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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办法只有从家里消失，暂时失踪。
晚上，我说：
“我要到‘坟墓’那儿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情！”
坟墓——这是我的朋友热尼卡的绰号。热尼卡不论讲什么，总是先说： “你发誓，不告诉任何人！”我发了誓。“守口如瓶。”我答道。
不论别人对热尼卡讲什么，他总是一个劲声明：“我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讲，就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他老是让人家相信这一点，于是得了个绰号“坟墓”。
那天晚上，我需要一个能保守秘密的人！
“你要去很久吗？”爸爸问。
“不要很久，二十分钟左右，不会再多了。”我答道，用力吻了吻爸爸。
然后我又使劲吻了吻妈妈，就像出发上前线或者开到北极去似的。妈妈和爸爸对看了一眼，痛苦还未降临到他们身上，目前仅仅是惊慌，但他们已经有一点点儿接近了，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接着，我就到热尼卡那儿去了。
我到了他家，一看我的模样，他就问我：
“你从家里逃出来的？”
“是……”
“对！早该这样！不用担心，谁也不会知道，我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
热尼卡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但他喜欢别人逃跑、躲藏、失踪。
“每隔五分钟你就给我的父母亲打一次电话，告诉他们，说你在等我，着急得很，但我还是没有来……明白吗？一直打到你觉得他们快急得发疯了，当然，不是真的发疯……”
“这是干吗？啊？我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说，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你知道……”
但是这件事就连“坟墓”我也不能讲啊！
热尼卡开始打电话了，来接电话的有时是妈妈，有时是爸爸，这要看谁恰好在走廊里，电话机就放在这里的小桌子上。
但是，在热尼卡打了五次电话以后，妈妈和爸爸已经不离开走廊了。 后来，他们自己打电话来了……
“他还没有到吗？”妈妈问。 “这不可能。要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我也很着急，”热尼卡说。 “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必须会面，不过，也许他还活着？……”
“什么事？”
“这是秘密！我不能说，我发过誓。但是，他是急着要到我这儿来的……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
“你别说得太过火了，”我预先提醒“坟墓”。 “妈妈说话时声音发抖吗？”
“发抖。”
“抖得厉害吗？’”
“现在还不太厉害，但是会抖得十分十分厉害的，你不用怀疑。有我……”
“绝对不可能！”
我很可怜妈妈和爸爸，不过我这样做是为了崇高的目的！我拯救了我们的家庭，必须克制同情心！
我控制住自己，过了一个小时，我受不住了。
在热尼卡又接到妈妈不断打来的电话后，我问他：“她说什么？”
“我们要发疯了”他高兴地报告说，显得特别兴奋。
“她说‘我们要发疯……’？是说我们吗？你没记错？”
“如果记错了，让我立刻就死！不过还得让他们再难受一会儿，”热尼卡说。 “让他们打电话到警察局，到无名尸公示所……”
“完全没必要了！”
我拔起腿就向家里奔去！……
我用自己的钥匙轻轻地打开了门，几乎没有一点儿响声，然后蹑手蹑脚地溜进了走廊。
爸爸和妈妈坐在电话机的两旁，脸色惨白，痛苦不堪，他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两人在一起受苦，这是多么好啊！
突然他们跳了起来……他们吻我，拥抱我，然后又相互亲吻。
这就是我的假期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
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第二天便坐下来写作文。我把参观特烈基亚科夫绘画陈列馆那天写成是我最幸福的一天，虽然事实上这还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
我可不能写爸爸和妈妈的事情……瓦连季娜·格奥尔基耶夫娜说过，优秀文章要在全班朗读，而我们六年级二班有四十三个人哪，万一我的作文写得最好呢！
请打电话，请到我家来作者：阿列克辛
三、您的身体好了吗？
外婆认为我的爸爸是个倒霉的人，她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常常告诉我们，爸爸所有的大学同学，仿佛有意和人作对似的，都成了主治大夫、教授或者起码也是候补医学博士。谈到爸爸朋友的成就，外婆总是高谈阔论，显得那么高兴；在这之后，我们家里就出现一片沉寂，笼罩着忧郁的气氛。我们知道，爸爸是个“掉队的人”。
“尽管他们都来请教过你，考试时你还提示过他们！”有一次，外婆感叹地说。
“就是现在，他们也常把学位论文带来给他看，”妈妈轻轻地说，不知是为爸爸感到骄傲，还是责怪他什么。 “他们有撰写科研论文的创作假，而他已接连三年连例假都没有，成天就是这个医院！手术，手术……别的什么也没有。哪怕弄张一个星期的病假证也好：生一场病，休息休息，有什么不行……”
妈妈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爸爸患了流行性感冒。
医生给他开了药，又说：
“还需要安静，安静……”
我们家的电话开始每隔两分钟就响一次。
“他的身体好了吗？自我感觉如何？”一些不熟悉的声音问道。
起先，我很恼火，吵得爸爸不能睡觉呀。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我告诉她说：
“电话打来大概有二十次！”
“多少次？”妈妈反问了一句。
“三十次左右，”我答道，因为我突然觉得妈妈很诧异，但很高兴。 “他们吵得他没法睡觉，”我又说。
“我知道。不过，这说明他们很关心他。”
“那还用说，有的人差点儿都哭了……着急得很……我安慰了他们。”
“这是什么时候？”外婆也感兴趣了。
“你恰好出去拿药了，要不就在厨房里……我记不清了。”
“可能。电话确实来得很多。”外婆说着，用惊奇的眼光往爸爸睡觉的那个房间看了看。
她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打电话来，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
“爸爸生病了，这多妙啊！”我想。 “让他们知道……就会明白过来了，特别是妈妈！”是的，我特别想让妈妈知道，一些毫无关系的人是多么关心爸爸啊。
我说： “有一次，我去照顾大学生尤拉，喏，就是住在隔壁单元的那个……你们记得吗？”妈妈和外婆点了点头作为回答。 “他也是流行性感冒，人家也给他打电话，一天就两三个人，再也不会多了。而我们这儿，简直铃声不断！”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请原谅……”我在话筒里听到一个妇女轻轻的、压抑的声音。“是谁在接电话？”
“他的儿子！”
“很高兴……那么您知道，我也有个儿子，他定在明天动手术，但是我想等到您的爸爸恢复健康，如果可能的话……请您问问他，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很担心。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的爸爸亲自……那我就放心了！”
“请您对他的妻子再说一遍，”我说。“也就是我的妈妈……我马上就喊她来！”
我把妈妈叫来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左右，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里问我：
“请问您是谁？”
“他的儿子！”
“好极了！那么您不会不理解我的。我的老婆明天要切除胆囊，说好由您的父亲主刀，正因为是他动刀我才把她送进这个医院的，虽然我还有其它一些路子！他们答应我，由您的父亲……可突然出了这么件意外的事情！怎么能这样呢？应该让他早点恢复健康！或许，需要什么特效药吧？缺少什么药？我倒能……总之，我要等他开刀，这不是剧院，可别给我安排个B角！…… ”
“请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妻子，就像您刚才我说的那样……一字不差，就那么说！也许，她能帮忙。”
我又把妈妈叫来了。
接连几天，我对所有关心爸爸病情的人说：
“现在还很难说，您晚上打电话来吧，那时，他的妻子正好在家，她会把一切情况告诉您的……”
下班后，妈妈就坐在走廊里摆着电话机的小桌旁，不断地与那些白天我让他们晚上打电话来的人通话。
有时我对外婆说：
“你不能帮帮她吗？”
于是，她替换了妈妈，坐在小桌旁。
打电话给爸爸的病人、医生、护士每次都问： “体温高吗？”
真遗憾，爸爸的体温不高，我真希望所有的人继续为他的健康担心！
有一次，我说：
“体温？不知道……体温表打坏了。但额头很烫，并且总是睡不安稳。”
“那天，我对所有的人都作了这样的回答，我在走廊里低低地说，不让爸爸听见。
我的悄悄话对所有的人都挺发生作用，他们也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回答我：
“情况还不好吗？”
“是的……请您过一会儿，等他的妻子在家的时候再打电话！”
晚上，人家给我们送来的体温表就有三支。
“真希望他的体温正常，”就是要爸爸替她的儿子开刀的那位妇女轻轻地说，然后把体温表递给我。 “他还是睡得不安稳吗？”
“不，已经好一些了，”我说。 “好得多了， 请别担心……”
“让他用这支体温表吧，”她请求道，好像体温表能起什么作用似的。
“依我看，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又安慰这位妇女。
她掏出手帕，低下头，走了。
我对妈妈和外婆说： “莫非你们以为，如果你们那位……大提琴手得了流行性感冒，也会有这么多人给他打电话？也会买上这么多体温表？……”
“嘿，你啊！……这能比吗？”外婆扬声说道。“这可关系到人的性命哪！”
“对，人们需要他，”我说。
“当然！”妈妈高声说道。
要是爸爸不得流行性感冒，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也就是说，她也许会讲同样的话，但不会这么响亮，这么自信。
所有的报纸都讲到要与病毒性感冒进行无情的斗争，而我对这些病毒却很有情，甚至爱上了它们……有什么办法呢？它们可给我帮了大忙啦！
那天，我打定了主意，如果以后家里人低估了我，我也要生一场重病，最好是死去……死一段时间，只要让他们大家都明白他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宝贵的人就行！但是，很遗憾，这是办不到的，因此我就要生一场病！那时，我们全班（四十三个同学）都会给我打电话。我可真得好好努力啊，到那时大家马上就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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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叶戈罗夫
有一次，爸爸对我说： “你知道，我几乎也感觉到我的病人所忍受的那些肉体上的痛苦。”为了不让妈妈和外婆听见，他说得很低。爸爸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对她们说这些话，因为他觉得她们会过于夸大其词。也许，他只是不想让妈妈知道，他经常在“肉体上”感到痛苦。
但是爸爸对我无话不讲！他这一辈子，从四年级开始，就只喜欢妈妈一人，就连这个他也告诉我了。
“有的朋友对这感到很奇怪，”有一次爸爸对我这样说。
“让他们去奇怪好了！”我说。“真是些不幸的人！这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像妈妈这样的女人罢了……”
总之，爸爸对我从不保密。
我觉得，如果什么时候我必须动大手术，我定能轻松愉快地挺过去，因为所有爸爸做过的大手术，他都详细地对我说过，我对这些手术好像已经习惯了。
爸爸总得要和别人谈谈心啊！他不愿意让妇女难受，而男人，除他以外，家里只有一个，这就是我！
我知道所有重病人的名字和父称，也知道他们的亲戚，因为他们总是不断地往我们家打电话。爸爸向他们报告说：“今天我们开始给您的丈夫翻身了！”“您的儿子已经学会走路了！是的，又走了……已经能够走到窗户那儿，祝贺您！……”
“我看，你们医院里一定没有问事处，”有一次外婆说。
“动手术时，往往亲近的人比病人更难受，”爸爸回答说， “因为不给他们上麻醉啊！因此我总设法哪怕是通过电话来产生一点‘麻醉’作用。”
爸爸对病人的情况，譬如他在哪儿，干什么工作，有什么理想，几个孩子都了如指掌。
“不了解别人的生活就无法干预别人的生活，”他说。
“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爸爸总是很怕引起妈妈和外婆的不安，因此，每当早晨爸爸愉快地放声歌唱时，我就知道，他的心里十分忧郁，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担心。那时，我就悄悄地把爸爸拽进厨房，问他：
“是不是今天有大手术？你很激动吧？”
“轻巧的手术是不存在的。”爸爸几乎每次都这样回答，然后又说： “是啊，有不少麻烦事儿……”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我的回答呢，就是我相信爸爸。爸爸的心情马上就变得轻松了，也不再唱歌了。
白天，我对外婆说：
“我要问问热尼卡几何的事情。”
拨的电话号码却是医院的，等爸爸来接电话时，我问：
“怎么样，你的作业做出来了吗？”
爸爸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和他总是相互了解的。
晚上，爸爸回到家里，我从他的脸色可以准确无误地猜出：病人有没有并发症，体温高不高……
但是，有一次，爸爸的脸色叫我无法捉摸，他既不忧郁，也不愉快，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走起路来也不同往常，就是说，从走路的样子也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害怕了。
“出事了吗？”我悄悄地问他。
“他死了。”爸爸回答说。
“谁？”
“叶戈罗夫……伊凡·巴甫洛维奇。”
在这之前，我从没听说过叶戈罗夫的事情，而且那天早晨爸爸既没激动，也没唱歌。是的，妈妈和外婆是到城外去了，要离家三天。不过，不论怎么说，我还是应当察觉出来的呀！
“他多大岁数了？”
“是啊……这是这种状况下的第一个问题。多大岁数，这有什么关系！他应该活着。”
“那他是……什么病？”
“病例不重。问题就在于他患的不是重病！手术情况很好，可后来……怎么对你说呢？血凝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血栓。”
“那就是说你没有责任？ （爸爸看了我一眼）我不是想说这个，不过，你没做错。”
“他死了。前天，他的母亲来找过我……你懂吗？”
“那么，他很年轻？”
“五十七岁。”
“那……他的母亲呢？”
“七十八岁了，但还麻利，眼睛也很有神……她说，‘幸亏瓦宁的妻子在疗养院，孩子们都在别的城市里，要不夜里发起病来他们要吓坏了。’我还开玩笑地说：疾病发起猛攻并不可怕，我们定能把它击退！”
“她已经知道了？……”
“我告诉她要过五天左右才动手术。叶戈罗夫让我这么说的，免得她担心……”
“呵，伊凡·巴甫洛维奇要给他的母亲来点麻醉剂。”我想着，又问：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马上到她那里去，亲自把一切情况告诉她。”
“我也去。”
“去吧，不远，就在曙光电影院的院子里……她对我说过：‘瓦尼亚回家时，您也来……”
我挽起爸爸的手，扶他走了出去。他没感到惊奇，也没把手抽出来，这说明他需要我！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在意。
“她对我谈起他的情况。做母亲的几乎都是这样，想要让我喜欢他们的孩子，也就能精心地做手术……”
爸爸和我谈论叶戈罗夫时，仿佛叶戈罗夫是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而他的母亲的年岁与我的妈妈相差无几。
“世界上，母亲最怕失去自己的孩子，”爸爸说。 “他们相信，我们医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可现在，你看，竟是这样……”
我走着，心里在想：“为什么小小的血块会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什么细细的血管能决定人的生死？为什么？”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爸爸，他回答说：
“我们正努力设法克服这种状况。”
爸爸很刻苦，这我知道……
“你说，你能预料到这个吗？”
“医生应当事先估计到所有的情况，”他生气地答道。
不过，我还是又提了一个问题：
“要不让这种情况产生……你能吗？”
“我应当这样。”
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不是生我的气，他是生自己的气，我可不能让他这样！
“你应当这样？还是你能这样？你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