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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认为，茅盾为人极好。茅盾崇高，又有雅量，他对下一辈作家非常爱护。他举了一例：刘绍棠“鸣放”的时候，竟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有“时代性”（指革命时期）、“年代性”（抗战时期）、“时间性”（延安环境）。１９５７年反右开始，作协对刘绍棠进行批判。当时林斤澜在场，屏声静气地听。茅盾首先发言，为的是定调子，他是想保护作家，保护刘绍棠的。茅盾说：“你刘绍棠少年得意，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是无知。”林斤澜说：“茅盾不说刘绍棠反动，而说刘绍棠无知。无知的原因是少年得意，无知好办，通过学习可以改变，可以进步。倘若是反动，那就要打倒。他想对刘绍棠保护过关——后来反右太厉害了，刘绍棠划了右派，那是另一回事。”
林斤澜在《沈先生的寂寞》中说道：“有一位前辈作家德高望重——他当得起这四个字，不说别的，单单终生关注一茬儿一茬儿的青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就够楷模。”林斤澜作文，大多不指名道姓。他对我说，这“有一位前辈作家”，指的就是茅盾。
林斤澜说，很早的有吴组缃，他的《录竹书房》、《一千八百担》就是茅盾发出来的。林斤澜说得没有错。朱自清早在１９４５年６月，就有短文《始终如一的茅盾先生》。第二段写道：
茅盾先生并且要将自己和后进打成一片，他竭力奖掖后进的人。我就是受他奖掖的一个，至今亲切的感到他的影响。我的文学工作是受了他的鼓励而发展的。这二十五年中他一定帮助了许多人成就了他们自己，不过我们未必一一知道罢了。
林斤澜说，１９５１年初，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虽然并不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林斤澜还举例《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她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他满腔热情地介绍道：“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王愿坚也是一个。还有杨沫。林斤澜说，《青春之歌》红一阵后，开始发紫发黑，批判浪涌。这时茅盾说：“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确是这样的。”杨沫立刻月白风清。
２００４年３月，林斤澜把一本《茅盾手迹精选》交给我。满面笑容，说是刚刚出版的。“你看看，这是５０年代中期的事情。他看了我的小说《一瓢水》，用便笺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
这封信对林斤澜非常重要，全文抄下：
《一瓢水》林斤澜。写司机助手小刘留在路上忽值司机老赵发病，小刘留为赵找草药郎中，翌日就好了，再上路。小刘留写得还可爱。老赵工作好，负责，但是心境不好，家里闹离婚（原因是老赵工作忙，不能回家，而老赵因此也苦闷，在病中呓语，有“叫她到疯人院里找我”之句，盖谓如此下去，自己也要变成疯人也），很少和小刘留搭腔。写小刘留扶病人找草药郎中的住处，他的举动，都带上阴森森的味道。有几处使人惊心。
全篇共七千五百字左右。
可以从两方面评价这篇小说。如果要否定它，理由可以是：不知作者要拥护的是什么，要反对的是什么。（这是一句老调了，但常常被作为不可辩驳的尺度）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作诛心之论，认为作者故意把人的心境、环境，都写得那么阴暗，把乡村描写得那么落后、荒凉，写草药郎中还要仗剑作法，巫医不分，写草药店老太婆迷信说见过鬼；而且，还可以质问作者：写满街人家都糊红纸，“红艳艳，昏沉沉”，是何所指？写老赵高热中呓语，分明是暗示紧张劳动会逼疯了人，逼得人家家庭破碎，那不是诬蔑我们的制度等等。
但反过来，如果不这样“深刻地”去“分析”，则此篇的最大毛病亦不过是写了一写，不能不说这篇小说在技巧上是有可取之处的。例如他懂得怎样渲染，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创造氛围。他的那些招来指责的描写，大部分属于这一范畴。那么，看了全篇后，是不是引起阴暗消沉的感觉，即所谓不健康的情绪来呢？我看也不见得。
如果我们不愿神经过敏，以为这个作者是“可疑人物”，作品中暗含讽刺，煽起不满，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想一想：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写作力的作者，倘能帮助他前进一步，那岂不好呢？这样，就可以考虑发表他的作品，同时给以指导——这可以联系几篇类似的作品写一篇评论的方法，分析作品的优缺点而着重地具体地指出作家最重要的一步是选择题材，而选材也者，实即作家对人、事的看法（即所谓立场）和洞察力（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的具体考验，我们所以常常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之重要，也即是如此。
看得出来，编辑部对《一瓢水》有争论。茅盾写这封信的意向非常清楚，即把《一瓢水》发表出来，推动这位“有点写作力”的青年作者“前进一步”。
林斤澜说：
“这是１９５６年的事情。《人民文学》已将《一瓢水》退还给我，不料编辑屠光群来到我家，把《一瓢水》讨回去。这篇小说发在５、６月合刊上，这期上还有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那一期很有名，几个人被打成右派。——怪不得《一瓢水》发表以后，我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就接二连三地发出来。”
在《林斤澜文集》第一卷中，《一瓢水》是林斤澜发表的第八篇小说，这以后《人民文学》发的《草原》是他有些分量的作品，《台湾姑娘》使他成名走红，《新生》和《赶摆》让同行叫好。倘若没有茅盾的这封信，有没有今天的林斤澜，非常难说。
但林斤澜对我明确地说：“茅盾先生尽管道德高尚，他的文学观念，主要是主题先行，我不能同意。他有明显的偏见。比如说，他早年竟说沈从文的小说，是一碗清汤，上面飘着几点油星。”
有一回，林斤澜说北京有个年轻评论家，给现代作家排座次。一是鲁迅，二是沈从文，三是曹禺。鲁迅之后，小说是“一城两传（《边城》、《呼兰河传》、《铁木前传》）”。林斤澜微笑着，好像是同意这种排法。我说：“《呼兰河传》漂亮，但萧红的名字总不响亮。”林斤澜说：“问题就在茅盾。萧红不是革命者，死后，１９４６年《呼兰河传》出版时，是茅盾作的序言，序言基本上对《呼兰河传》持否定的态度。”在《呼兰河传·序》中，虽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但茅盾的重点却是这么两个段落：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很明显，茅盾离开了艺术本身、美学本身谈论《呼兰河传》。茅盾的文学观念是“人生的文学和写实的文学”（朱自清语），同情被损害者，激励人生，唤起民心。“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是不倦的战士……”他的创作多是这样，虽有气度、气势、气魄，但终究带强烈的政治功利。林斤澜说，《子夜》写得好，但它的“革命性”超过“艺术性”。解放后，政治气候如此，茅盾的文学观念无法改变，这种观念和纯正的艺术如同水火。
林斤澜家里，有茅盾写给他的一幅字。林斤澜说是茅盾寄来的。这幅字是茅盾自己的一首诗，内容是反苏的！直行书写，全文如下：
元戎已自化猿鹤，熙攘人间换物华。昨日偏裨新打扮，登坛谄笑幻龙蛇。翻云覆雨不知耻，浑忘当年勤舐痔。篡改经典自吹嘘，核时代道在溺屎。华灯照影一逃兵，顾影相怜起共鸣。更有叛徒相吹捧，戈操同室不留情。倒行逆施讵能久，革命风云正怒吼。它年历史有公论，小丑终究是小丑。
六三年二月十三日作
斤澜同志两正
茅盾六四年七月九日北京
在林斤澜的家里，留有沈从文的一幅字，内容却是刘桢的诗。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和曹丕至交。一天曹丕设宴招待众士，曹丕命甄氏出堂与大家见面。刘桢愤然，一因曹丕夺袁熙之妻甄氏，二因甄氏有夫再嫁不忠不贞。独有刘桢立而不跪，且满面讥意。曹丕见状勃然大怒，欲问刘桢死罪，由于众人求情和曹操干预，才免于死。
这首诗是这样的：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沈从文这幅字不标年月，林斤澜说是六十年代。这个并不重要，我想到的是，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内容给林斤澜呢？
林斤澜说，建国后，沈从文的处境就非常艰难。当年鲁迅就不喜欢沈从文，但鲁迅毕竟是鲁迅，晚年时改变了，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点名几个优秀作家时，提到沈从文。茅盾对沈从文的偏见，是文学观念相左。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是郭沫若。郭沫若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专打沈从文。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扣上了一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建国后，沈从文虽然如张兆和所讲，转到历史博物馆已是幸运，但日子仍不怎么样。
沈从文当了讲解员。但他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是不给沈从文！沈从文有一段话，就是写他当时的情形：孤独、伤感和无望：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阂，理解之无可望……
林斤澜说，郑振铎原是沈从文的老朋友，建国后任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他从没有关照过沈从文。有一回郑振铎到沈从文所在的历史博物馆，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快、很大。”会后，沈从文遇见了郑振铎，他非常激动，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没大表情。
有件事很有意思。五十年代中，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市里一位领导同志。他早就去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他解释说，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对这件事，他的大姨子张允和是这样解释的：“当时三妹兆和是蛮疯的女孩子，活泼，爱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老拿第一。很多人追我们的三妹，沈从文的情书最多，吴晗也写过一些。”从这件事来看，当时的沈从文又非常非常自卑。
林斤澜说，建国之后几十年，巴金一直和沈从文通信，一旦进京便访问他。朱光潜也一直看好他。除此之外，旧日朋友大多隔绝联系。沈从文伤感地说：“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找找我。”林斤澜说：“同是沦落人，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萧乾是针对沈从文的自称乡下人说的。沈从文那里也不是找不到一句刻薄话的，但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他聪明过人。’”
林斤澜和丁玲的丈夫陈明关系不错。我在林斤澜家里见到一本丁玲题签送给林斤澜的书。林斤澜认为丁玲还算一个比较正直的人。可提到丁玲对沈从文的态度，林斤澜大摇其头。从前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是有一段朋友之缘、患难之交的，沈从文是帮过丁玲不少忙的。可是建国后，丁玲对他并不友善。林斤澜说，１９６１年，在一次作协的会议后，在北京小羊圈胡同外的公共汽车站，他亲眼见到沈从文追着叫丁玲，丁玲不回头。就是丁玲被打成反党集团，尝尽“左”的苦头之后，仍然不饶沈从文，在文章中加以抨击。据严文井回忆，１９８０年他看到丁玲的文章后问她：“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丁玲马上激动地说：“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三十年代写的《记丁玲》（此文１９７９年丁玲才读到）一文中，沈从文只说“同住”，并没有“同居共眠”的文字。李辉在《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中是这样分析丁玲的心态的：“她一再对人提到的对沈从文笔调趣味很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不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又说，“她批评沈从文对左翼文艺的政治态度，是要向世人证明她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她始终站在革命事业一边。这样，那些对她的诬陷就不攻自破。”
建国后的文艺界，年复一年，常常去看望沈从文的，可能就是汪曾祺和林斤澜了。
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一文中，谈到结识沈从文的情景：
我认识沈先生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他已经不能教授，不能写作，打发在历史博物馆里。他的学生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工作，我们同事。有回曾祺带我到天安门后边的午门楼上，看几件出土文物，也是借此引见沈先生。那是建国初年，大家都工作忙——开不完的会，大家都工作忙——改造不完的思想。倒是有春游秋游，但没有现在的旅游观念。午门院子里没有人进进出出，城墙、台阶、箭垛都还坑坑洼洼，城墙楼上红漆脱落，白木乌黑，沈先生当年已年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