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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 亲
有时夜里会响起不同寻常的铃声，不是很长很长，就是很短很短，这些都是长途电话，是爸爸过去的病人或他的大学同学打来的。听爸爸和他们谈话的那腔调，仿佛我们家里谁也没躺下睡觉似的。妈妈很诧异，爸爸却解释说：
“他们知道，这时候家里准有人！这能怪他们吗？”
要不就说：“这能怪他们吗？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那儿已经是早晨了，应当理解他们。”
“不过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儿还是夜里。”妈妈回答说。
“这能怪他们吗？”这是爸爸的口头禅。
有一次，妈妈说：“你真该当个辩护人。”
“这总比当控诉人好。”
“那要看具体情况！”妈妈反驳道。
不过，爸爸还是当他的外科医生。
有时夜里在很长很长的或很短很短的铃声响过之后，我们就知道了，爸爸的朋友要到我们城里来。
碰到这种情况，爸爸总是说：“好啊，你从车站直接到我们家里来吧！我家有折叠床。”
“幸好只有一张，”妈妈叹了口气。 “真是些怪人！即便推辞一下，装装样子也好呀，总要客气客气吧！又不是没有旅馆。”
“旅馆里住不进去，”爸爸回答道。“再说，谁都愿意和亲近的人待在一起。”
“亲近的人！你连他的样子都记不得啦。”
第二天，外婆就要教训爸爸了，不过，和平时一样，用的是那种独特的方法。
她说：“我们那个邻居的丈夫不和妻子商量好，在大事情上从来不一个人作主。”
那么，爸爸就该领会到，他也不该如此自作主张。
“比你只高两班的那个彼嘉已经成了教授啦，”外婆说。 “一心一意只搞学问，从来不让别人来打扰他。”
爸爸由此可以作出结论，如果他不再把别的城市里的朋友请回家来，那么，他很快就能成为教授了。
……当从别的城市里又传来长长的、断断续续的电话铃声时，当然，我们大家都醒了，妈妈就对我说：
“准备折叠床！”
她的判断是对的。没过一会儿，爸爸就对着话筒说道：“这不成问题！让他来吧……就住在我这儿，我找几个专家给他看看，会诊会诊！如果需要的话……”放下听筒，他就对妈妈解释说：“她的儿子得了重病……”
“他们城里就没有医生？” “那是个小城市，没有大专家。”
“一定要大专家吗？”
“如果是他病了，”爸爸向我这边点了点头， “你能不担惊受怕吗？ 她在电话里哭了，“请给我的孩子看看……”，这能怪她吗？”
妈妈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说。
早晨，妈妈问道：
“这个妇女是谁……就是那个打电话的？”
“远亲。”
“很远吗？”
“好像很远。”
“她到底算是你的什么人呢？”
吃早饭时，爸爸一直在想，但就是没有想得起来。
“我只知道，是父亲那边儿的……”他说。“不过，如果她的孩子病得很重，那这又有什么关系……”
过了三天，她的孩子来了：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他说：“我用名字加父称【用名字加父称称呼别人，表示尊敬——译者注。】来称呼您，因为母亲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
“多巧！我们也想不起来了。”妈妈说。
“这是什么话？”爸爸反驳了。“我们总是亲戚呢，我就知道，是父亲这边的亲戚。”
来客说：“我懂，远亲不如近邻。譬如说，熟人总不会不认识，而远亲则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也没交谈过。说实话，如果不是他们把初步诊断告诉了妈妈，我是不想来打扰你们的，我必须尽快向妈妈证明，他们的初步诊断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怎么说的？”妈妈问道。“是什么病？”
“就是那种病。”来人答道。他叫伊格纳季，少有的名字。
“什么……‘那种病’？”妈妈不懂。
“喏，就是那不知道病源，但却知道经常性结局的那种病。”
“为什么是‘经常性’的？”外婆不同意地说。 “在这个领域内已经有了许多发明。”
“是的，真是这样。”爸爸大声证实道，虽然他平时说话总是很轻，而且当外婆谈起医学时，他总是到走廊上去抽烟。这一次，他却留在房间里了。
除了偏头疼，外婆这辈子还没得过其它病，但她总怕亲人中有谁生病。
她详细地研究各种报刊上刊载的《医生讲话》，在这以后，好几天之内，你得不能在家里咳嗽或打喷嚏。
外婆说：“我读过的那篇文章里，那些人就是从一般的咳嗽起病的。”
她对伊格纳季说：
“您绝对不像得那种病的人，他们的怀疑是错误的。我有三个熟人都得过那种病，您完全不像他们。再说，他们也都治好了，就是给他们割掉了……情况很好！”
爸爸问： “您怎么知道初步诊断结果的？” “有一次，医生一下子都来了，他们让我相信，说我的病不重。我并不着急，但他们却安慰我。后来，我偷偷看了看他们写的病历，但是并没害怕。在诊断旁边还画了个大问号， 喏，如果医生打的是问号，那我自己为什么要打惊叹号呢？ 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告诉了母亲，这下我可火了！干嘛要告诉她呢？”
爸爸说： “从手续上来说，他们是对的，应当通知亲属。”
“但是他们通知的不是亲属，是母亲。”伊格纳季喊道。 “因此我就来了，为了让她相信，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来打扰你们了。不过，你们不用操心，我可以睡在厨房里，或者用折叠床睡在走廊上。”
“让他睡折叠床……”妈妈说着，向我这边点了点头。 “您睡床，就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
“只是请别为我麻烦，要不，我就会以为诊断已经得到证实。”伊格纳季说。“你们知道，”他又说了，“是妈妈一人把我拉扯大的……我没有父亲，她可真不容易啊，先前，我们老是算啊，算啊：‘还有两年中学，然后五年大学，就是说一共七年！’后来，中学、大学都少用了一年，总算大学毕业了，走上工作岗位了，可忽然……难道这可能吗？母亲盼了多少年啊！总算盼着了，可我却给了她这样一份礼物……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可怕的忘思负义啊！最好能快点给她拍份电报：‘良性。即回。’”
“她不会相信电报的。”妈妈说。
“我发过誓，一定将真实情况告诉她。她就有这么个弱点……喜欢发誓。所以我呢，一有什么事情，就用我的健康起誓，而她说：‘用我的健康起誓！这样你就不会骗我了。’往常我竭力回避，这次却顺从了她的心愿。”
第二天清晨，爸爸把伊格纳季领到一个学院去，再从那儿去爸爸的医院。
爸爸告诉我们： “晚上你们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不，打电话到我的工作单位去吧，”妈妈说。 “如果我有事不在房间里，你就请人转告：一切都好。”
“或者事情很糟。”伊格纳季精神勃勃地说。
“这绝不可能，”妈妈喊了起来。 “我相信……”
“和任何一种疾病都是可以进行斗争的。”爸爸说。
“能战胜吗？”伊格纳季问。
“当然……能战胜！做母亲的，当然会很着急，等着你的消息！这能怪她吗？但您是个男子汉，应当相信，这种病在多数情况下是能被战胜的。”
“但最好不要得这种病。”伊格纳季说。
他一直微笑着，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焦急不安的。
我请求说： “你也把结果告诉我。”
爸爸点了点头。
第五节课后本来还有摄影小组活动，但我没有留下。
外婆通常都是晚上来帮妈妈操持家务，但这次白天就来了。她用抹布擦擦电话机、放电话机的圆桌，然后把走廊上圆桌旁的东西都擦了一遍。
外婆家里没有电话，因此，当晚上外婆在我家帮助操持家务的时候，旁人就别想给我们打通电话。每次通话以后，外婆总要告诉我们她和谁讲话了，她就有这么个习惯，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学生时代的女朋友！”并且总要叹一口气。她有那么多学生时代的朋友，仿佛不久前她刚上十年级，其实，她还是在革命前上的中学。
但是那一天，她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她在等待，我也在等待。
我们终于等到了，爸爸打电话来了。平时，外婆不喜欢我干涉大人的事情，这一次，她把爸爸说的每句话都转述给我听。
“伊格纳季没有那种病，已经确诊了，他病得很重，要做复杂的手术，但不是那种病！谢天谢地！”外婆说着，走到房间里，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显得十分疲倦。
我也马上感到累得要命……
但在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以后，又响起了不同寻常的铃声，先是很长很长的，后来又是很短很短的，我冲进走廊，一把抓住听筒。“这是从伊格纳季住的那个城市里打来的，”我告诉外婆。 “叫我等一会儿，不要挂上听筒。我要先告诉他的母亲……我先说！”
外婆说：“我们邻居家的小孩从来不抢在大人前面做事。
由此我应得出结论：必须将听筒交给她。但是，我没有做出这个结论，而她也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只是带着询问的眼光抬起了头……她对我让步了。
“他会好的！”我对着听筒大声喊道。“他没有那种病，已经确诊了，没有那种病。我以我的健康发誓，也以您的健康发誓！……”
伊格纳季的母亲在电话的另一端哭起来了。
这时传来了接线员的声音，她想说什么，但只说了一个字：“您……”就沉默不语了，虽然长途电话接线员是可以随意插话的。
伊格纳季的母亲还在哭着。 于是，我高声地喊了起来：
“他病得很重！要做复杂的手术！但是没有那种病！我用我的健康发誓，也用您的健康发誓！您别着急，他会好的，会很健康的！”
在学校里，我们常常以《我的志愿》为题写作文。
为了避免重复，我第一次写的是我希望成为地质学家，第二次是要成为生物学家，第三次则要成为宇航员。实际上，我还没有选定职业。
那天，我也还没有明确长大以后究竟干什么。但是，我想：如果从手术室或爱克司光透视室里走出来，看见做母亲的那专注的目光里流露出担心与期待的神情时，能微徽一笑，轻声说道：“他没有生命危险……会好的，请别担心……他会好的！”这该多棒啊！
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作者：阿列克辛
二、最幸福的一天
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老师对我们说： “明天开始放寒假，我相信，你们每天都将过得十分幸福，展览会啊，博物馆哪，都在等着你们呢。不过，你们也会有最幸福的一天，一定会有的！那就把它写下来，作为寒假作业，写得好的文章，我将在全班朗读！作文题目就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我发现；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喜欢我们在作文中总要写上“最”字的东西：《我最可靠的朋友》、《我最心爱的书》、 《我最幸福的一天》。
除夕夜间妈妈和爸爸吵架了。我不知道吵架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在朋友那里迎接新年，很晚很晚才回家的，到了早晨，两人就不说话了……
这是最不好的事情！ 宁可他们吵—顿，闹一顿，然后就和好。要不然，别看他们走起路来若无其事，和我讲话也是轻声细语，仿佛什么事儿也没有，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总觉得出事了。而这事儿什么时候了结呢？那是无法知道的，因为他们两人不讲话啊！就好像在生病的时候……如果体温突然上升，哪怕升到40℃，也没什么可怕的：可以用药把体温压下去嘛。而且我总觉得，体温越高，越容易确定病症，然后就治好了……
譬如有一次医生完全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了看我，对妈妈说： “他的体温正常……”，我马上就感到很不自在。
总之，寒假的第一天，我们家里就出现了这种宁静和轻声细语，我也就没有兴致去参加枞树游艺会了。
妈妈和爸爸吵架时，我总是非常难过，虽然，在这种时候，他们对我总是有求必应，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譬如，我刚说不想去参加枞树游艺会，爸爸马上建议我到天文馆去；妈妈说，她愿意带我去溜冰。在这种时候，他们总竭力表明，他们的争吵绝对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水平，而且，这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但是我很难过。在吃早饭的时候，我的心情更加忧郁了。起先，爸爸问我：
“你向妈妈祝贺新年了吗？”
而妈妈呢？看也没看爸爸，接着说：
“给父亲把报纸拿来，我听见刚才已经送到信箱里了。”
妈妈很少把爸爸称做“父亲”，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两人都想使我相信：不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达只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这也与我有关，而且很有关系！于是，我拒绝去天文馆，也不去溜冰……“最好别让他们分开，别让他们各去各的地方，”我打定了主意。 “或许，到了傍晚，一切就都过去了。”
然而，他们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如果外婆到我家来，我想，妈妈和爸爸就能和好了，他们总不能让外婆伤心。但是外婆到别的城市去了，去找她中学时代的女朋友，要十天后才能回来。
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在假期里去找这个女朋友，好像她们两人至今仍然是中学生，因而其它时间不能相会似的。
我始终竭力注意观察我的父母亲。他们刚刚下班回来，我马上向他们提出各种请求，迫使他们两人都留在家里，甚至在一个房间里。我的请求，他们总是满口答应，在这一点上，他们简直在相互竞赛呢！而且，他们一直悄悄地、不让人觉察地抚摸着我的头。我想： “他们可怜我，同情我……这就是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
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老师坚信，寒假里我们每天都将过得十分幸福，她说：“对这一点，我决不怀疑。”但是，已经过去整整五天了，可我一点儿幸福也没有。
我心里暗暗想道： “要是他们老不讲话，那以后……”我感到十分可怕，于是，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叫妈妈爸爸和好。必须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但怎么做呢？……
我记得在哪本书上见过，或在广播里听过，欢乐和痛苦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当然，使别人痛苦容易，使别人欢乐可就难了。要给别人带来快乐，使他感到幸福，必须想方设法，必须勤奋、花力气，而破坏别人的情绪，这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我不想这样做……于是，我决定从令人欢乐的事情做起。
如果我仍然在上学，那我可以做一件难以达到的事情：几何得一个四分。数学女教师说我没有任何“空间概念”，为此还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爸爸。而我要突然拿回来一个四分！妈妈和爸爸一定会吻我，然后他们也相互亲吻……
但这仅仅是幻想：还没有人假期里得过分数呢。
在这些日子里，什么事情能给父母亲带来欢乐呢？
我决定在家里进行大扫除。我用抹布、刷子忙乎了好一阵子，不过真倒霉，除夕那天妈妈已亲自打扫了一整天。如果你冲洗了已经洗过的地板，用抹布擦拭没有灰尘的柜子，那又有谁能发现你的劳动呢？晚上，父母亲回来后，并没有注意到整个地板干干净净，而只看到我浑身邋里邋遢。
“我做大扫除了，”我报告说。
“你能尽量帮助妈妈，这很好。”爸爸说，但没往妈妈那边儿看。
妈妈吻吻我，摸摸我的头，仿佛我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
第二天，虽然还是假期，我七点钟就起来了，打开收音机，开始做早操，用湿布擦身（以前我一次也没做过）。我在家里跺着脚，大声喘着气，往身上浇水。“父亲不妨也擦擦。”妈妈说，也没看爸爸一眼。
爸爸只模了摸我的颈子……我差点儿没哭出声来。
总之，欢乐并没有把他们联在一起，没能让他们和好……他们的欢乐是分开的，各归各的。
这时，我决定采取特别行动，用痛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当然，最好是能生病。我愿意整个假期躺在被子里，翻来覆去，说着胡话，吞服各种药片，只要我的父母亲能重新相互讲话，那一切就仍然和以前一样了……是啊，最好能装出生病的样子，而且病得很重，几乎无法医治。但是，真遗憾，世界上还有体温表和医生。
剩下的办法只有从家里消失，暂时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