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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开庭时候，被告到了四分之三，其中林正杰、蔡仁坚都首次出庭。林正
杰在庭上只能强词，不能夺理，因为他的每一个“理”，都被我用证据打了回票。
现在就以所谓“李敖向国民党法院告他”为例，做一抽样。
林正杰在庭上，很不以为然的说，李敖向国民党法院告他。我当庭就拿出一项
证据，证据是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的《自由日报》剪报，标题说“林正杰控两警
官，罪证不足不起诉”，内容是：
台北市议员当选人林正杰，控告前市警大安分局长陈礼中，及新生南路派出所
主管阮祥龙读职一案，台北地检处昨日侦查终结，以罪证不足处分不起诉。
此案系林正杰在去年的市议员选举活动期间，发现有两人潜入其办事处偷窃传
单，为其工作人员逮着，经送往新生南路派出所后，警方以罪证不足将两名被指为
窃嫌者释放。
林正杰在获悉此情后，认为警方有故意放人之嫌，因此向台北地检处控告新生
南路派出所主管阮祥龙，及前大安分局长陈和中涉嫌读职。
我拿着剪报问林正杰：“为什么你可以向‘国民党法院’告别人，我就不能向
‘国民党法院’告你？为什么你告别人，法院就不是国民党的；我一告你，法院就
变成国民党的了？请你告诉我，你用的是什么标准？这就是党外的公道吗？”
林正杰无词以对，他当然无词以对。他“忘了”（？）他做过的事，可是我李
敖从来不忘！
我当庭指出，被告之一汪梦湘出身警总，林正杰的杂志竟联合江梦湘这种背景
的人来诬蔑李敖，这叫什么党外？（事实上，在整个的作业上，他们联合的还不止
来自警总这一路，还有情报局的一路呢！）林正杰所谓李敖向国民党法院告人之说，
如果林正杰是纯种党外，我告他就算是第一次我告“党外”，但我在法院告人，从
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立委、国民党大特务、国民党市议员、国民党教授等等，二
十多年下来，无一不告，党外如有良知与是非，恐怕给我立铜像还来不及呢！突出
说我告党外，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们做了党外，就可以诽谤党外前辈吗？别人告
了你们，就是别人不对、别人破坏团结吗？你们诽谤前辈，一连四个月，又对在哪
里？又团结了谁？如果党外的良知与是非是这样子的标准，谁还敢做党外呢？做党
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以这阵子向“国民党法院”告人为例，事实上，我告林正杰，送状时间是一九
八六年一月四日；林正杰告陈礼中、阮祥龙，结案时间是同年同月的十四日，可见
向“国民党法院”告人，林正杰已着先鞭、后来居上了呢！在这阵子谁先向“国民
党法院”告人一点上，我同意林正杰比我还告得快，我真落伍了！
其实，林正杰这一对自己、对李敖向“国民党法院”告人的双重标准，并不是
他一个人的心态，他的“总编辑”吴祥辉也一样。在我告了他们不久，吴祥辉写文
章大肆宣传，指摘李敖
向国民党法院喊冤。（见《打人喊救人》一文）
并声言：
一、我（指吴祥辉自己）至少不会遇蠢到去请国民党法院当笔仗的裁判！（同
上）
二、国民党法院对党外人物所做的任何审判，都不具有公正的意义，不必重视。
（见《向日葵与梅花》一文）
信誓旦旦，嗓门不小。不料曾几何时，同一个吴祥辉居然联合朱高正，跑到他笔下
“国民党法院，告起李敖来了，这算不算“向国民党法院喊冤”呢？算不算“去请
国民党法院”“裁判”呢？算不算“重视”“不具有公正的意义”的“审判”呢？
我李敖真落伍了。无法解释，只好有待党外新贵去做不落伍的解释了。
朱高正、吴祥辉在“自诉状”中向“国民党法院”“谨状”说李敖
严重毁损自诉人之名誉，有触犯上引法条罪嫌，为此依法提起自诉，恳祈钧院
明鉴。
看到朱高正、吴祥辉这种“恳祈钧院明鉴”的表态，我笑着对自己说：这种对
“国民党法院”的必恭必敬，我李敖实在望尘莫及呢！当年徐复观、余纪忠就指摘
李敖老是一边打官司一边辱骂法院，我如此桀骛、如此不驯、如此有骁名，我的作
风，真落伍了！
对“国民党法院”的看法，我自有我的观点。二十一年前，在告徐复观、余纪
忠时候，我就说过：
我公开宣布“法院黑暗”却又不断在法院进行控告，则是事实。这一点，正反
证了我李敖的崇法务实。正因为法院黑暗，所以我才要不避艰险，“以身‘试’法”，
打它个明白。法院黑暗，正需要法院里头的人和法院外头的人，大家一齐努力，好
使黑暗化为光明。我李敖绝不因为法院黑暗就遗弃它，任它黑暗下去。这种精神，
不是很伟大吗？
二十一年前这些话，如今一以贯之，并无改变。我李敖从来不避忌“国民党法
院”，为的就是要“以身‘试’法，打它个明白”。鼓舞起或逼迫出法官的是非与
良知，使他们脱离党派色彩，公正判案。他们能脱离，我们可以得到法律上的胜利；
他们不能脱离，我们可以留下历史上的证言。正反都堪一战，如此“试”法，不亦
宜乎？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四日
“加码法”诽谤
被告吴祥辉诽谤李敖的手法，除了“捏造法”和“活埋法”外，还有一种“加
码法”。
在辜振甫中国合成橡胶公司退股部分，被告吴祥辉在《前进》总号第…一七期
页六二连载时，是“一百多万元”；可是到了第二年出版《李敖死了》一书页一○
三时，就硬给加了一百万，变成了“两百万元”了；但在写到李敖与辜振甫关系时，
在《前进》总号第一一七期页六四连载时，就又加了两百万元，变成了“四百万元”
了！同样一个被告吴祥辉、同样一件事实，从一百万到两百万到四百万元；都
随他信口乱说，随意加码。
在所谓“侵占部分”，被告吴祥辉在《前进》总号第一一七期页六二里这样写：
萧孟能自诉李敖背信侵占一案，由于有力的证据未能提出，因此，部分事实未
被法院采信，但仅法院认定的侵占部分，就几达两百九十万之多（骨董书画未计）。
可是，到了第二年出版《李敖死了》一书页一○三时，就硬给加了一百万，就
这样写了：
萧孟能自诉李敖背信侵占一案，由于有力的证据未能提出，因此，部分事实未
被法院采信，但仅法院认定的侵占部分，就几达三百九十万之多（骨董书画未计）。
前后不过只差一年，同样一个被告吴祥辉、同样一件事实，从两百九十万到三
百九十万，都随他信口乱说，随意加码。
被告吴祥辉说这些数字是“法院认定的侵占部分”，但判决书只有一种，他却
能造出两种数字来！这种文字，只有智能不全的人才相信吧？
被告吴祥辉口口声声提到“法院认定”云云，但他为什么只提高等法院的错误
认定，而不提最后最高法院的正确认定？最高法院一九八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四○○
号判决书指出：
前开公司股票二千五育股系信托转让与被上诉人（李敖），为上诉人（萧孟能）
所不争，该股票既信托转让与被上诉人，即属其所有，被上诉人自无侵占该股票股
款之可言，上诉人请求赔偿该股款一百万元及其法定利息部分，亦非有据，爰判决
驳回上诉人之诉。
可见高等法院的“法院认定”，早在四年前就被最高法院推翻了，被告吴祥辉
的资料未免太落伍了吧？在早就作废了的资料上再给一再加码，这样子的诽谤太不
对了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
吃谁的饭？
（摘自《君子爱人以色》，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ISBN750571581X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先生，是海内外文坛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学贯中西，写作勤
奋，作品独树一帜，颇富特色。说古论今，嬉笑怒骂，豪放兼婉约，风趣与幽默，
常为读者所注目。这本书微言色义、谈女色变，和颜悦色的察言观色、不动声色的
有声有色、满园春色的令师父、和尚们黯然失色、风云变色、平分春色、面无人
色。天下大乱了，李敖不改本色。
二十年前，蒋纬国的小舅子丘延亮涉及叛乱案，关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蒋纬国去
看他也不好，不去看他也不好，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去看他。因为蒋纬国身份特殊，看
守所为了优待，特别以所长室作为会见地点。姐夫与小舅子见面后，蒋纬国由于情
急，也由于表态，在所长面前大骂丘延亮，说：“怎么连你也搞叛乱！你也不想想你
在吃谁的饭？”丘延亮那时年轻气盛，回嘴说：“吃谁的饭？我吃老百姓的饭？”丘
延亮回嘴的意思显然是说，我虽是皇亲国戚，可是没吃你们蒋家的饭，而是吃老百姓
的饭，我们划清界限好了。虽然如此，在判决下来，国民党还是给这不承认皇亲国戚
的左倾幼稚病患者刑期打了对折，跟他同案的陈映真等左倾幼稚病患者也一体借光，
一律对折优待。丘延亮还是吃了国民党的饭，而陈映真等也吃了“阿肥”（丘延亮
外号）的饭。没有这种饭局，这些小红鬼的大牢可有得坐呢！
丘延亮他们坐牢时，我也正关在同一看守所。听到黄毅辛讲起这件事，颇觉有趣。
随着年纪渐大，我感到这一吃谁的饭问题，倒真有学问在。革命元勋章太炎在《广论
语骈枝》一书，提到柳下惠。说《论语》中说：“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为什么
“数黜而复起”呢？因为他是大土匪盗跖的哥哥，鲁国人怕盗跖，所以给他哥哥做官
来对付盗跖，“俗藉惠以解免耳！是即晋世王敦、王导之事也。惠去，则跖必入鲁。
鲁之君相无以御之……”这就是说，柳下惠能做官，是因为有个叛乱犯弟弟盗跖；王
导能做官，是因为有个叛乱犯哥哥王敦。表面上，柳下惠、王导是吃政府的饭；真的
原因，他们吃的乃是乃弟乃兄的饭。没有他们兄弟的反面捧场，他们的政府不会如
此慷慨给官做的。所以，真正的衣食父母，非政府也，乃兄弟也。
同样的模式，推而广之，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人们不但拜亲人之赐，吃亲人的饭；
甚至更拜敌人之赐，吃敌人的饭。以“空城计”为例，以诸葛亮之智，当然知道以司
马懿之智，足可判断城是空的，但诸葛亮的高杆是，就便你司马懿明知城是空的，你
也不敢进来抓我。因为你司马懿所以被主子重用，正由于有我诸葛亮在，你的主子要
打我，非用你不行；一旦没有我了，也就没有你了。为了长保禄位，你司马懿非得将
计就计，配合我合演这出假戏不可，只要我诸葛亮在，你就永远可以演“曹操主义统
一中国”的戏。老子看扁了你，你就是不敢进空城啊！由此可见，诸葛亮看不穿司
马懿，他也不算诸葛亮了；司马懿若真进了空城，他也不叫司马懿了。敌我双方都够
看的时候，不在话下的默契是很重要的，诸葛亮就这样行，他看中了你司马懿在吃敌
人的饭，所以，我可以优哉游哉，跟你斗法。多好玩呀！
在这种好玩下，我们放眼一看，尽是饭局：国民党在吃共产党的饭、台独在吃国民
党的饭、国民党中“崔苔菁”（吹台青）在吃民进党的饭、民进党在吃台独的饭、台
独在吃美丽岛的饭、美丽岛在吃前辈政治犯的饭。……依此类推，所有你的衣食父
母，其实都是你整天要消灭、要打倒、要排挤的一群族类，你跟他们，活像生物学中
的“共生”（symbiosis）。可耻的是，低等动物片利共生，只自我谋利而已，绝不丑
化对方。今天的国民党与民进党，却连低等动物都不如，他们一边吃人的饭一边臭人
家，真不要脸呢！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
“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可分三种：
第一种是敢怒而不敢言；
第二种是不敢怒而敢言；
第三种是敢怒而又敢言。
我分别说明如下：
敢怒而不敢言
杜牧写《阿房宫赋》，最后说秦始皇大兴土木，造阿房宫，弄到“管弦
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
固。”这段奇文，到了宋朝，引出了一个故事。宋朝邢君实《拊掌录》里说：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
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
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
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是什么？’对曰：‘我
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
‘这汉子也有鉴识。’”
苏东坡是有幽默感的人，他半夜不睡觉，读《阿房宫赋》读得陕西老兵
长叹，因而被讽刺“不敢言而敢怒”，他不但不生气，反倒夸奖老兵。但是，
抛开这个特例不谈，回头细看《阿房宫赋》，我真觉得杜牧写错了。因为在
政府的高压下，“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的情况，是不太通的。事实上，
人民“不敢言”之日，也就正是“不敢怒”之时。“不敢言”的人你叫他“
敢怒”，他也是不大敢的。所以，我的判断是：
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是很难成立的一种情况，真的情况乃是“既不
敢言，也不敢怒”。
不敢怒而敢言
但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的情况，对政府说来，还是不妥的。因
为这样会有“面从之患”（当面一切由你说了算的毛病），会有“居下之讪”
（背后说你坏话的毛病），也会“示人以不广”。于是，“广开言路”或
“诏求直言”的戏，也就不能不隆重推出。
尽管“广开言路”或“诏求直言”，可是建言的人，却非识相不可。以
职业言官白居易为例，他就有过“酬恩奖，塞言责”的小心翼翼的话。虽然
小心翼翼，下场却仍是“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还是很那个。
中国古人把这种建言叫做“谏诤”，谏诤要求说真话，可是也要求说话
的态度。《旬子》大略篇里说：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怨而无怒。”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点化。“无怒”就是不许生气，不许疾言厉色，所谓
“态度要好”，态度不好是不行的。古人表现良好的态度，一说话前就先来
个“干冒天威，罪当万死”，来个“流涕具陈，不胜惶迫待罪之至”。他们
是“不敢怒而敢言”的，甚至敢言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地步。但这
种敢言，算得上是言论自由吗？绝对不算！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早就
指出这种牵强和误认。我说：
“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
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
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
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
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
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劝你。”
像毛子水、陶百川这些人，他们都犯了把谏诤当做言论自由的大错误，
他们沿袭古人的“诤臣说”，形成了对政府的“诤友说”，所以一发言，就
先低一级，完全是一派嚅嚅上条陈的模样，他们是一点“正义之怒”都没有
的。毛子水甚至发挥《礼记》中“辞欲巧”的歪理，主张用巧言对政府：陶
百川甚至说做“诤友，则其功能必能超过汉唐时代的清流”，这些头脑不清
的人，竟在二十世纪的民主时代，公然扮演一世纪、十世纪的“不敢怒”角
色，他们真太混了！
敢怒而又敢言
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言论自由，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