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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情形和是否有朝气，……这是构成一个「学院」的标准。所以，对一个落伍的腐败的「学院」，我们要用一个起码的「学院」标准来检讨它，而不该用一个「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检讨它。这点浅显的逻辑知识，我想，在北京大学「学院」里出身的洪炎秋先生，是不应该忘记的。
＊＊＊
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出现後第叁天，何凡先生在「棒子问题」（十一月叁十日「联合副
刊」）里，特别称赞这种「委婉解说」的态度；又过了两天，东海大学的梁容若教授也写一篇「天国之路」（十二月二日「中央副刊」），也「略说一点感想」做为呼应。
对洪炎秋先生的文章，我向来是佩服的，我在初中二年级就读他的那本「闲人闲话」，就觉得他那一支笔，有维护真理或颠倒是非的能力。七八年前，有一次我跟帮过我大忙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聊天，我就特别称赞他们系中的洪（炎秋）教授，并且庆幸洪教授的「笔」，都是朝「维护真理」一条路上走。
可是这一回，我觉得洪炎秋先生走错了路了。他没摸清什麽是「真理」，就开始「维护」起来了。所以我不得不走出来，细细批评他一番：
洪炎秋先生的第一个错误是他既承认「死抓棒子」的「罪状」、承认「不肯移交」的
「罪状」，也承认「阻碍青年进路」的「罪状」，但是却说这些「罪状」是「情有可原」的、是「没有什麽极恶大罪」的。所以要喊一声「冤枉」。这不是很有趣的矛盾吗？
洪炎秋先生说「棒子」是「饭碗」，不能交，交了只剩下「十一万五千元」，两叁年就
光，「等於谋财害命」。这是很不公平的话。
一、我已指出这是拿「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看「学院」。这是不对的。「学
院」的重点是促进学术，教授的生活是「个人的私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院」，有负担一个教授由壮到老、由老到死的义务。
叁、世界上没有任何老不长进的教授，可以厚颜「啃」一个「学院」，一直「啃」到死的权利。
四、「学院」要求的是促进学术，凡是不能达成这个要求的人，一概不必再「鞠躬尽瘁」了，只要「鞠躬下台」就行了。
五、这种「鞠躬下台」，是新陈代谢，并非「谋财害命」。
六、新陈代谢是替国家学术培养生机，在这种「理」下，没有什麽「情」可言，所以不必喊「冤」，也不必喊什麽「刀下留情」或「情有可原」，我们不能因为「情」，就
断送了「理」，不能因为「颐养」一些老不长进的「天年」，就断送了学术上新陈代
谢的命脉！
七、「十一万五千元」上下的退休金，放利息每月可有两千元，并不比现职的教授待遇少多少，并且退休的人并不是废人，还可以「东奔西跑，其口於四方」。
八、老不长进的人不退休，在「人事冻结」的紧箍咒下，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被勒死了。当年他们得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当教授；可是现在呢？一位才华卓越的青年学人
得了硕士回来，只能得到一个助教名额！这位学人能当教授却没有机会，许多青年
学人能当教授、讲师或助教，也没有机会，这种「老年人堵在前面，青年人推在外
面」的现状，岂是中国学术教育之福？
九、青年人走投无路，可曾有老先生们替他们讲一讲话？他们没有「十一万五千元」，也没有机会，他们是否也要「恳求高抬贵手」，有混一个「饭碗」的权利？在宪法第十
五条、第一百五十二条里，明定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国家应予以适当
之工作机会」，可是，青年人要问，「适当之工作机会」在那里？他们肯研究、肯进
取、有朝气，肯为一千元就出卖自己一个月的廉价劳力，可是，老先生们为什麽不问
问，像这样的青年，失业的还有多少？「十一万五千元」的保障，每月两千元的利息，
就要大喊「谋财害命」，试问那些没有「十一万五千元」，每月连一千元的职业都找
不到的青年人，该怎麽活法？对这一点，老先生们为什麽装聋作哑不说话？
十、所以，在「学院」里占着房子、领着薪俸、拿着实物、分着津贴的老教授们，实在没有理由再喊「冤」、再喊「谋财害命」，因为早该属於青年人的「财」，已被他们「
谋」掉了！早该属於青年人的「命」脉，已被他们戕「害」了。他们把「学院」变成
了「养老院」和「救济院」，还不能接受年轻人的批评，还要「委婉解说」，还要用
文章、书信、演说来反击、来诡辩，他们好意思吗？他们的「恻隐之心」呢？「羞恶
之心」呢？「是非之心」呢？他们既非漫无心肝的人，在这叁种「心」中，总该有一
种罢？
＊＊＊
洪炎秋先生的第二个错误是他的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对这种怪论，因为他口口声声呼吁「愿人人都做肥料」，所以，我用一个粗浅的「肥料」的比喻来答覆他：
比如说，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着毛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乾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他头脑没用处，思想已臭，但是大便有用处，并且愈臭愈好。大便可以做肥料。可是他占着毛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麽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更不能以他死後乐捐体供作解剖或肥料的巧计，做他生前霸占毛坑自己不拉也不让别人拉的藉口。这根本是两码事。诗意一点说，他死後「化做春泥更护花」的伟大，并不能抵消他生前「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罪过。
这样说来，装龙的，一定要像龙；装凤的，一定要像凤；蹲毛坑的，一定要拉屎；做大学教授的，怎麽能够不研究？没paper？光在讲台上鬼混一阵就算了事？
何况，「待遇菲薄」的理由，洪炎秋先生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他说：
话得说回来，就在这样的中国，仍旧很有些实行着忠臣不事二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天关在研究室中工作的教授。我所服务的台湾大学，任何一个学院，都不难找出这类的书呆子。就连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文学院，一天到晚，孜孜於书斋中的，也大有人在，哲学系的陈康教授、史学系的劳教授、中文系的王叔岷教授等人，都是有目共赏的好例。
这不是奇事吗？这些「书呆子」为什麽有paper呢？他们为什麽能在讲课、口之外，还能写paper呢？这不是证明了「待遇菲薄」并不是老不长进的护符吗？
十二月一日，梁实秋先生在「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文星」七十四期）的後记里，就指出：
我们处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愿有任何怨言，因为待遇最微薄的还不是教师。
我尤愿指出，待遇最微薄的，尤其不是教师中的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不但待遇不算最微薄，并且研究的环境与时间，比一般公教人员都来得多。但是试看他们有几个在「孜孜」的努力工作？他们只是鬼混而已，无怪乎蒋匀田先生要在「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七十四期）里说：
假使用「焚膏油以继晷」的时间「去搓麻将」，则李敖先生所说的那些怪象，我虽不希望其有，却不敢断其为无了！
十二月二日，乔龄先生在「人才之叹」（「大华晚报」）里也认为：
实际上就有他（李敖）所指责的现状存在，那就是「把持」，……今天不但某国立学府如此，政界亦复如此。
「把持」的现象并没什麽不得了，甚至是人之常情，不过「把持」要「把持」出个体统，不能太使人看不过去。以台大文学院为例，至少十四年的「把持」局面总该有点明显的改进，总该多出几个陈康先生、劳先生或王叔岷先生，总该把学风的招魂幡「文史哲学报」愈出愈厚，总该培养几个不靠色相和马屁而当讲师助教的青年学人，……可是这一切改进起码的改进，在沈刚伯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毫无成绩可言，所以我说，沈刚伯先生不好再干下去了！他实在应该「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它表示自己干不好，放开手，让出机会来给别人干，这是西方人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经常是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自己硬要说什麽「既往不咎」，「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过去的不算，再来一次」，硬要再表演「将功折罪」、「改过自新」，表演「非我来不可」，表演「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表演「你别急，我总有一天会拉出大便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也是很不要脸的现象。沈刚伯先生似
乎不是不要脸的人，跟他一个调调的老不长进的教授们，似乎也不是不要脸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所以自处之道。为他们诸公计，我有四点意思也许可供参考：
一、如可退休，实在可以考虑退休了，你们都是教了叁四十年书的人，难道还教不出一些中年人或年轻人来接你们的手？如果教出来了，你们该「赏」给他们一点施展的机会；如果教不出来，你们该痛感你们的失败，不好再教下去了。
二、如果你们还是赖住不走，你们总该多多发掘一些可以有大作为的青年人，将来在你们「破棺材占冢」的时候，替你们挽救你们所留下的烂摊子，而不要在那个时候，又由一些矮人、奴才和庸才来把持。
叁、你们总该写点paper来抢救你们的声誉，并且发誓此後不再谈「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该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即使国家对不起你们，你们也不该对不起青年人和学术，何况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国家待你们并不薄！
四、你们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学习，你们的领导人物不爱财的沈刚伯先生，从这个月起，每月多拿「嘉新讲座」六千元的补助，我想他一定会拿出研究成绩给我们看看了，他一定该有paper了。十二月十五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我所佩服的刘世超先生，在他的「大学的师资问题」（「新时代」叁卷十二期）里，在批评「李敖君的文章」以後，曾有这样的话：
以台大文学院长沈刚伯先生为例：他虽然年近七十，但他的教书，讲解精审，思想通达；所兼行政工作，事务繁重。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在研究方面像年轻人一样做斩将搴旗的工作吗？
「李敖君」的答覆是：当然要，为什麽不这样要求呢？他在「研究方面」若不「斩将搴旗」，他还配做文学院长吗？他的教书，「讲解」是否「精审」、「思想」是否「通达」，我李敖没选过他的课，只有天晓得；不过「行政工作，事务繁重」一点，则凡是了解文学院内部状况的人，都知道本院院长的「行政工作」，并非「事务繁重」。
所以，我们相信沈刚伯先生在教书和办公以外、在向于右任老头儿写肉麻寿序以外、在武侠小说惊鸿一剑以外、在读徐复观先生的联盟信和慰问信以外，一定还有馀力写paper，写p…a…p…e…r。就因为他有这种把握，所以不爱钱的他，才抢先接受了「嘉新讲座」的每月六千元的津贴，为穷途潦倒的台大文学院，带来了无限的喜气、财气和光芒。所以说，台大文学院中的老不长进的教授，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沈刚伯先生学习，他现在拿起笔（和钱袋）重新做人了，你们不可不重新做人。新版「圣经」说得好：「重新做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伟大的『嘉新讲座』六千元，早晚会掉在他的头顶上。」
「文星」第七十五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圣人教育
中国教育有一个大特色，就是拚命鼓励受教育者做「圣人」，希圣希贤，法古今完人。
文天祥少年时候，就是圣人教育的最好榜样。「宋史」文天祥传说他「为童子时，见学
宫所祀乡先生欧阳修、杨邦、胡铨像，皆谥忠节，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这种效法圣贤的「欣然慕之」的心怀，从「童子」时代，便进入中国人的心里了。
康有为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有为小的时候，「有志为圣人，开口辄曰圣人圣人焉，
党里戏号之曰『圣人为』。」後来他的外号，也叫做「康圣人」。这也是一个从小便被训练做圣人的例子。
「做圣人」在理论上，当然满好，「人人皆尧舜」，当然也满好。可是问题是「圣人」
是非常不容易做的：他要席不暇暖、要饿肚唱歌、要杀身成仁、要舍生取义、要讨厌女子和小人、要肉割不正不食、要乘桴浮海、要叁世出妻、要诛少正卯、要把女儿嫁给公冶长、要不许儿子哭出母、要看到麒麟不写文章、要和诸侯的姨太太碰面、要常常梦到周公、要这个、要那个。……总之，「圣人」一做，就必须是与众不同。因为与众不同，方才可成为「人中之圣」，做了「人中之圣」，方才可「俎豆於大成殿之间」，陪孔夫子、孟夫子、朱夫子和百家姓内外的各位夫子吃冷猪肉。
提到吃冷猪肉，资格之得来可真不简单。老实说，它必须经过一大段「非常人之所能堪」的过程：常人的作风总是朝「人情之常」上走路，常人贪生怕死，圣人却要玩命；常人有点自私，圣人却要无我；常人为己也为人，圣人却要舍己为人；常人趋吉避凶，圣人却要赴汤蹈火；常人乱世苟活，圣人却要舍生杀身；常人要改嫁，圣人却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切一切常人与圣人的分野，都证实了给我们：圣人是不容易做的，圣人是反人之常情的。训练小孩子做圣人，等於训练小孩子做空中飞人，不摔得鼻青眼肿，那才怪。
「人人皆尧舜」也好、「有为者亦若是」也罢，毕竟是一个理想，毕竟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大标的。「希圣」「希贤」也要不得，因为「希」得不成，反倒画虎像狗，搅得伪圣伪贤伪政府汉奸遍地。
宋朝养了几百年的士，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养了几百年的士，只出了一个史可法，其他大都是异族统治下的投降汉，孔曰成仁，孟云取义，又在那儿？这些充分证明了「圣人教育」的失败。
「圣人教育」因为是「非常人之所能堪」，所以常人们只好学的说的写的是一套；而做
的是另外一套。说简单点，他们总是托圣人之言、行常人之事。这样的教育，怎麽能不教人「人格分裂」？怎麽能不教人变成「两重人格或多重人格」（doublepersonalityormultiplepersonality）？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平易近人平实可行的小市民教育，慢慢使中国人的
分裂人格趋向统一。到那时候，精神病患者和伪君子一定大为减少，「圣人」们所希望的「郅治」，也就自然接近了！
「台湾日报」一九六五年七月叁十一日
（本文录自「上下古今谈」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叁册）
西餐叉子吃人肉
叁年半前，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里，曾讲到一个小故事。我说：一个
英国探险家，在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个蛮人竟是英国大学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问这个蛮人说：「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
这个小故事，我所以一再引述，只喜欢它含义的深长。所谓「西餐叉子吃人肉」，它的
思想型模，是「半吊子西化」的一个类型，是选择性的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然後再「融会」固有文化，做成一个非牛非马不伦不类的配合。其结果，外似「融会中西」，内实狗屁狗屁，并且还常搅得新旧杂糅，社会大乱。
这些「西餐叉子吃人肉」的笑剧，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土人蛮子干的事，世界上许多落後
的民族和国家，也都纷纷闹过这类画虎成狗的窘态。就是我们要把洋鬼子「迎头赶上」的中国人，也闹了很多。并且由於固有文化的牵制作用，我们闹出来的宝相，说他举世第一也不为过。
中国人所闹出来的「半吊子西化」的情况，我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里，曾举
了一些实例，我说：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後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洋货），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後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