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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麽大逆不道的事。梁启超当年为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缘故，不能「背叛」，只好看别人去革命，自己做了保皇党。可是在内心里，他始终不痛快。所以民国成立後第六年，康有为、张勋等搞复辟，梁启超终於「背叛」了，马厂誓师以後，康有为恨他入骨，骂他是「贼」，感慨「鸱枭食母獍食父」、认为「逢蒙弯弓专射羿」，可是梁启超顾不得了，在真理面前，他只好把康圣人「谢」掉。
任何识大体的人，都不会责备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叛师」举动。不但不会责备他们，反倒会肯定他们是对「师道尊严」的坚强的拥护者。
为什麽呢？因为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意义是在传授真理，就是所谓「传道」。这种「道」，进一步跟名分、身教等揉合起来，就是所谓「师道」，也就是「经师」「人师」的同体。
在习惯上，所谓老师，它的最高境界是一个完整的名词，它包括「言教」与「身教」、包括「经师」与「人师」，换句话说，除了单纯的传授知识以外（第一层次），它还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从「童子之师」进而为「百世师」，再从「百世师」进而为「万世师表」。
但事实上，这两个层次常常不能双轨并行，所以一千两百年前，「师说」的作者就大声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师道之不可复知矣！」
不过不并行也没关系，做老师的，只把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做了，也就差强人意了。
但是，当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是第一第二两种层次都无法表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
师不师。师哉？师哉？
我们便不得不怀疑，这种「师」的名分，是否还存在？尽管这种「师」的芳名，还在学校的名册里面；尽管他们的躯壳，还在讲堂黑板的前面。
当这种情况似乎没有止境的延续下去的时候，当这种延续，已经形成「学网」或余光中先生所谓的「须幕」的时候，我们这些「坏学生」，是不是可以冒「天诛地灭」的危险，来触一触「网」或剪一剪「须」呢？
我们觉得，这种触「网」或剪「须」的举动，与其说是「反叛」，不如说是对「师道尊严」的真正维护没有一个热爱老师的学生会眼睁睁的看他的老师走进不长进的死巷！没有一个热爱真理与是非的学生，会坐视他的老师走上「师不师」、「误人子弟」的绝路！
所以，当有人忍不住了，终於出面「上条陈」，请老师们不要败坏中国学风的时候，心情的沈痛是双方面的，老师方面觉得「生不生」，学生方面也觉得「师不师」，於是，对气量狭窄的人说来，「责善则离」的裂痕，便不难发生。
唯一能弥补这种裂痕的法子，是双方都不要忘记什麽是真正的「师道」，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学生出面批评老师，做老师的似乎不该有悻悻然的小气派，尤其不该说：
「个人的行为，你不可批评，何况，你的态度不好！」
有这种论断的人，至少有两点解释可供参考：
一、如果只就传授知识的第一层次（「言教」、「经师」）而言，老师个人的行为的确不该批评；但是若从立身楷模的第二层次（「身教」、「人师」）而言，个人的行为会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所以，除非老师小看自己，除非学生小看老师，这种对个人行为的批评，是可以的。何况，这两个层次有时候是分不开的，即以孔子见南子一事为例，「子路不悦」的，岂不是由第二层次怀疑到第一层次？如果孔子当时有女弟子，对女弟子多给分数或「其他」，我想，不得好死的子路也许会再来一次「不悦」罢？由此可证，子路对他老师的「不悦」，又从而坦坦白白的表示他的「不悦」，真不愧是「圣人之徒」的作风，真不愧是对孔子最大的尊敬，因为在子路眼中，孔子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见不得阳光的「童子之师」，而是堂堂正正的曲阜大学教授。
二、关於学生批评老师的态度问题，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学生不参加「恶性补习」，也不参加「联合招生」，他们有「选师」「择师」的权利，所以他们会表演「杖策骑驴」「担囊负笈」的故事，也会表演「程门立雪」「立庙藏衣」的礼节；做老师的，很像幼稚园的老师，一切课程都包办，从来没有什麽faculty，所以学生有任何不满，迳行表现「不悦」可也，并不需要诉诸舆论。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老师们已经形成集团或派系，年深日久，他们的表现也不太能有独来独往特立独行的伟大风范，他们愈来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对学生说来，他们只是「大同小异」，只是「此非吾『师』也！何其声之似我也！」这时候，学生出来表现批评，批评的重点当然是老师的「团体」，是faculty，不是「个人」。偶尔涉及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团体」，代表领导群伦的阶层，值得请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太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团体」是不好的。老师「个人」也许不愿老不争气，但是他一看到这是一个适合老不争气的「团体」，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这样，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误国」的讥笑下，他也就无法保持「完璧」了。老师团体既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批评方式的表现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宽猛有别。由於批评是自「下」向「上」发射，所以很像御史对皇帝的谏诤，且皇帝与老师，又同是「天地君亲师」
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块儿来说，也许更适当：
自古御史对皇帝的谏诤，最值得称道的表现是「犯颜而谏」，最有勇气的表现是「敢於」犯颜而谏。「犯颜」者，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抓破脸皮请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对「下」的玩意儿，是当权派对在野派寻开心的法门儿。在「上」者对在「下」者不满意，他可以乾乾脆脆，「责付廷尉」或「鸣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们若想表现对「上」的不满，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横流慷慨陈辞的恭请「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实际却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里的程咬金出来咬住，在你脑袋瓜子上扣上「忠贞有问题」或「不敬先生，天诛地灭」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尽弃、「冠」盖天庭，你的生平事迹也要宣付资料馆立传，一辈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们偏偏要做铁面御史、偏偏要犯颜直谏，不计一切後果。有这种气概的人，其「态度」之不好，必矣！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脾气极坏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骂，骂得「寡人」德薄能鲜、羞愧难当。周昌、汲黯、朱云、辛毗、魏徵、李绛、石介、魏蓦、林俊、冯恩，……这些坏脾气的家伙，最爱表演「当车」、「扣马」、「引裾」、「折槛」、「面折」、「廷争」等等把戏，使被批评者一方面警惕头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这个大臣批评皇帝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大体上，已经移交给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们延续他们的坏脾气，所以，可以这麽说：做为一个监察委员，脾气愈坏愈可爱，脾气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黄宝实先生，……他们都是脾气欠佳的人，所以，监察院还是可以勉强「迎风户半开」，不必关门。
至於另外一个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传统，自从子路「不悦」以後，似乎跟着就及身而绝。两千四百年来，至少我个人，看不到学生对老师有超过「不悦」的强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来，一一表演「谢本师」，表演「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种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当然它的结果会犯众怒，会闹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怀，为之函牍交加，棍石俱下，这种反应，凡是了解「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都会会心而笑。＊＊＊
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话来开头，用孔子的话来撑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话来收尾。我们李家老子说得好：
当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夫代大匠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杀者杀」的傻事，批评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评的怪现状，可叹我竟如此做了。如今我两手流血，竟哓哓然还谈什麽「师道与是非」，我想，自守的圣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七十四期一九六叁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十一月一号，我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七十叁期），用台湾
大学文学院做例子，指出高等教育的黑暗与腐败。文章一发表，便遭到强烈而普遍的反应，有的说我快人快语、有的说我勇气十足、有的说我哗众取宠、有的说我大逆不道，并且，照例地，又有人说我被人指使，不过这回似乎不再是被「二百五十元收买的职业诽谤家」了，这回可能「涨价」了。
真的，如我被「收买」，我倒真愿意「涨价」，这样年深日久，我可以积少成多，腰缠
万贯，然後学服尔泰，一面做股票生意、一面骂人。至少那时候，不会再有任何人骂你是被「收买」的了，谁再说你被「收买」，你就抛笔钱给他，叫他自渎、叫他写文章自打嘴巴、叫他做「文妓」叫他歌颂你做「中国最有钱的伟大文人」或「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化老鸨」。
「伟大文人」也好、「文化老鸨」也罢，这些至少都是二十年後的事，属於前者或属於
後者都还不知道，先按下不表。
一位台大文学院的老教授读了我的文章，居然天良一闪，感慨道：「不知道文学院内幕
的人，会责备李敖言过其实，但是知道文学院黑暗的人，却反倒会埋怨李敖骂得不够狠，保留得太多！」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
没有人知道我写这篇惹祸文章时候的心情，当我把这篇文章写好的时候，我笑着对自己
说：「PrideLee，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把你所知道的文学院的腐败只写出一小部分，这对你这种刻薄成性的人说来，不能不说是厚道了！但是你别高兴，没有人知道你的宅心忠厚，你千含蓄万保留，他们还是照样要骂你缺德、骂你造谣、骂你藐视师长！」
果然，果然，果然不出所料。
大人先生们亡羊补牢的办法，有下列几种：
一、开会讨论，商讨对策。仔细查究，谁是幕後人，查究结果，幕後人姓莫，名须有。
二、虽然明知无幕後人，但在宣传上，还是要说李敖是受某某人或某某集团利用。
叁、研究是否开除李敖在台大研究所的学籍，研究结果，不开除，免得事态再扩大。
四、由人出面在台大演说，由蟑螂谈到人，主张要效法蟑螂的懒惰、守成、不进取，认
为人攻击人是一出要不得的悲剧。
五、由人写指摘文字。尤其是由青年出面，郑重宣告：「学院重地，查无贪财好色不事
进取之老人，特此证明。」
六、由人出面关说，暗示你小子见好就收，就此为止，不好再闹下去，再闹，有你的。
七、宣扬李敖此举，是跟某某人有私怨。
八、宣扬「以人废言」，「盗固不义，而跖非诛盗之人」，认为即使他们该批评，你李
敖也没资格批评。
九、拈出道统：李敖是学生，他们是老师，学生怎麽可以「骂」老师？
十、「骂」也可以，不过态度不好，用字遣词悉属恶劣。
结论：真正该骂的是李敖自己，李敖是个无法无天无师长的浑小子。叫一声：同胞呀！
大家千万不要信他的话。
於是，惊魂甫定，遮羞完毕，有人又从麻将桌边浮了出来，照旧打出了「白板」，做成
了「清一色」，然後望望窗外，喘气说：「吓！这次『台风』好大呀！」
＊＊＊
五十多天来，关於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似乎已慢慢转化成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
所谓「大学教授待遇菲薄论」。因为「待遇菲薄」，所以不能专心做学问、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退休、不能新陈代谢、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总之，一切都没法子，一切都得维持现状拖！
这个待遇菲薄论，是一颗定心丸、一帖安魂药、一张遮羞的子、一道老不长进的护符。
在这里我要正式拆穿：所谓待遇菲薄论，只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技巧、一种移花接木的把
戏。
我先从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开始。
台大中文系教授兼国语日报社长兼坐自用叁轮车的洪炎秋先生，在我的文章发表後二十
八天，写出了「一个教授的自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副刊」），他首先宣告，在他死後，他不但要把体捐给「医学院去解剖」，并且在千刀万剐之後，还要把剩下的白骨皑皑「移交农学院当肥料」。这种粉身碎骨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不过，洪炎秋先生做这一宣告的目的，除了表现这种精神以外，似乎还有一个主要的作
用，那就是明示或暗示给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老不中用呵！我们死了，还会「人尽其才」呢！
於是，这位中文系的教授，用他教授的中文，勾起读者的恻隐之心，在泪眼汪汪之下，
对教授们的叔度汪汪，自然狂投信任票了。於是，洪炎秋先生展开了他「诉诸怜悯」的宣传术。我们看他的话：
近两年来，咒骂老人，成了时髦的风气，简直是匹夫无罪，年老其罪，……被咒骂的老
人当中，尤以老一辈的大学教授，更成众矢之的，所以我们这批被骂得一文不值的老教授，应该起来做个自觉运动，表示我们「姜桂之性，到老愈辣」，最低限度，还有勇气拿自己的身体去供解剖、做肥料，一直到死，仍希冀有所贡献於人群，并不是「破棺材占冢」，只会当青年人的绊脚石。
接着，他开始用「自辩」来代替「自觉」了：
不过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教授所被检举的罪状，大都很有辩解的馀地，没有什麽极恶大罪，不能接受片面的严酷的缺席判决。关於个人的私事，由当事人自己去申辩，至於对於一般的指摘，我是一般中的一分子，自然要出来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我们被指摘的，最动人的有两点：一点是死抓棒子，不肯移交；一点是不能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
对这两点「动人的」指摘，他的主要辩护意旨如下：
一、「死抓棒子，不肯移交，阻碍青年的进路，虽然也可构成罪状，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棒子代表「饭碗」，所以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了，不能死前退休，盖即使名教授董作宾先生的退休金也不过是「十一万五千元」，「经过叁两年後，这十一万五千元就要坐食山崩了，将来怎麽再活下去呢？所以逼迫老年人交出棒子，等於谋财害命，还是恳求高抬贵手，刀下留情吧。」
二、「第一回合刚刚应付过去，青年人的第二个指摘接着来了。你们既然死抓着棒子不放，那就得装龙像龙、装凤像凤，为什麽不去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对这一点，「情有可原」的理由是美国的教授待遇好，所以，「能够专心一意，埋头钻研」；中国的教授则「不能不东奔西跑，其口於四方，所以大都是『救死唯恐不赡，奚暇写paper哉？』」乍看起来，洪炎秋先生这两点辩解好像合情合理，其实全是犯了逻辑上「不相干的结论」（irrelevantconclusion）。我所以说他犯了这个毛病，因为他的两点理由，完全是针对「养老院」或「救济院」的理由，并不是对大学里「学院」的理由。如果我们讨论的范畴是「养老院或救济院的一面怪现状」，那麽洪炎秋先生的两点辩解，可以说是很好的挡箭牌。可是我要不客气的指出：大学的「学院」，是研究的、进取的、有朝气的「学术」之「院」，并不是「任老子婆娑风月」的「养老」之「院」或「救济」之「院」，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基准。换句话说，面对一个「学院」，我们关切的和要求的，是这个「学院」的研究状况、进
取情形和是否有朝气，……这是构成一个「学院」的标准。所以，对一个落伍的腐败的「学院」，我们要用一个起码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