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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
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叁卷二期）中所称的「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适跟我之间，有许多缘分却是事实。这些事实将来我总会把它们写出来，不过那也许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现在我只把这本「胡适研究」先印出来，用来怀念这个去世已经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时常要对我皱眉头的「老朋友」。
五十叁（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台北
关於「胡适评传」
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的叁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於『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後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着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覆，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後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彷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
於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叁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麽」（注一），也让我们「说些什麽」。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後，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於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於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着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於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於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measIam）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後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麽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注二）；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沈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昼他、捧他、？？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死後二周年的深夜
注一：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说些什麽」的计画。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文件、信札、图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欢迎能够提供、惠借，好使这部评传增色。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叁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
注二：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齐（LyttonStrachey）、莫洛亚（AndreMaurois）等人的路。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後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後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叁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ＰＴＴ，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丁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入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八事变後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後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後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後一直保荐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後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後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後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後北平大抓汉奸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後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检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老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叁千人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於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我大学一年级的事，那时我刚二十岁零二天，可是我觉得我已长成了。
二十年间，我那叁姑六婆化的家庭与颇识时务的父亲并不能给我什麽脱俗的影响与身教，正如一般中产阶级的中国家庭一样，在这种环境里按说一个从未出过家门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叛徒，可是我毕竟以这种身分出现，当我父亲眼睁睁地看我退还他的压岁钱宣布「不过旧历年」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烦了，因为我的形成很简单，我该感谢我父亲的，就是他老先生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在别的小男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已经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干涉我想要看的书，逃难到上海的时候，学费太贵，我的姊妹们都失学在家，他却叫我去读缉？？中学（就是你教过书的华童公学），不让战乱耽误我的学业。二十年与他相处，他似乎充分发挥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伟不管他儿子，我向他笑着说：「所谓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儿子的精神』，你们北大毕业的老子们都有这种精神。」
从一九叁五年以後，尽管世局天翻地覆，一个小男孩却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里，慢慢地成长，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导」他，因为书本早已取代了他们的影响，而把我带入一个新境界。在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的书架上，客人们可以看到「中山全书」，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奋斗」，和大量左派的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整个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乱里，直到我进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师严侨（以侨），我的生命才起了突变。
严侨是严复的长孙，初到学校的时候，立刻使我们倾倒，他的热情与犀利，文理科的知识，英日文的熟练，都不是那些混饭吃的教员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严侨建立了友谊；很快的，我知道了他为什麽整天买醉？原来他是共产党！
他到台湾来就被发现，他的妹夫叶明勋保了他，他没被捕，也不能活动，很苦闷。住了几年，读了些书，居然也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以更加苦闷。一天夜里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对我说：「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麽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那时候，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叶明勋也为这事丢了官，两年以後，严侨竟死在火烧岛。在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六十八岁条下写着：
元旦，长孙以侨生，字曰彦国。先生有诗云：「神州需健者，勿止大吾门。」又云：「震旦方沈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可是神州的「健者」那儿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诉他祖父什麽「象」呢？严侨死了，在他原来的神到自由主义的神的路中间，他倒下了。
「严侨事件」是我生命里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离去使我有很长一阵子心灰意懒，「严侨事件」对我是一个总结，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给我自己结一次帐。那时候的「李敖思想」是一个大杂烩，那时候的我，做过全台湾叁民主义论文比赛的得奖人、台中市祝寿论文的冠军以及钱穆的忠实读者。一个中学生，收到钱穆写的信、送的书，竟没有变成钱穆的徒弟，竟在几年後放弃了「钱穆的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怪事吧？
如果我没有看过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国粹派的书，而只看过你的书，而受你深刻的影响，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当我在右派的书堆里打过滚、在左派的远景里作过梦、又在国粹派的本位论底下受过欢迎以後，转而拿起「胡适文选」，这该是一件很有味儿的事。就老一辈的人说，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带给我这麽大的变化，使我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道路那些使我着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着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热，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你，那时我才十七岁，对你免不了多少有点「人身崇拜」。从四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在「中副」发表文章驳太希的「胡适旧诗词」起，我陆续写了不少介绍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虽然太糟太滥，但是动机却很单纯，为了我深受过你的影响，我也愿意别的青年人认识一下胡适之。
当时许多人笑我，奇怪我为什麽不写点别的？为什麽专门写关於胡适之的？甚至有的朋友开玩笑说：「李敖是吃胡适饭的。」
对别人的误会我很难解释，他们不晓得我「宣传」胡适思想，是因为我在右派左派国粹派中有过很长一段的矛盾，他们不晓得我对胡适之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情，这种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别人乱骂你或乱捧你，因此我很费力地写了一阵子文章，希望人们看看胡适的真面目，虽然我那一阵子的表现可能费力不讨好。
等我又大了几岁，对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迹了，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你、了解你，你有许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非常可爱，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我这种感觉只是感觉而已，我把它们多少表示在我给你的信和诗里，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我没有用看「太老师」的眼光来看你，我支持你，向别人为你辩诬，使我在军队中得到「思想游移，态度媚外」的纪录（我想你不知道军队中有着很盛行的「枪毙雷震，赶走胡适」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同时还有蔓延成「枪毙胡适」的趋势）。同时我也批评你，我不忌讳，如果我远远站在一旁，诚惶诚恐地「执弟子礼」，或是满纸「道席」、「钧鉴」，那未免太俗气。我喜欢你，为了你是一个「人」，有尊严、有味儿，我受你影响和期望自己的，也无非是在权威和群众底下努力做一个「人」，不出卖自己、不低叁下四，我喜欢麝，为了它们在必要时会毁掉自己，为了换取不妥协。有一次我向殷海光开玩笑，我说：「殷先生，你在台大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几个自由主义者，一受军训，全都变成国民党了，据我所知，他们有几个还是自愿的。凭这一点，你应该佩服我。」
也许我值得骄傲，为了我始终未曾放弃我的信仰，虽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