说：“我心里有数。”
包遵元又把他自己父母的骨灰盒也放在车上，让包先正抽空一起埋在老家，也算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事。
黄其荣从市内逛街回来，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他们提前吃了晚饭，太阳还老高地挂在西天，二人就早早地动身了。
就这样，“包龙图”在小毛驴“哒哒哒哒”的蹄声中，在严密的伪装之下，又一次启程向家乡走去。
那天，天阴得厉害，朔风打着呼哨，寒气逼人。包先正缩着手，脸色也冻青了。但他显然不急于赶路，而是按照“毛老爹”的安排，半路上，还找了家避风的茶棚子，耐心地喝了两大碗滚烫的热茶。
天终于黑了下来。他们赶着毛驴走上店埠桥头的时候，发现县城的大街上，除了几盏昏黄的路灯还在寒风中闪烁，只有一两个行人埋着脑袋匆匆走过，白日热闹的景象全被寒冷卷走了。
包先正暗自惊喜，但仍不敢大意，遮在毛线帽檐下的一双眼睛，警觉地注意着两边的一切动静。直到把县委和县革委会远远地丢在了身后，夜道上差不多已难觅人迹了，他这才敢大着声儿地干咳几声，让自己完全松弛下来。
在店埠一个杂货店，包先正买了十几只小口肚大的陶瓷坛子。黄其荣好奇地问：“你买这干啥？”
“腌菜。”包先正说得很随便。
“腌多少菜，需要买这么多坛子？”黄其荣忍不住地笑。
“聋子”平时话就少，小黄的话他肯定听到了，只是他不想答理，就当成没听见。他把坛子在车上放稳实之后，就又一声不吭地上路了。
这以后，他们又摸黑走了四十里，到大包村时，已是后半夜了。
黄其荣回家后，整个村庄都沉沉地睡去了，肆虐的西北风主宰了夜幕中的一切，包先正却毫无睡意。他虽然也很疲劳，浑身上下感到刺骨的寒冷，但他没有忘记包义旭和包遵元两位长辈的嘱托，回家找了把铁铲，然后，悄无声息地拽着小板车，在那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晚上，像幽灵一样地消失在村东通向龙山的小道上……
第十六章包公被平反昭雪
明教寺是安徽省的一座有名的宝刹，也是省城合肥保存最好的一处古建筑群。“文革”初期，明教寺内的佛像被捣毁，僧侣被赶走。这座宝刹先是被“官办”红卫兵当做司令部，后来又被“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夺过去。再后来，“屁”、“极”两派（以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夺权”划线的两大派，认为“好极了”的称为“极”派，认为“好个屁”的称为“屁”派；中央文件上曾改用“Ｇ”、“Ｐ”两个字母称呼两派）大联合，群众组织算是撤出了明教寺。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合肥电机修配厂和合肥生产资料公司两个单位占了进来，挂出了“行人止步”的牌子。这座有着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三国遗迹教弩台（又称“曹操点将台”），和富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庙宇，大殿成了车间，从此游人却步。
不久，有人嫌这座高台横亘闹市，碍手碍脚，决定动用推土机把它夷为平地。
程如峰不断地向合肥市革命委员会写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