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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竟在二十世纪的民主时代，公然扮演一世纪、十世纪的“不敢怒”角
色，他们真太混了！
敢怒而又敢言
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言论自由，说话的人不但“敢言”，也可以“敢怒”
的。敢怒就被解释做“态度不好”，但是，只有“态度不好”，才正足以表
现民主与自由。民主与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
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
地位是和你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的对不对。可笑的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达官贵人和
市井小民都分不清这两种层次，竟不先看说的对不对，反倒研究态度好不好：
“哗众取宠”是态度不好的，“不相忍为国”是态度不好的，“动机不纯正”
是态度不好的，“不善意批评”是态度不好的，“没有建设性意见”是态度
不好的。……其实这些，都跟说的对不对毫不相干！一个人，大可张牙舞爪
的、毫不忍让的、动机可疑的、恶意的、破坏性的发表正确的意见，而无碍
于所说之为真实与真理；另一方面，那些标榜平和的、忍耐的、动机好的、
善意的、建设性的人，又常常是错误的、伪善的、不辨是非的、替坏政府护
航而不自知的、助纣为虐的、违背民主与自由潮流的。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曾经“敢怒而又敢言”的大骂总统杜鲁门；杜鲁
门也不甘示弱，回骂皮尔逊是“狗娘养的”。双方绝不要求对方态度好，美
国人民也不说“因为你们‘态度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听你们的。”这就是
高杆！高杆就是只问说的对不对，不问态度好不好。有民主与自由水准的人
民，都会分清这一点。
结论是，有“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自由，才是我
们最该鼓吹的自由。相反的，“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
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陪笑脸
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８日
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
二十八年前，在读物管制的国民党伪政府黑狱中，我有幸看到一本《读者文
摘》，书中一个故事，吸引了我。故事写广州的一对青年情侣，觉得他们在祖国
的生活太苦了、太不自由了，一起朝香港用游泳方法偷渡。游到半途，男的淹死
了，女的却以无比的毅力与深情，拖著男的死尸，终于游到香港，她在香港海滩
上对著情人的死尸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
做为普普通通的小市民、做为匹夫匹妇，这对情侣没有甚么错：我们管不了
甚么国家大事，但我们要选择不再过太苦了、太不自由的生活，祖国再见了，我
们走了。
小市民没有甚么错，与小市民相对的国家领导人错了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五十年国庆前夜，我提出这种问题，并且提出答案。
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遭遇了两大挑战，一个是如何避免挨打，一
个是如何避免挨饿。如何避免挨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功的做到了，虽
然付出了「千万人头落地」的代价，虽然付出了惨烈的牺牲和巨大的错误，但在
最后，终于做到了没有帝国主义敢打中国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这种成就，
一般小市民未必感觉得很清醒，这是由于小市民和领导人对利益的理解层次不同，
小市民关心的重点是家庭利益，领导人关心的重点是国家利益，至少在挨打的局
面下，国家利益要比家庭利益优先，这也就是陈毅元帅在日本人奚落中国人穷得
没裤子穿还要搞核子弹的时候，发出「宁要核子，不要裤子」豪语的缘故。
但是，有多少没有裤子穿的小市民，能够体谅这种豪语呢？
美国林肯总统的国务卿施沃德（WilliamH。Seward），在林肯死后约翰逊
总统任内续任国务卿时，买下了俄国出售的阿拉斯加，耗资七百二十万美金，在
一百三十二年以前，那是笔大钱，买下以后，举国哗然，大骂这是「施沃德的蠢
事」（Seward'sFolly）。但是，几十年后，这一百五十三万零七百平方公里的
「冰天雪地」带给美国的利益（尤其是国防安全上的利益），真可谓「民到于今
受其赐」了。如今施沃德被「平反」了，事实证明了领导人真有眼光，可是当年
却被骂得臭死，小市民能够体谅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吗？
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买阿拉斯加，一如小市民很难体谅为甚么要「一胎
化」。做为匹夫匹妇，我们要的是生男育女，是多子多孙，谁要甚么「一胎」？
但是，小市民能够清楚知道不控制中国人口成长的恐怖后果吗？毛泽东一个「人
多好办事」的错误政策，害死了多少生灵？面对诞生的快乐就要面临饿死的痛苦，
非洲人的画面，我们中国人要重演吗？
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GeorgeMoore）在《折枝》（TheBendingofthe
Bough）一剧中说：「国家与家庭永远是作战的。」（TheStateandthefamily
areforeveratwar。）一语道出了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冲突，也就是国家领
导人与一般小市民著眼点的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来，这种冲突一直
存在。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展望未来，领导人在成功的做到使中国避免挨打以后，
如何做到避免挨饿（积极的说法是民生乐利、举国繁荣），已是首要的问题，解
决问题有很多面，其中一面是如何达到小市民与领导人的谅解。
美国艾森豪总统挖通用公司董事长威尔森（CharlesE。Wilson）做国防部长
时，任命案送到参议院，参议员坚持他抛售他在通用的股票。威尔森为免招瓜田
李下之嫌，说可以。不料参议员追问他，如果做了国防部长，设计国防工业的时
候，碰到不利于通用公司的情况，他将怎么办？威尔森火了，他说：「对国家有
利的，都对通用公司有利；反过来说也一样。」（What'sgoodforthecountry
isgoodforGeneralMotors；andviceversa。）
威尔森这种博大观点，就是领导人与小市民取得谅解的最好示范。领导人有
责任使小市民谅解到「与国同休戚」，谅解到对国家有利的就对家庭有利，反之
亦然。当然这是高难度的作业，但国家领导人必须正视它、面对它，并且要认清
不再是过去的教条语言所能收效，吃饱肚子的小市民聪明了，会要求更多的东西，
国家领导人已在百尺竿头，他们必须更进一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年，要用展望未来的前瞻方式来庆祝；中国人
终会得到国家利益与家庭利益的谅解，中国人死也要死在我们向往的地方，而那
个地方啊，就是中国。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在中国台湾写。
中华大赌特赌史
一、“有目”供赌
十六、七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李雷，曾做诗描写爱神邱比特跟他的情人赌牌，女
方以吻做赌本，邱比特以弓箭箭鞘做赌本。不料邱比特霉运当头，不但输掉弓箭箭
鞘，甚至连他妈的鸽子麻雀等等，都一齐输光。最后他赌得兴起，竟以两只眼睛下
注，结果仍是一输到底。从此爱神变为盲神（BlindGod）。“爱情是盲目的”，
来源也就在此。
依这神话看来，好赌之性，不始于人，而始于天，连神仙也不例外。无怪乎
大老爷们一禁赌，就要惹得“人神共愤”，闹得鸡犬不宁了！
谈起赌来，可真是个大题目。我现在大题小做，想单就“固有文化”方面谈
谈赌的来龙去脉。换句话说，这篇文章以谈“国赌”为主，至于“洋赌”，我因稿
费不足，赌气不谈。
＊＊＊
“赌”这个字，它的原始意义叫“钱戏”，见于“一切经音义”。“赌博”
两字连用，见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文字，赌就是“博”。“博”是最早的一种赌具，
靠打射投掷定输赢，这种赌博，至少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候，才不流
行。中国古书中有很多记“博”的材料，如《家语》中“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君
子不博’”；《管子》中“……发五政，一曰‘禁博塞’”；《史记》中“荆轲
与鲁勾践博，争道。”等等，都是指赌而言。这些材料，都证明了中国人尚赌历史
之早，证明了我们的老祖宗们，除了大谈仁义道德外，固不乏有大赌徒存在。
另有一种流行的赌叫“樗蒲”，照《博物志》的就法，此物乃老子李耳所发明，
如果属实，倒真是士林佳话：老子不但写“道德经”，还发明大赌具，这种赌具，
最为晋朝的陶侃所恨，陶侃说“圣人惜寸阴，众人当惜分阴。……樗蒲者，牧猪奴
戏耳！”所以他要把这种赌具丢到河里，以示痛绝。其实当时的赌徒们大可提出异
议：“你陶先生喜欢搬砖头，难道算惜分阴吗？把砖头由屋里搬到屋外，再由屋外
搬回屋里，难道比赌更有意思吗？”再晚一点的赌具有“双陆”（又叫“握梨”
或“长行”），是唐朝流行的玩意。有一次武则天做梦玩双陆，可是老是输，醒来
心里嘀咕，特去请教狄仁杰问是怎么回事？狄仁杰瞎解释一通，说什么这是皇宫中
没有太子的缘故，故意扯进了政治问题。当时大家玩双陆，照《国史补》的说法，
“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可见赌风之盛。
二、从骰子到牌九
唐朝又流行一种赌，就是“骰子”，这是唐明皇跟娇滴滴的杨贵妃常玩的，又
叫做“叶子戏”。《咸定录》上说，当时“咸通以来，天下尚之”。可见它迷人的
程度。骰子后来的一项流变是“升官图”，这种道具，更由单纯的赌，进而露出官
迷的心理。
传说中，唐明皇有一次跟杨贵妃玩骰子，明皇先掷，已占大优势，杨贵妃除非
掷出“四”点，否则将输。只见她娇啼一声，玉手张处，四颗小点，应声而出。贵
妃大喜，明皇亦大喜，随即传令天下，所有骰子上的“四”点，都要染成红色，以
示庆祝。这也就是今天骰子上红四点的来源。至于骰子的“一”点也是红的，其来
源就不可考了。
另有一个关于骰子的有名故事，是写明朝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跟沈万三比赛。
用三颗骰子，沈万三一下掷出个十八点，这是最高点，明太祖还不认输，他说他还
要掷，并且掷出个十九点，给老沈看。于是明太祖口中念念有词，一掷而下，果然
出了个十九点。原来其中一颗骰子一点裂成了两半！
这个故事的另一荒谬加工是：当明太祖掷下骰子并坚持要十九点的时候，可
急坏了当地的土地爷。土地爷不敢开罪明朝大皇帝。只好帮他作弊，奉命不准输。
于是土地爷赶去找财神爷，请他无论如何要帮忙。财神爷因为太胖，赶到赌场颇费
了一阵工夫，于是那颗作弊的骰子，为了等财神爷驾到，就一直转个不停，害得沈
万三抓耳挠腮，一直弄不清到底怎么回事，更弄不清为什么输得这么窝囊。
唐朝以后，宋朝人也好赌，并且还有一个最好玩的故事。宋朝真宗在位第七年
（一００四），辽圣宗南侵，直打到河北省的濮阳（当时上澶州的澶郡）。宋真宗
吓坏了，想迁都逃跑，主逃的一派是王钦若。不料逃的计划遭到寇准反对，寇准主
张“御驾亲征”。真宗无法，只好冒着满头大汗，直奔前线。结果军心大振，辽
国也愿休兵议和。事后真宗非常感谢寇准，很重用他。于是主逃派想了一条妙计，
来破坏寇准。一天王钦若向真宗说：“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尽，乃罄所有出之，
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傻不鸡鸡的真宗皇帝想了一想，
果然认定当时寇准不无拿他“孤注一掷”的可能，于是就不再信任寇准了。
这是以赌博运用到政争的有趣的故事。
宋朝又有一种叫“宣和牌”的赌具，是宋徽宗宣和二年（一一二０）的产品，
据《诸事音考》上说，这种牌还是官方制定的，“宋高宗时始诏如式颁行天下”。
当时是牙牌，到了明朝，演变为骨牌，就是今天的所谓“牌九”。据我研究官方所
以不禁止的原因，可能由于《牧猪闲话》这段答案：
“凡戏具皆须纠率同志，惟骨牌可以独坐自怡，故功令不禁以为非赌具也。或
旅馆萧寥，或蓬窗寂静，未携书籍，更鲜朋欢，时一拈弄，足以消暇。”这类情形，
似乎我们也可以找到旁证。据五十三年八月十九号《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导：
“台湾省政府昨天指示警务处：扑克牌为现代社会家庭高尚玩具之一，欧美
国家早经普遍提倡，并有国际性的比赛，本省年来亦渐风行，应视为正当娱乐工具，
准予公开买卖，以供需求，但不得为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
按台湾省政府原为“维护社会善良风俗”，曾于民国四十三年下令禁止扑克等
的制造、贩卖及陈列。十年后改变态度，如此，似与宋朝的“功令不禁”不谋而合。
这也可说是一种对娱乐的新观念。
三、麻哥儿请了
上面几种赌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的已经失传，有地民被淘汰，有的
民降到第二流的角色。唯有一种赌具，自明朝以来，推陈出新，自“马吊”而“默
和”，自“默和”而“花将”，自“花将”而“马将”，自“马将”而“麻雀”，
自“麻雀”，而“麻将”，一路青云直上，最后赶过了所有赌具，而成为赌国仇城
国的魁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麻将军”！
为了对“麻将军”致敬，这一节让我们专谈“麻将军”的身世。又因为“麻
将军”是我们的“国赌”，让我们先从“国赌”谈起。
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国”字当头的伟大民族，别人有内外神经，我们有“国
医”；别人有拳击角力，我们有“国术”；别人有声光化电，我们有“国学”；别
人有交响重奏，我们有“国乐”。总之，凡是别人有两下子过来的，我们都有两下
子回敬。但回敬尽管回敬，有时候，我们未免觉得实在不如人。例如我们的“国医”
还在寸关尺阶段，我们的国术还在打花拳阶段，我们的国学还在理气一元阶段，我
们的国乐还在丝竹入耳阶段。……这些国粹，在世界性的标准面前，我们都称不上
唯我独尊，想来想去，有一件真正可称得上舍我其谁的“国宝”，那就是“麻将”。
在一册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著的《麻将入门》（MahJongForBeginners）里，
第一句话，就称麻将是“中国的国戏”（TheNa…tionalGameofChina），岂但
是“国戏”，麻将同时敢是中国的“国赌”，关于这种国戏和国赌，吾友居浩然先
生的一段奇文，道尽了它的伟大：
“牌而能摸，又能自摸，除了绝顶聪明的黄帝子孙外，谁也不能发明。洋人赌
扑克，简直是自找气受。蒙特卡罗的轮盘，操纵在人，更无享受可言。惟有十三张
筒子，这听一筒，这时候自摸一筒，中指的指纹与一筒的圈圈慢慢擦过，真比服下
仙丹还要快乐。牌虽未看见，心里有数；然后翻开，验明正身，确是一筒，大叫一
声‘自摸’！做皇帝也不过如此。”
也许正因为中国人不能人人做皇帝，所以麻将才那么盛行；又因为中国人不能
人人讲求卫生，所以才流行了“卫生麻将”，麻将有那么多好处似犹未足，还
要把它跟卫生批在一起，真亏黄帝子孙想得出来！
黄帝子孙之好打麻将，至少已有四个世纪的历史。麻将的前身是“马吊”，当
时还是四十张纸牌阶段。故杜亚泉在《博史》里怀疑：“西洋纸牌（扑克）与吾国
古代之马吊牌，有相当之关系，因其类似之处甚多。”可是在这方面，这回轮到洋
鬼子不进步，而是我们进步了。我们的马吊牌，已随着时间的演变，立体起来，四
百年精益求精的“摸索”，终于演变出一百三十六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