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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 2006年第06期-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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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与作家的文化漫谈(熊召政 彭富春)
  [中篇小说]
  别墅里的奥克兰(冯 慧)
  [短篇小说]
  逃遁(武 歆)
  在冬天想起夏天(韩永明)
  名份(郑局廷)
  [散文随笔]
  这一代的青春之歌(张 生)
  鄂西女子(温新阶)
  我的烟酒史(刘 章)
  童年的游戏(朱金晨)
  汪洋庄往事(陈哈林)
  [诗歌阵地]
  失却翅膀的日子(李 瑛)
  中国画意(组诗)(谢克强)
  开发区日记(二首)(何炳阳)
  [理论与批评]
  回家的路不再轻盈(徐 鲁)
  劳伦斯小说《马贩子的女儿》中人物的心理刻画(王亚琼)
  [报告文学]
  大道之行(岳恒寿)
  你给百姓安全了吗(喻 苏)
哲学家与作家的文化漫谈


编者的话: 
思想的贫血;文化主体的缺失;互联网技术(论坛、博客、声频和视频、动漫等)发育成熟后文化功利主义品格的喧嚣尘上;转型期价值观不断地错位等等这些现像;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生态环境;同时亦是文学期刊必须正视且应自觉介入或改造的文学生态环境。前沿的笃诚的思想者们在思考什么?有想法的作家们睿智的视界风景几何?他们可以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下;找一处宁静清凉之处;基于同样的焦虑却又以不同的文化身份坐而论道吗?独立潮头;面对莽莽江流57个春秋的《长江文艺》的回答是:可以!我们愿意给他们一方天地;让思想和灵魂在这里碰撞、交流。从本期开始;我刊将陆续组织学者和作家进行系列的文化对话;以飨关注我刊的朋友。假如他们的“玄谈”有只言片语能真实地打动我们的心灵;催生我们的思考;这也就够了。 对 话 者:彭富春;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全国人大代表熊召政;作家;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召 集 人:胡翔;《长江文艺》编审时间地点:2006年1月16日下午;武汉市水果湖1918咖啡屋 
熊:彭先生;听说你是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因此;我首先非常想知道;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有哪些地方是相通的?有没有共同的或者大致相似之处? 
彭:这个应该是有的。但是我觉得首先是要对海德格尔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我们过去总是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其实上个世纪呀;你要说西方哪个思想家是最伟大的;那就是海德格尔;他就是最伟大的。就他的学理方面而言;他对中国的东西是有研究的;他研究过庄子;也读过禅宗;和日本的禅学家有过对话。 
熊:是铃木大拙? 
彭:不是铃木大拙;他看过铃木大拙的东西。我在《哲学研究》也写过一篇海德格尔与庄子的比较论文;他读过老子;读过庄子;德国是有翻译中国经典这个传统的。 
熊:德国很早就有这些翻译了;周易;老子的《道德经》;听说在德国;老子比孔子更受欢迎。 
彭:我在德国也讲过老子的。海德格尔主要是想用中国的东西来克服欧洲那个主客二元分离的思维模式。但是他对中国的兴趣要作具体分析;他对儒家的东西不感兴趣;主要是对道家的东西、禅宗的东西感兴趣。但他主要是从日本接受禅宗;当然日本的禅宗也是从唐宋传过去的。我从您的散文里看到您对禅宗很感兴趣呀;我对禅宗也比较感兴趣。 
熊:我觉得禅宗讲的是个人安身养命的东西;由于无法用世俗的经验对它理解和判断;因此很难把握。曾有好长时间我不能理解禅家说“空”是实在的物质。四十岁以后我理解了;但无法用言语表述出来。语言可以完整地传达知识;却不能完全地传达智慧。其实禅宗的“空”;道家的“无”;儒家的“中”;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三个关键词。我去过不少保留儒释道三家文化印痕的古迹;也写过一些散文谈自己的感想;大都收在《问花笑谁》、《青山自在红》这两个集子里。 
彭:你说的这些东西在欧洲很多人很感兴趣。觉得东方思想;像禅宗、道家的思想对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未来有很多启示、借鉴的东西。而且在东方;韩国、日本;中国自己也有很多人很感兴趣。但是这里必须要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回到东方;只是借助中国的某些东西。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家;他不是简单地回到哪里或者走上哪条路去;他是走自己的路的。 
熊:对;我想知道的就是他从中借鉴了哪些东方的智慧或者资源。我在印度访问的时候;碰到一个新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问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思想注定是要消亡的;他问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能维持多久。这对于在我们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很重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我总要给一个回答;我就谈了自己的看法;说马克思主义恐怕是不会在中国消亡的。他们很吃惊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告诉他们我来印度本来也想看看佛教在印度的现状;但我发现;印度十二亿人口只有两百万佛教徒。 
彭:对;差不多在我们的唐朝时代印度佛教就衰败了。 
熊:是呀;佛教在阿育王的时候达到全盛;二千多年后;为什么到现在几乎就是消亡了?可是中国自从一千九百多年前从印度传入佛教;就一直存在;还发展下来。佛与道的契合融通;产生了禅宗这样的流派;虽然与原始的印度佛教有很大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但之间还是有某种联系。中国从来不会说佛教不是从印度佛教来的;佛教还是来自印度。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中国一直在改造马克思主义。总有一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德国人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但这不要紧;中国人永远承认马克思主义来自德国;但已符合中国国情;本土化了。这种演变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能力;就是一直以阴柔的、纤弱的、但是锲而不舍地慢慢地吸收、改造外来的东西;直到成为完全自己的东西。我这样回答;他们就理解了我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消亡。 
彭:您这个回答非常机智。唐朝的时候佛教有唯识、天台等等很多流派;但到后来只有禅宗最为兴盛;因为禅宗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了;像唯识基本还是印度的东西。过去我们总说禅宗主要吸收了道家的思想;这是对的;但其实禅宗在根本上还受儒家的思想影响;强调“佛法在世间”;所以它就能传下来。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的;您讲的很对。其实毛泽东思想就已经是中国的东西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 
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离西方越来越远;其思想体系中有很多中国的、儒家的东西。唯其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存并保持活力。中国人极为聪明;从来不会说改变什么旗号;但会不断地改变内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诗就反映了中国人的圆融和智慧。 
我还是回到禅宗话题上来。关于禅宗;我记得唐朝有个说法;“不得志而逃于禅”。此前是说“不得志而隐于山林”。“隐于山林”是一种形式上的逃脱;“逃于禅”则是一种精神上的逃脱。我认为禅宗对中国知识分子解脱心灵的痛苦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种精神依靠和解脱。禅最开始就有非常平民化的倾向;虽然后来它有贵族化和平民化这两个对立的极端;但是那种“菩提本无树”的说法一下子就深入了人心;谁都可以成佛;这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一致的;所谓“众生皆佛”;它们在本意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讲平等。所以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禅宗在中国存活的理由。 
明代260余年;虽有不少达官贵人;但最优秀的政治家;则只有万历首辅张居正一人;后世研究他的治国思想;认为他注重申韩之学;是法家。其实;他受禅宗的影响也很深;这一点;在他给朋友的信中多有表述。我在九华山看到写地藏菩萨的一幅对联 “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渡尽方证菩提”;这个胸怀非常宽广。张居正执政之初;就多次表达了这种决心;他不是“不得志而逃于禅”;而是“得志而趋于禅”。 
彭:我觉得在历史上、现实中我们对禅宗都有个误解。说“逃于禅”这也是对的。但事实上;要学禅学;过一种禅的生活;是需要大勇气、大智慧的。所以有句话“学禅者乃大丈夫;非帝王将相所能为”。哪怕帝王将相也不一定是大丈夫;能达到禅的境界;禅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传统佛教所说的“戒定慧”;大乘佛教讲的“布施、忍辱、持戒、精进、禅定、般若”;它最后都要达到一种智慧;一种很高的智慧。达到它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但是以为“逃于禅”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了;然后逃避到山林中去;这是一种很世俗的理解。因为真正的禅是要在现实生活当中;既要离开现实生活;但又要回到现实生活之间;也就是“佛法在世间”。 

我在不同场合都讲过;有佛教界的;也有搞宗教工作的人士;现在内地的佛教很功利。首先;禅宗现在都变成了净土;但是禅宗本身就是反对净土的;现在都变成了“阿弥陀佛”;就是烧香、磕头、功利、实用;却没有真正深入到这个现实生活。有一批搞宗教改革的人在台湾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比如佛光、法鼓等等;台湾有四大派系。他们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了;办大学;办幼儿园;办医院。他们宣扬的就是人间佛教;给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勇气;提供精神安慰;很具体地鼓励你克服困难。但我们这里很多佛教只是堕落的佛教。 
熊:只有唱颂、功课;没有智慧、禅宗。我想;古人说的“逃于禅”是针对现实生活的一些迷茫状态;像王维沉迷于禅学当中;是回避官场的失意。六祖慧能的伟大之处一是改变了佛教的传承方式;变“山中法”为“世间法”;二是改变了佛教的修行方式;唱颂和悟禅;这是完全不同的修行方式。禅宗的最高境界是开悟。但开悟者始终不多;为什么;俗世生活薰染了人心;使其根器变钝。伟大的禅师为了让弟子明白禅的精髓;想了很多办法;于是公案出来了;棒喝出来了;这种参禅的方式;根器很钝的人根本不能理解。有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所以禅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而且必须在行动中参悟。我们总是对所谓“跑江湖的人”有种贬义;但实际上唐宋时期;“跑江湖的”行脚僧是一种很高的追求学问的境界。那时的江西、湖南两地住了不少高僧大德;习禅者千里迢迢到这两地参访他们修习禅业;被称之为“跑江湖”。不像今天的出家人;竟把和尚变成了一种趋名逐利的职业。他们热衷于在高官大贾中跑龙套;都不愿意跑江湖了。我理解禅是追求智慧的一种方式;斩断现实的束缚;走上一条追求真理的道路;找一个灵魂安顿的地方。但是这个东西又无法言表。您游学德国八年;跑江湖跑到国外去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游学方式;大多数人都是没有经历过的。 
彭:不同的经历使人们对生活有不同的理解。禅宗六祖慧能注重这个;所以他提倡“世间法”;他像孔子那样因人施教;因此他的大弟子就在湖南、江西两地发展了五个支派。 
熊:一花五叶嘛;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沩仰宗、临济宗。 
彭:后来流传最久、最大的就是临济、曹洞两派。武汉的归元寺就是临济法系。 
熊:现在建个寺庙就挂个禅寺的名号;其实跟禅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灵泉禅寺、玉泉禅寺;名曰禅;其实全部是净土;尽是做唱颂、功课;不讲智慧的修习。这叫挂羊头卖狗肉;现在的出家人中很难见到真正的禅师;这是中国佛教的悲哀。 
彭:我在台湾就觉得那里的传统文化保持得很好;是真正的中国人;儒释道的传统很浓厚;搞什么台独嘛。台湾没有经历过五四;没有文化大革命;很多传统文化、习俗都保持下来了。我随便到一个家庭里去聊天;那唐诗宋词比我们都背得熟;你看我大学还是学中文的。其国学的根基还不如台湾学理工科的。台湾还讲究传统的伦理;那里家家户户都供着有祖宗牌位。您是老大吧?牌位都是由老大继承的;每周都要上供、跪拜;做得真不错。中国文化在那里保存得那么好;偏偏有人在那里搞台独。 
熊:你说的台独问题是大国事。我个人认为;只要两岸的文化具有统一性;台独分子最终不会得逞;怕就怕两岸的文化歧义增大;趋同减少。所以;我一再呼吁;大陆一定要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提振兴的人也不少;但大都走了味儿。前几年有句口号非常可笑;“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家都记得吧? 
彭:这实际上把文化当成一种工具;把文化本身工具化了。 
熊:“文化工具化了”;这是一个很哲学化的体验。文化本来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但现在各地争抢名人故居;把各种文化古迹当成旅游资源来开发;但中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非常可笑。 
彭:像现在的佛教也是这样。寺院过去本来是朝圣的地方;是一个修炼的地方;修行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旅游的、观光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反过来看西方;那里的教堂随便你进去观看;也不收钱;但它始终保持主要是一个祈祷的地方、礼拜的地方;这是基督教。就这个方面而言;我觉得中西方对文化、对宗教的态度;不论是政府还是国民;差异太大;在我们这个文化大国实际上文化没有地位;相反;我们还说人家不是文化大国。 
熊:这样一些问题已逐渐引起国人的反思;但我感觉;中国的文化人对民族的思考能力确实在降低。大多数文化人已经没有了一种文化的历史的宽阔视野;也没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学禅者;或者说一种宽泛的舍生取义的文化精神。我们有很多专门人才;但是我们缺文化人。就像我们作家;门类分得越来越细;以至产生了小说家只会写小说;诗人只会写诗这种怪现象;文学成了靠这个吃饭的一种存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自身理想的安顿方式。 
彭:您说的这个问题;当然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所谓的人文学者;包括作家这个群体在内;都有这样一种倾向。我把它称为技术化的倾向。比如作家;现在写电视剧;四十多集、五十多集;他都要受技术手段制约。我们的大学教授;学者们;主要也是作为一种职业来谋饭吃;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都是以流水线的方式在生产;这都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我认为在技术化之外还有一种根本性层面;就是智慧型的;就是您所说的安身立命的东西;我称为智慧型的。但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智慧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不愿意去追求智慧;只追求急功近利的东西;怎么去赚钱;怎么去谋生;一个是没有意愿;同时也没有能力去追求智慧的东西;已经没有这种能力去思考智慧;倾听智慧对自己的召唤;这个能力已经萎缩了。这个是很让人焦虑的;我觉得在您的散文里也看得出这样的思考;而且好像散文更适合表达您的这种焦虑。我搞哲学研究最关注的也是这些东西。当然目前哲学领域也有一些举动;搞复古的;提倡国学的;但是其中对传统缺乏区分;有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又大行其道;让小孩读《三字经》、《千字文》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戕害心灵。复古应该去除糟粕;恢复精华。学习西方文化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西方文化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根本的西方文化;只是美国流行的东西;而且很多就是糟粕。 
熊:其实就是美国文化;美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但若放在较长的历史时段来衡量;它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变异。 
彭:是的;好莱坞大片;网络上的一些东西;都是消费主义的、享乐主义的东西。而很多西方深层次的、好的文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比如比尔·盖茨;大家都知道他是世界首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有很深基督情怀的人呢?赚了那么多钱;他是资本家;但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慈善家;有着强烈基督教信仰的博爱主义、人道主义。他拿出大量的利润资助贫困。但我们社会的富豪;还有各类专家学者;反而很缺少这个情怀。那么比尔·盖茨为什么是比尔·盖茨?他不只是一个受技术支配的高科技人才、资本家;他还是一个有西方基督教博爱精神支撑的贤人;他是有这个信念的。就是我们的香港也有很多资本家是这样的;包括台湾的在这方面也要比大陆强。西方最主要的慈善事业来自教会;基督教会有自己的慈善机构;企业主们都投入这里面的事业。我们都知道最早的企业主主要都是清教徒;他们都有这样的信念;要把上帝的国度建立在现在的世界;而不是在死了之后。他们除了自己的富裕之外;要帮助穷人。 

熊:西方基督教这样做;是让上帝活在人间。但中国有很多事情是把精神追求和现实生活剥离开来;各自片面地向两极发展。您刚才说得很好;就是当代人寻求智慧的能力;还有动力;也就是意愿都没有了。整个这个土壤改变了嘛;我们这个技术社会中;人文的土壤已经非常贫瘠。我前些年到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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