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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到南斯拉夫；正好是因为波黑战争受制裁的时候；整个贝尔格莱德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两百多万人的城市却停了一百多万辆车；没有汽油。我到他们市中心；如果是我们这里的市中心；全部都是大商店；是物质消费的地方。但我在他们市中心走了一条街；大概一公里；我数了一下；一共有十七家画廊。你说画廊里面会有人吗？每个画廊里都有人。我在里面碰到一个诗人；学东方禅学的；送我一本他的诗集。他说他刚从斯里兰卡回来；是在那里坐禅。我很惊讶；那里怎么能够坐禅呢？我告诉他；东方把禅阐发得最精微的是日本；但禅最根本的智慧是在中国。因为日本和西方的沟通更早也更方便一些；所以你们对日本的禅学了解得更多一些；但实际上禅的大智慧还是在中国。他说他在斯里兰卡花了六年时间苦修。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的虔诚和笃定；因此非常感动。当然学禅不见得是苦修了；“戒、定、慧”嘛；三者缺一不可。但是从这里我感觉到；他们国民哪怕在那样的环境里；追求智慧的动力和决心并没有降低。
还有俄罗斯。我去的时候正是1600多卢布兑换1美金的时候；在一个地铁口上；有四个下岗的纺织女工拉着手风琴在四重唱乞讨；这个文化和物质的反差令我震惊。在莫斯科的特列契亚科夫画廊；实际上是国家艺术馆；最大的当然也是最好的；寒风凛冽；零下十几度；许多年轻的小俩口儿；带着孩子静静地排队等着进去看画展。现在我们的年轻父母也会类似这样；注重孩子的教育；下暴雨也会带着孩子去学钢琴。可这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考级；为了孩子将来的出人头地；而不是为了孩子自身的修养；尽搞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联系这样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这样一种对文化的商业态度和模式；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故事；美国人在二战胜利的时候；在柏林一栋非常破旧的楼上拍了一个照片；一个老人在摇摇欲坠的阳台上；那么残破的地方；他在精心地浇一盆花。发这个照片的美联社记者给了一个按语：“德国人不可战胜”。在这样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非常时期；一个民族爱美的心依然没有泯灭；这不就是大丈夫的所作所为吗？所以德国战后能非常快地崛起。现在；我们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把精华的东西漫画化了；把糟粕的东西神圣化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无厘头的东西。
彭：我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电影啦；还有网络文学等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时段性的、流行性的东西；会在某个群体中一时风行。我觉得也应该考虑无厘头中解构的成分；对一些传统的过于封闭的事情有它的意义；这不能全部否定。但是我觉得还应该有更强大的、比它更好的东西；有解构；也应该还有建设性的东西嘛。对一切除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打打闹闹、嘲讽的解构之外；还要有一个解构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文化问题；西方人很注重文化；其实中国人传统还是很注重文化的。比如官员吧；我们说读书做官论；读书是为了以后做官。从宋代以后；考试主要是考四书五经；来考察选拔官员。四书五经实际上就是教一种做人的道理、世界的道理。但我们现在的一些官员仅仅是技术官僚；我们很多官员是不懂文化的。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下；人们考虑更多的不是文化问题；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文化意义了。这是最值得我们忧虑的问题。
我们文化的毁坏；起初是政治性的。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是要革掉传统文化的命；但最终是要革掉文化的命。可是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只有狭隘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后来又是搞经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东西；文化也是个附庸；也是个堕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一种粗放的经济；一种竭泽而渔的经济。我们知道；这样一种经济对整个民族的幸福指标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无法衡量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反思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才会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观点提出来；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不能仍然只是依赖经济、科学来解决问题。科学当然也是好的；但科学不是万能的；技术也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不管是作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还是人大代表；我到处都是提倡把人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作为最根本的事情。
熊：我昨天在湖北省政协会议上有个发言就讲这个问题。谈到十一五规划；我说我们的经济建设怎样尊重文化的问题。比如旅游的开发；不管什么寺庙都变成了旅游景点；并因此制定经济指标；这样一来每个人去寺庙；也只是被当作是一个旅游者；而不是朝圣者。一切东西只用金钱来衡量；唯独精神在其中有没有处所；根本不予考虑。
我前一段时间刚从加拿大回来；在多伦多旁边有一个小镇叫滑铁卢；引起我很深的思考。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但这个小镇；至今不用电灯；也不看电视；一切电器都排斥；居民日用的皮鞋、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顽固地坚持着十八世纪以来的生活方式。你说他们穷吗？一点也不；手工制品的销售价格非常贵。但是我们能用自己的幸福标准来衡量人家吗？小镇上的人感觉自己很幸福；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笑容；我非常羡慕他们脸上的笑容。这个小镇大概有几百居民；每栋房子都是自己盖的；非常漂亮。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坚持下来。在中国；你从南走到北；从乌鲁木齐到深圳；空间跨度那么大；但所有城市的面貌都是一样的。城市的文化印记在消失；国民的幸福指标也都物质化了。文化的差异在消失；意味着生活的艺术也在消失；我们无法再过诗意的生活。现在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是对以往的那种纯粹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纠偏；这反映了执政者的智慧。上层既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具体实施者若不能从文化的高度来理解这一重要的国策；那也不能发掘其中的真正意义；执行起来有可能变形；落不到实处。
彭：我去年在人大就和谐社会也谈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有这三个方面。首先是自然和谐、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要去征服自然；你征服它；它也会征服你。第二个是社会和谐；各个阶层、人与社会、各个群体；不要两极分化。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大家完全一致；应该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正义不是平均的社会；平均社会和一个混乱的社会都是很糟糕的。第三个是心灵和谐；就是要有精神的家园。还有科学发展观；是要反对以前非科学的方式。但我们也不要把科学发展变成为计算式的、算计性的；我们强调科学发展、科技兴国；但也要反思技术的负面影响；防止一切的技术化。
我们可以回头再看海德格尔；他一生不开汽车；他就是要在西方技术时代反思技术对人类的危害性；但他并不反对技术。我在德国的导师也没有汽车；连电视机也没有。海德格尔生前就经常住在家乡山坡上的小木屋里。和您刚才说的一些情况差不多。德国城市中心都有步行区；但不是我们这里的商业区。很多城市；整个城市都是禁止汽车进入的。汽车是很好的工具；但是必须考虑到它在长途、高速公路上的合理运用；在人生活居住的地方；噪音、尾气；而且还有它带来的不安宁；这都是在居住上非常敏感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技术和技术使用的限度。
我们当然要发展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东西是不能依靠技术的；还必须考虑很多非技术的因素。比如禅定和祈祷。西方基督教的祈祷有它的安宁；就是和上帝沟通嘛；也就是祈祷。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很重要的。很多政治家竞选前也会去祷告；比赛前体育运动员也会默默祷告；祈祷是一种达到精神非常纯粹、宁静的方式。我们东方的禅定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您刚才说的斯里兰卡；其实南亚宗教不只是佛教；包括婆罗门教、锡克教；它们的修行中都有禅定这种方式。当然佛教在这方面发展得最好；不仅讲禅定；它还讲智慧。通过坐禅达到一种很高的智慧；坐禅也是一种很伟大的艺术。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可做的事情太多了；一些西方好的东西并没有学进来；自己的好的传统也没有保持住。
熊：您现在给学生开课主要是中国还是西方的？
彭：基本中西都讲；禅宗五祖寺我也带学生们去过。慢慢偏向更多中国的东西。
熊：我们现在把中国传统里追求智慧的东西忽略了。却把一些伪科学的东西捡了起来；过年烧头香；识人看面相；居住看风水。也许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对自己的命运不可捉摸；所以特别在乎自己的基本生存。文化、精神方面就淡化了。每年算运程；去年是鸡年；今年是狗年；那岂不是要鸡犬升天了？当然这是玩笑话了。但是这些东西的泛滥；我想还是因为患难太多；所以在个体上；财富成了最关心的东西。对于国家的命运、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也只有知识分子在关心。老百姓只要有温饱；他就不造反、不操心；就能活下去。过去知识分子讨论盛世；常说“贤人在朝”、“贤人在野”的区别。但就今天来说；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能力降低了；就像您刚才说的；只考虑技术性的东西。技术性社会让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某一方面专门性的人才；而不是一种通才式的；有着宽阔的文化视野；对社会有深入的思考；对社会中发生的大事；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自己的评估；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知识分子的知识面太窄了；路越走越窄。专门人才和通才有很大的区别。
彭：所以知识分子的定义需要修改。我们以前讲文人；您刚才讲通才；现在的知识分子只是专门家；不如叫技术人员算了；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已。我们过去讲知识分子要知道人生的知识、世界的知识；但是现在就是只知道自己学科的知识。当然技术人员确实非常需要；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一定要知道最根本的知识；知道中国的命运的知识；否则就只是专门家、技术家。
您刚才讲为什么现在风水、算命这么盛行；不能说它没有合理的东西；但它根本是一种伪智慧；迷信和真理分不清。由于没有思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所以现在就成了风水先生的天下；迷信者鼓吹歪理邪说。像法轮功；什么“真善忍”；谁都知道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但是它竟然能迷惑那么多人。为什么能迷惑很多人呢？是因为法轮功占领的阵地文化空缺了；我们没有知识分子去占领；没有真知识、真智慧；所以它才乘虚而入。我在香港、台湾也见到一些法轮功分子；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相信它；因为有正统的佛教、基督教是主流。
法轮功根本就是末流的东西；而且它也不是什么信仰了；早已政治化了；根本就不是严格的精神、信仰的东西。所以反过来；末流的文化肆虐就是因为没有积极的文化。
熊：只有积极的、健康的文化才能导致和谐社会的产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一切伪科学、伪智慧、伪宗教都不会有市场。
彭：建设积极的、健康的文化是全民的责任；首先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常旭旻 杨凯军根据录音整理）责任编辑 胡 翔
摘自：《长江文艺》2006年06期 作者：熊召政 彭富春
别墅里的奥克兰
一
蒋凌霄觉得她一生中做出的最英明决定就是毅然把儿子蓝大伟送到新西兰去读书。
说实话；儿子蓝大伟大多数时候还是个挺不错的孩子；他健康阳光。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晚上回到家里一进门先响响亮亮地高声喊着；妈；我回来了！然后就卸下沉重的书包嚷着；妈；快点；我渴死了。等蒋凌霄递上水；蓝大伟就抱着水罐咕嘟咕嘟地喝上一大通；喝完水；蓝大伟就满世界地找东西吃；然后再一边吃着东西一边跟在蒋凌霄的身后给她讲每天学校发生的种种有趣的事情。到了饭桌上；蓝大伟一边吃着饭一边跟父亲蓝天祥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欧洲联赛、西甲联赛和英超联赛；谈NBA；有时还跟父亲一起预测本期足彩的结果。闲时；蓝大伟还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头上包着彩色的方巾；带着耳麦一边扭着胯一边听着欧美的摇滚乐。十八岁的蓝大伟单纯、时尚；没有一点恶习。
但这并不是说蓝大伟是个十全十美的孩子。蓝大伟有一个致命的硬伤；那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蓝大伟属于那种学习态度好；但成绩始终上不来的那一种学生。特别是进入高三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说话间就要高考了；蒋凌霄为他的成绩真的快急白了头；给他请家教给他培优不知花了多少钱。不管是培优也好请家教也好；不管风吹浪打点灯熬油蓝大伟从来没有怨言。蒋凌霄让他上哪儿去学他就去哪儿；可是学回来了该不懂的还是不懂；一样的问题当时搞清楚了；换个地方就又拎不清了。蓝大伟的老师曾明确地告诉过蒋凌霄；以蓝大伟目前的学习成绩上大学很有点悬。把蒋凌霄的圆型脸都气成椭圆了；她恨儿子怎么这样不争气；很长时间看着蓝大伟都没有笑脸。本来很幸福和睦的家庭一夜之间蒙上了阴霾。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紧张极了；蓝大伟的话很少；回家时不再响响亮亮地喊妈了。而是一回来就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时低着头匆匆地扒两口饭就又进屋了。丈夫蓝天祥有些不忍心地悄悄对蒋凌霄说；算了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别把孩子逼傻了。蒋凌霄气恼地说；你说的什么话呀；难道他智商有问题？要是智商出问题也是你们家遗传的。我们家三代出了五个大学生；你们家最好也就是个大专……。女人就是这样；跟丈夫生起气来就要横蛮不讲理的。蓝天祥连忙说；好好；随我好不好；我的智商有问题行了吧！你别逼我儿子了。
蒋凌霄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你以为我愿意这样逼他？他要是一个女孩子我早就算了；以后可以找个好人家嫁了；靠着老公吃饭。可他是一个男孩子呀；这个社会竞争这样激烈；他没有文凭以后怎样成家立业！我是为他的前途着急呀！自从蓝大伟上了高三；这个家就笼罩着沉重的气氛。
蒋凌霄在一家企业做统计员；统计室是女人扎堆的地方；大凡女人多的地方是非也多。女人在一起比较关心的是谁家老公会赚钱；谁的衣服有档次；谁的孩子学习好……。除了孩子学习这一条；其他的蒋凌霄都挺优越的。她的丈夫原是电信局的一个工程师；几年前出来自己做；开了一个手机店。前些年手机的生意好做；赚了一些钱先买了房后又买了车；生活自然比一般人好些。蒋凌霄在统计室做了这么多年也算老资格了；去年还评上了中级职称。平时在单位里年轻人都喊她蒋姐蒋姐的挺尊重她的；工作也还顺心；除了儿子的事让蒋凌霄闹心以外；蒋凌霄应该是活得很滋润的一个女人。
很长时间里儿子的学习问题成了蒋凌霄最大的心病；有时神经敏感得简直过分。比如婆婆过七十大寿；他们一家三口回去给老人贺寿。儿子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跟爷爷奶奶比较亲。儿子看见奶奶家的电扇不转头了三下两下地就给掰转了；后来爷爷又喊他说；大伟；家里的闹钟不知怎么回事也不闹了；又是儿子七捭八弄地将禁声多日的闹钟搞响了。爷爷高兴地夸孙子说；我孙子手巧；天生就是一个做工匠的料……。听了公公的话；蒋凌霄的脸立刻就拉下来了；她儿子凭什么只是个工匠的料？她的儿子要读书；要做大学问的；结果这一天蒋凌霄的脸色都不好看。回到家里她就对儿子说；你看你爷爷把你都看扁了；他说你只是个工匠料。你就不会争口气；难道你这辈子真的就想当个工匠？儿子看了她一眼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就进了自己的屋。蓝天祥摇着头叹着气说；你这个女人真是神经过敏！什么事都能拿来刺激孩子；这个家里已经让你搞得没有一点意思了。蒋凌霄反诘地说；我也想有意思；可现在是有意思的时候吗？二
蒋凌霄上中学时有个女同学叫何浪浪；再婚嫁了个台湾老板；何浪浪把当年跟她要好的几个女同学请去吃了顿饭。蒋凌霄一看穿得像虎皮鹦鹉一样的何浪浪站在一个鹤发鸡皮的老头跟前；简直让人错觉何浪浪是给自己找了个爹。吃饭的时候何浪浪挽着老头一副恩爱得不得了的样子。蒋凌霄听说这个老头很有钱；在大陆台湾都有生意；否则凭蒋凌霄对何浪浪的了解；何浪浪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呢。
何浪浪上中学的时候就很有点名气；她在学校的宣传队里跳过几次喜儿。以后就连每天上学都梳着一根喜儿一样绑着两寸多长红头绳的独辫子。然后把辫子藏在外衣里；外边只露出脑后寸把长的红头绳像专业剧团随时准备演出的打扮一样。以后学校的同学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辫。有时正上着课的时候；突然有别班的男同学在教室门口高喊一声；小辫！然后就嗵嗵地跑了；惹得同学哄堂大笑。等老师追出去早就不见人了。那时蒋凌霄和何浪浪是同桌；何浪浪属于嫉妒心比较强的女孩。比如；哪天蒋凌霄穿了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