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宀欢险剂旌凸戏值陌⒗澜纾钪找逊纸獬闪�20多个不同国家。可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却始终解不开阿拉伯情结，他们推行泛阿拉伯主义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或联邦。泛阿拉伯主义萌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叙利亚，随后传入阿拉伯各国。伊拉克是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的统治中心，在民族心理上极容易接受泛阿拉伯主义，这种思潮一经传入，立刻落地生根。
宗教的伊斯兰和民族的阿拉伯，这两个概念虽有不同，但主要部分是重合的。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伊斯兰世界只能由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其意志，但自从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后，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他认为，当今有6个“可能的”伊斯兰核心国家，它们是埃及、伊朗、沙特、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但它们目前没有一个具有成为伊斯兰核心国家的实力。因而他认为，伊斯兰是“没有凝聚力的意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苦苦追求的“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
在亨廷顿列举的伊斯兰世界“可能的”6个核心国家中，偏偏没有提到伊拉克，但最想当阿拉伯领袖的恰恰是伊拉克。萨达姆对阿拉伯复兴的愿望无比强烈，他说，“阿拉伯民族是一切先知的发源地和摇篮”，“我们的梦想”是要“创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萨达姆认为，阿拉伯复兴的任务只能依*伊拉克来完成。他说，“阿拉伯人的荣誉来自伊拉克的繁荣昌盛，伊拉克兴旺发达，整个阿拉伯民族也会兴旺发达”。不仅如此，“我们的雄心甚至超出阿拉伯民族广阔的地平线”。这就是萨达姆的“经典语言”，这就是典型的“萨达姆雄心”。萨达姆在这种雄心的驱使下，他的对外政策还能不强硬吗？一旦同邻国把事情闹到谁也压服不了谁的时候，他就不惜向对方开战。
萨达姆执政23年，竟连续打了四场战争，国家怎不遭殃，人民怎不遭殃？当然，一个国家遭受连年战乱，倒并不一定直接等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好战。假如这些战争都是由外国侵略势力平白无故地强加到这个国家头上的，那么，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理所当然要动员人民举国抗战。问题是，萨达姆执政期间的四场战争，导火索都是由他自己点燃的。他1979年上台，1980年就主动挑起两伊战争，同伊朗一打就是8年。1990年他又悍然出兵入侵科威特，直接导致海湾战争，被老美打趴在地。最后使他陷于灭顶之灾的伊拉克战争，虽然是美国以“先发制人”战略来打他，但实际上仍是海湾战争的继续，起因仍要追查到他自己头上。
许多人从电视里看到萨达姆被美军生擒时显得那样“老实”，均感大惑不解，其实，那一刻萨达姆自己也在发懵，他被自己搞糊涂了，为什么自己扔出去的石头居然飞回来砸了自己的脚？
战火是这么好玩的吗，萨达姆啊！
五
最后还想分析另外一个不得不分析的问题：再来看看萨达姆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战略决策错误。它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处置民族危机的问题。而且，它实际上也是萨达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直接原因所在。
如何处置民族危机是领袖的必备素质之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大事、成大业者，哪能一帆风顺？无论多么英雄盖世的政治家，也难免会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出差错、犯错误。但这本身倒并不一定就是致命的，真正致命之处在于：一旦出现危机，尤其是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该怎么去应对？
任何一场战争，战略决策都是决定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如何产生？孙子说，要“算”。“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孙子说的“得算多”与“得算少”，是指战略分析的深与浅。他说的“庙算胜”与“庙算不胜”，是指战略决策的对与错。
所谓战略分析，就是先把鸡毛蒜皮的事情放到一边去，首先要分析带根本性的大问题：这场战争该不该打、能不能打、能不能打赢？答案从哪里来？要把敌我双方的情况拿来全面分析、对比、判断，还要分析自己一方的天时、地利、人和怎样，国际环境怎样，等等，把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摆出来，分析透、判断准，然后才能果断作出战与不战的战略决策。
按理说，经过海湾战争战败之后，萨达姆是应该“尽知用兵之害”了。国内经济尚未恢复，伊军元气大伤，他是无论如何再没有力量去同美国打第二场战争了。美军的厉害，他在海湾战争中也应该充分领教了，伊军手中的化学武器等仅剩的几颗“牙齿”已被拔掉，他抗衡老美已“手无寸铁”，再拿什么去抵挡？结论是明摆着的。海湾战争战败的后果是遭到十年制裁，如果这次再败，后果将是亡国。为了避免亡国之灾，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是什么？应该是、也只能是两个字：避战！
举国御敌，“全国为上”永远是战略思考的顶点。此时的伊拉克，只有避战才能全其国、保其军、护其民。对于萨达姆来说，摆在他面前的也只剩下力避灭国之灾这条最高、最后的战略原则了。实际上，他此时若能采取全力避战的明智态度，其实也是“胜”的一种。它虽然不属于“战胜”，也属于“知胜”，这就是孙子在《谋攻篇》中所说的“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那么，此次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萨达姆有没有避战的可能性呢？有的。因为，此次美国急着要对伊拉克开战，同上次伊拉克悍然入侵科威特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在世界舆论面前，老美要用武力入侵伊拉克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理由并不充分。当时美国逼迫联合国通过对伊拉克的出兵决议，安理会根本通不过。这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暴露出的战略软肋，是它优势中的劣势。萨达姆如果能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充分利用这个可资回旋的战略缝隙，迅速地、全力以赴地在国际间进行战略运作，千方百计使自己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同情，使美国的开战理由越来越少，最终是有可能达到避战目的的。
当时，美国开出的价码是：一，萨达姆下台；二，伊拉克自动解除武装；三，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老美的要价高是高了点，但萨达姆到了这种时候，为了达到“避战保国”的目的，该让步的必须让步啦。何况，当时在国际舆论的反战声音中，还有法、德、俄三位男高音，如果萨达姆当时有所表示，使三大国手中得到新的筹码去跟老美叫板，再由此获得更大范围的国际支持，就有可能遏止老美开战。
可是，萨达姆的战略思维极其僵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硬梗着脖子等着挨打。他这么僵硬死顶，实在是伊拉克国家之灾、人民之灾、军队之灾。跟着萨达姆这样的主，惨了。
开战前夕，美国又亮出了最后一条：限令萨达姆流亡国外。中国古代兵法中确有一计：“走为上”。这虽是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但在特定条件下，它又是上上之计。
如果萨达姆觉得流亡他国面子上实在下不来，也不妨来个变通，将“走”字改成“下”字。他若能在“走”与“下”中择一而断，则此战可避矣。要是那样，对美国来说，当然是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顺风顺水，求之不得，“善之善者也”。对于萨达姆来说，也不能算完败，至少可以获得喘息时间，再作他议。原先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该调整的要下决心调整啦，再不能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想当阿拉伯领袖啦。萨达姆当时若能选择“走”或“下”，虽然成不了阿拉伯民族英雄，也不至于成为伊拉克的历史罪人，说不定还能带上一点英雄末路的悲壮色彩。可是，他当时“走”也不肯，“下”也不肯，那就只有硬着头皮同老美打第二场战争了。
拒绝妥协、好走极端，这是萨达姆性格的显著特点。萨达姆喜欢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阿拉伯历史：“要么矗立在高山之巅，要么跌落到深谷之底，从来不是一马平川。”他也喜欢以同样风格的语言来形容伊拉克人的性格：“伊拉克人要么不站立，要么站立在顶峰。”因此，他声称“要用我们的枪炮、匕首甚至芦苇来抗击敌人”。强悍、僵硬，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挑在他的刀尖上，一次次将战火拨旺，不惜孤注一掷，放手一赌，输光拉倒。
呜呼，萨达姆！
注：①1991年海湾战争后，据我国《辞海》所载1995年伊拉克人口为2040万。其中，阿拉伯人约占据76％，库尔德人约占20％，其余为土耳其人。
【八】悲情萨哈夫
一
话说2002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伊拉克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美英联军的精确制导炸弹天天针对重要目标狂轰滥炸，美军先头部队已经攻到巴格达城下。身为伊拉克新闻部长的萨哈夫，照例每天按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口若悬河，嬉笑怒骂，舌战美英，大出风头。他一次次站到新闻发布会上一大片海浪似的麦克风前发表讲话、回答记者提问时，身后已是爆炸声声、浓烟滚滚、一片火海。一直到美军坦克冲进巴格达城内，几乎已经开到了他的鼻子底下，他仍“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诙谐幽默、妙语连珠，把美英“二布”骂得狗血喷头，把蛮横霸道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损得狗屁不是，把不可一世的美英联军挖苦得一文不值，全球观众连声叫好，为之绝倒。
萨哈夫赤手空拳，舌战美英，这是一场奇妙无比的较量。有人甚至说，在伊拉克，这场战争几乎成了“萨哈夫一个人的战争”。那些天，面对美英联军的强大攻势，巴格达已是危在旦夕，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毫无作为、放弃抵抗，萨达姆和伊拉克高官“集体消失”，伊拉克已是举国无措，全凭萨哈夫的三寸不烂之舌，奋力抵挡着几十万美英联军的强大进攻，将一出伊拉克版的《空城计》唱得精彩绝伦。有人赞扬萨哈夫是“用语言还击大炮”、“一人可抵两个师”。较量的结果，美英联军用信息化战争征服了一个国家，萨哈夫却用一肚子阿拉伯风格的精彩语言征服了天下人心。谁胜谁负，从军事角度讲是一种说法，从文化角度讲可以是另一种说法。伊拉克民众认为，萨哈夫“代表了不屈的伊拉克人”。阿拉伯世界也普遍认为，萨哈夫是“捍卫伊拉克荣誉的英雄”。萨哈夫舌战美英的那些乡谚俚语、恶骂毒咒，使伊拉克人大长志气，阿拉伯世界为他喝彩，也令敌国观众为之倾倒。美国有位专栏作家马尔文尼被萨哈夫的精彩语言所折服，创办了一个“我们喜爱新闻部长萨哈夫”的网站，一开通就火爆起来，平均每秒钟竟有4000次点击，以致网路拥堵掉线。堂堂美国总统小布什，一再被萨哈夫辱骂得哭笑不得，可是小布什却对萨哈夫“恨”不起来，他嬉笑着对记者道，“他很棒”，“他是一个经典”。小布什承认，每天到了萨哈夫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他无论是在开会或办公，都会忍不住转过身去，从电视里看一眼萨哈夫又在“胡说”些什么。
萨哈夫现象说明，战争也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战争也附着有文化、也影响着文化。伊拉克战争不仅呈现出信息化战争的全新特点，也呈现出一幅全新的战争文化景观。你看，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直播”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为全球收视热点，这是不是一种全新的战争文化现象？当然是。你再看，萨哈夫天天面对全球新闻媒体，用嬉笑怒骂、诙谐幽默的文学语言，有时甚至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荒诞派手法，舌战美英，这是不是一种更为精彩的战争文化现象？绝对是。不过，千万不能由此产生误会，好像在新的世纪里，全世界的人们都已无聊得要把战争当成“戏”看似的。我只是说，萨哈夫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文化现象。
萨哈夫的表演，几可成为绝唱。可以肯定，今后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还将不断发生，但像萨哈夫舌战美英这样的精彩场面，今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了。有的文章说：“他经典的话语和机敏的反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无人能够替代。”今后即使有人想要模仿萨哈夫这一套，也是东施效颦，不可能再产生那样大的魅力了。
萨哈夫现象，还告诉我们一条真理：从深层次上看，文化的力量比战争的力量更强大。战争可以涂炭生灵、摧毁城市、征服国家，却极难征服人心。世界上真正能够深入人心、征服人心的，是文学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美英联军的精确制导炸弹何其先进，他们的“斩首”、“震慑”战法何其锐利，攻占巴格达何其神速，可是，人们对这一切似乎很快就已淡忘了，没有多大兴趣再去重新谈论它了。为什么？因为人们厌恶战争。相反，萨哈夫舌战美英的那些精彩话语，不仅在战争期间成为中东、欧美乃至全球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热门话题，且至今仍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为什么？因为它打动过人心、深入了人心。这在无意中给了世人一个提醒：谁多为人类创造出一些令人陶醉的文学作品，谁的名字就更容易被世人记住。看来，人类社会，多一点文化，就多一点美好。
二
战争中的“舌战”，古已有之。我们中国古人的军事活动中，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就很丰富。孙子说的“怒而挠之，卑而骄之”，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舌战”理论之一。古代战场上双方开战前的“骂阵”，也许是“舌战”的最早起源。中国古典小说和传统剧目里的诸葛亮、陈琳、祢衡，都称得上“舌战”高手。这些著名事件都是发生在战争状态下，都是要借助“喉舌”的力量去对付共同的军事强敌曹操。类似的情形在世界范围也不乏其例，好人“舌战”恶势力有之，恶人摇唇鼓舌欺骗世界舆论有之。
萨哈夫舌战美英，却“战”出了国际新水平，使人们普遍觉得新鲜、奇特、过瘾；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轰动，而且己方、敌方和第三方的人们都对萨哈夫有好感。对他产生反感的人也有，不多。萨哈夫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魅力？内中自有种种原因。
萨哈夫舌战美英，实质上是弱势力在国际强权高压下的一种呐喊，而且是一种无助的呐喊。美国此次对伊拉克开战，拿出的几条主要理由都不足以服人。若是算旧账，说伊拉克挑起两伊战争不对，是的，但当时却是你老美在暗中支持萨达姆干的。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不对，是的，但此事已经通过海湾战争惩罚过它了。若是算新账，说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否也，萨达姆和拉登双方都不承认相互之间有过什么瓜葛，更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反倒有材料证明他们之间“互不信任”。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也，经过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一轮又一轮地深挖细查，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找到，子虚乌有。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强行对伊拉克开战，世人多有不服。从战争心理学上分析，两国交战，同情弱者，这是一种普遍的“观战心理”。因此，萨哈夫痛骂“二布”及美英联军是“流氓强权”、“异教徒”、“野心狼”、“走狗”、“侏儒”、“懦夫”、“坏蛋”、“小丑”、“骗子”、“蠢货”、“牛仔”、“外国来的恶棍”、“那些狗娘养的”、“吸血的畜生”、“战争犯”、“针对平民的国际流氓”，骂得痛痛快快、淋漓尽致。他骂小布什是“傻子”、“混蛋”，“我的英语讲得比布什这个恶棍好”；骂布莱尔是“私生子”，“鞋都穿不好”，“英国还不如一只旧鞋值钱”，骂得大胆泼辣、粗犷豪放。是啊，鲁迅先生说，辱骂不是战斗。但当时的伊拉克，除了萨哈夫的辱骂，难道还有人在战斗吗？世界上凡是同情弱势力的人们，听了萨哈夫对美英的辱骂，无不感到解气、解恨。有报道说，尤其在阿拉伯国家，即使平常很少关心时事的妇女们，也经常打开电视机收看萨哈夫的新闻发布会，男人们则聚集在咖啡馆里，收看萨哈夫如何起劲地损美国人。开罗有一位建筑工人说，是的，萨哈夫的咒骂有点粗俗，美国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不骂人，但他们杀人，“我宁可看谎言家，也不喜欢刽子手”。此话堪称经典，一语道破天机，他们爱听萨哈夫嬉笑怒骂的背后，别有一番沉重心情。
萨哈夫的魅力，主要在他的精彩语言。各国媒体评论道，“萨哈夫精通语言”，“喜欢嘲讽”。萨哈夫的语言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就连那些骂人的粗话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成了活生生的文学语言，幽默、刻薄、风趣，让人忍俊不禁、喷茶喷饭。甚至翻译他的骂人话“也要到经典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中去查证”，有的同声翻译手里拿着电子词典忙成一团。不知道人们承认不承认这样一个现象：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