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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只不过在就这一类的思想型模提供例子，并未多所发挥。现在我
重申这一点意思，希望我们能从这类「半吊子西化」多找些例子，以为警戒。
只要稍加留意，「半吊子西化」的宝相可多得很哪！试看在医疗方面，从「中药西吃」
到「西药中药合配的药酒」，以至於「中医打针」、「中医学院用西医教材」、「辅仁大学设中医癌症研究所」，试问那一项不是「西餐叉子吃人肉」？
又在工艺方面，从「祭祀用的电灯蜡烛」到「西方乐器加中国鼓角送葬」，以至於「钢
骨水泥的庙宇佛像」、「达克龙袈裟」、「塑胶蒲团」、「塑胶毛笔帽」、「橡皮砚台」、「不臭墨汁」、「种类繁多的叁轮车」等等，又试问那一项不是「西餐叉子吃人肉」？
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麽？挽救固有文化的
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麽？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求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馀年罢？
「台湾日报」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本文录自「上下古今谈」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叁册）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魔鬼们坐了冤狱。地狱里都是冤气。
魔鬼们不耐烦了，他们需要一位辩护士。
释迦牟尼佛怕了，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人选。
文殊菩萨说：「我太聪明了。不干这傻事！」普贤菩萨说：「我太老了，不愿意走动。」
观音菩萨说：「我大慈悲，不忍进冤狱平反。」弥勒菩萨说：「我太胖了，我想做做官。」
最後，地藏菩萨只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藏菩萨一到地狱，立刻被阎王收买，整天装聋作哑，卖痴卖呆。
地狱的冤气更浓了！魔鬼们更不耐烦了！
释迦牟尼佛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将地藏菩萨撤职查办，另谋人选。
这时候，正好「黄泉社」拍来电报，说阳间有胡适乙名，劫数已至，遽归道山，何不请
他来补遗缺？
释迦览奏，觉得有理。但他问道：
「听说胡适是无神论者，死後漆黑一团，身相不属四大，心性难归六尘，这等好汉，如何能为吾人所用？」
左右大臣面面相觑，列子里闪出唐僧，合十顶礼，献策道：
「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与孙行者颇熟，何不派孙行者一行，以示天朝怜才之意？况中国大陆上清算胡适，密锣紧鼓，捉拿『胡适的幽灵』。胡适有『幽灵』在，足证其精神不死，虽为无神论者，庸何伤乎？」
释迦大喜，立派孙行者携亲笔函，敦聘播种者胡适到地狱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diaboli），向那十八层顶上胡帝胡天的阎王老爷吹吹风。
孙行者按下云头，火眼金睛，老早望见胡适先生一道阴魂冉冉而来。行者趋前，迎面唱个大喏，笑道：
「博士久违！想当年你写『孙行者与张君劢』，害得我好苦！如今他老头子竟不先你而来，还在阳间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可恶可恶。你在阳间不信宗教，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一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不知尊意如何？」
胡适先生正被那些新闻人物哭得难过，见孙行者拿出聘书，立即欣然同意。
於是，地狱的魔鬼们齐声欢呼。
於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本文录自「胡适研究」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四册）
「胡适研究」前记
胡适先生死在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叁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麽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
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後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
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覆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
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後，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
表在叁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後，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
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
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乾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後，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
夥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
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麽！」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
日鸡叫以前，你要叁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後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
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後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叁鞠躬以後，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记得胡适死後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五十一年叁月十六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後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麽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麽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麽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麽？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麽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
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
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
』」：「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
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motivesand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
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後，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
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昼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後写蒋孟邻的。关於这件小事，我？？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
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後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麽，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後，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後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叁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
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
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
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
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
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
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篇「特殊的」书评。最初登在「大学杂志」，後
来删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国」。这本是我高中二年级时候所写的一篇文字。胡适先生後来告诉我说：「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
第七篇「评介『丁文江的传记』」，也是一篇书评。对这本书缺点的指摘，我本已写
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时都没有改正，我颇为失望，也颇觉得他在这一点上未免不够虚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说他看过我的信了，如此而已。总之，对「丁文江的传记」这本书，我觉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传记。
＊＊＊
编完这本小书以後，我感到一种轻快。胡适先生跟我压根儿没有什麽「深厚的世交关
系」，我也不是张铁君发行的「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