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钣拧Ｗ试磁渲米钣诺谋曜际潜呒仕饺舜坎档扔诒呒噬缁岽坎怠１呒仕饺舜坎凳撬饺嗽黾右坏ノ煌蹲仕黾拥氖杖胫担呒噬缁岽坎凳巧缁嵩黾右坏ノ煌蹲仕黾拥氖杖胫怠Ｔ谕耆赫跫拢ü谐』频鹘诳梢允迪肿试磁渲米钣拧Ｈ绻嬖谕獠啃院凸参锲肺侍猓蛐枰稍ぃ拍苁迪肿试磁渲米钣拧！ �
二是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富人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小于穷人，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再分配给穷人，可以在国民收入不变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收入分配越平等，社会福利越大。实行累进所得税，增加社会福利，有利于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福利增加。当然，这不是说收入要绝对平等，因为收入平等有降低效率的“漏桶效应”。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现在已被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但他主张的收入平等化政策已被各国所采用。
庇古去世已经40多年了，但庇古效应（物价变动对财产和消费的影响）、庇古税（对污染征收的税）仍然是现代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这说明一代大师的智慧已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大厦正是由这一代又一代大师构建起来的。
平民的代言人
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贫富分化加剧，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的时期。每当这种时期出现时总会有人站出来为民“鼓与呼”。读这些人的书总为他们的人文关怀精神所感动，但仔细想来他们的观点都是感情压倒了理性，空想的色彩极为浓厚。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正是这样一位平民代言人。
19世纪后半期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贫富对立，劳动人民不堪其苦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的平民党运动（Populist Movement） 则是保护平民，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一场运动。亨利·乔治正是在这一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经济学家。
乔治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海关税务员之家，他从小就不安分，12岁起辍学，外出当学徒。当加州发现金矿时，他也加入采金大军，失败后进入《旧金山时报》（Sanfrancisco Times） 当排字工人。由于勤奋努力，居然升至该报主编。1872年又与好友创办为工人代言的《晚邮报》（Evening Post），经营失败。此后他积极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1886年由纽约中央工会（New York Central Labour Union） 推选为纽约市市长侯选人。1897年又一次竞选纽约市长，未当选，并于当年去世。
今天我们仍然记得乔治，不是由于他当年在平民党运动中的各种活动，而是由于他在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一书。这本书的中心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解决的办法是对土地征收单一税和土地国有化。以后他还写过《土地问题》（The Land Questions； 1883）、《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s； 1884）、《保护还是自由贸易》（Protection or Free Trades； 1886）、《政治经济学》（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98）等书，但影响并不大。
19世纪后半期，受苦最深的是美国农民。由于南部农业欠收，货币（黄金）短缺、通货紧缩；债务沉重，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平民党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乔治的《进步与贫困》正是力图揭示农民这些苦难的根源，即“巨大财富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间鲜明对照”的根源。
乔治认为，土地、劳动、资本是生产的三要素。土地是自然资源，劳动是人的努力，资本是能生产更多财富的财富。土地是生产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前提，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在生产中是有土地才有劳动，有劳动才有资本。所以，这三种生产要素按其重要性的排序是土地、劳动、资本。但他特别强调，土地本身并不能生产财富，土地所带来的地租并不是土地产生的，而是劳动作用于土地带来的。劳动使土地有价值，劳动产生的财富积累而成资本。因此，在财富创造中起中心作用的是劳动。乔治对劳动在生产中作用的肯定表明他为民代言的立场。当然，这个“民”是劳动人民。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中文本乔治分析生产是为了说明分配的决定。劳动的收入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资本是劳动的形式之一（物化的劳动），其收入利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并随工资变动而变动。产品中扣除工资与利息剩下的部分都是地租。当土地私有权存在时，它可以允许或排斥劳动和资本使用土地，从而支配着劳动与土地。正如一个百人小岛上，一个人占有土地，其他99人都成为其奴隶一样。这样，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增加，地主不劳而获的地租增加，贫富差距就加剧了。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实现土地国有。考虑到传统与习惯，实行土地国有不容易，现实的办法是取消一切赋税，只对土地征收赋税，即实行单一土地税，由这种税承担政府的一切支出。由于地租在不断上升，这种税可以保证政府财源充分。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2章
乔治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欧美的广泛关注。他在1886年得以参与纽约市市长竞选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影响。美国的自由土地协会（Free Land Society）和英国的土地回归同盟（English Land Restoration League，后改名为English League for the Taxation of Land Value）都以乔治的土地改革主张为宗旨。乔治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述也影响了克拉克（John BatesClark）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直至今天弗里德曼仍然认为“亨利·乔治在许多年前主张的按原始土地价值征收的财产税危害最小”。
乔治的这种观点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来源。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奔波，1896年夏秋曾在美国住了几个月。这正是乔治的思想影响最大的时期。孙中山正是受乔治影响提出了“平均地权”，主张征收地价税并实行土地增价归公。这些主张显然与乔治的思想一致。
乔治是一个关注经济进步中不幸者的社会改革家。这种人令人可敬，但并不能改变现实。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在经济发展后才得以改善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切主张，无论多富有人文关怀，只要无助于经济发展，就不能实现，也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根本状态。平民的代言人，徒有其名而已。
放荡不羁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尽管也不乏情趣、幽默，但作为学者还是举止有度的。如果谁像艺术家那样放荡不羁，那就会被指责为异类了。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即使获得了诺奖也由于行为怪异而受到指责。不过就生性放荡而言，芒德尔与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凡勃伦出生于一个以养牛为生的美国北欧移民家中，从小只知看书而不干活。获得了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闲呆了几年，然后在许多大学任教和写书。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他都是不修边幅，终生穿灯心绒西服，上下色调不调和且不挺括，不分四季戴浣熊皮帽，好像从不上洗澡间，浑身臭气，烟不离口，肮脏邋遢。而且，好色无度，到那里都以追求异性为乐，对他的女学生更是穷追不放。身为教师，从不认真讲课，常遭学生投诉，甚至连考试也不考，一律给学生“C”以了事。不喜讲话，讲课阴声细气，常望窗外树木发呆，甚至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都因不愿发表就职演说而不就。
但就是这样一个怪人，居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芝加哥、哈佛、斯坦福这些名校任教，并且是接纳欧洲流亡学者的纽约新社会研究院（诺奖获得者莫迪利亚尼曾就读于此）的创立者之一。他的学术著作有10大卷之多，成为一代制度学派的首领，对今天的经济学家亦有影响。他写的《有闲阶级论》至今仍是最受重视的经济学经典之作。在他生前，尽管如此放荡，爱他之女性仍然前仆后继，大有段正淳（《天龙八部》中的风流才子）之魅力。说来，凡勃伦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其实也只有这样的天才才有放荡不羁的资本。也正是这样的个性才会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创立学派。天才还是有人理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以他命名的克拉克奖无人不知）很喜欢他，只是认为他是个“不适应环境的人”。
认识凡勃伦和制度学派的意义还要从当时的时代特点开始。凡勃伦生活在美国内战后和一战前的这段时期中。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代。一方面，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最强有力的工业体系，成为头号经济强国。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对立空前加剧，垄断集团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作家德莱塞称这是一个“镀金时代”，光辉的表象之下掩盖了许多罪恶和贫穷。凡勃伦的古怪行为之中蕴含了对主流社会的强烈愤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现存的制度辩护的，凡勃伦代表的异端制度经济学正是要向正统社会秩序和主流经济学挑战。
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早已有之，如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但美国制度学派的鼻祖是凡勃伦。他的《有闲阶级论》、《企业论》、《工程师和价格制度》、《不在所有权》等建立了一套制度学派的形体，成为以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都遵循的“凡勃伦传统”。
“凡勃伦传统”主要有两点。一是批判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学体系。凡勃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以边际效用为基础，把个人从特定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他也反对马歇尔用均衡分析来解释社会现象，把各种矛盾的力量归结为最终的调和。他认为，经济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他把社会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经济发展是制度演进的一环。因此，经济学还要研究制度的形成变化。凡勃伦把制度作为人的心理意识，所以，用心理分析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又用进化论来解释制度的发展与演变。这就形成了以经济制度之累积的进化历程为中心的制度经济学。
二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进行社会改革。凡勃伦对当时的美国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揭露其种种问题，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他更重视从制度的角度寻找这些问题的根源。他把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制度分为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在当时美国社会中，这两种制度表现为现代工业体系和企业经营。各种社会矛盾正在于这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建立由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人员委员会”来代替企业经营的统治。
制度学派作为主流经济学和正统社会秩序的反对者，一直处于经济学“异端”的地位。当社会矛盾较为尖锐时，它就兴盛，19世纪60～70年代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和其他激进经济学兴盛正是由于滞胀引发的各种问题激化。但当社会较为稳定时，这些异端学派就销声匿迹了。这也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学说一蹶不振的原因。
当然，从学术的观点看，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和以后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有一些观点还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学派中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康芒斯、米契尔对经济学仍做出了重大贡献。凡勃伦所倡导的制度的、整体的、演进的方法也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个学派许多感情化的内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凡勃伦影响最大的观点是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和代理消费。炫耀性消费指为显示自己身份的豪华消费（如坐名车等），代理消费是别人代表自己进行炫耀性消费（如夫人带珠宝即为丈夫进行炫耀性消费）。凡勃伦把这作为一种浪费，痛加斥责，认为是有钱人用不必要的花费来出名，卑下的很。但现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炫耀性消费越来越多了，而且成为拉动消费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爱炫耀也是人的本性之一，何罪之有？大家都不炫耀，那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何以为生？凡勃伦有点感情用事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凡勃伦都是一个天才。天才的有些行为（生活放荡）不是我等凡夫俗子能模仿的，但天才的有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就是我的“凡勃伦观”。
进入经济学界的法学家
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指经济学家进入其他领域。诸如科斯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贝克尔研究人口、家庭、犯罪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问题，诺斯和福格尔也是历史学家。其实，在各学科交叉的今天，其他学科的专家也在进入经济学。现成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法学家阿道夫·贝利（Adolf A。Berle； 1895~1917）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 1939~）。贝利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执业律师，1928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罗斯福新政时期，贝利以公司法和企业财务专家的身份成为参与策划新政的三位智囊人物之一（另两位是政治学家雷蒙德·莫利和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并起了重大作用。贝利反对允许私人垄断集团侵害公众利益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新政使他有实现自己宏图的机会。他参与了大量银行和证券立法的工作，并对新政各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重要贡献。1938~1944年，贝利担任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45~1946年又出任美国驻巴西大使。1946年后，贝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同时又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他在1952~1955年组建纽约自由党，并任主席，60年代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进步联盟总裁，以后又担任20世纪基金会主席。
我们把贝利作为进入经济学界的法学家主要并不是因为他参与过罗斯福新政，更不是他的其他政治活动，而是因为他写过一本在20世纪经济学中堪称经典的著作。这就是他与经济学家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C。Means，1896~1988）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这本书以对美国200家大公司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这些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他们认为，从20世纪初以来，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除银行以外的200个大公司集中了38％的企业财富。在公司扩大的同时，公司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股份化使公司的股东众多，他们无力根据自己的利益控制公司，也没有兴趣过问公司事务。股权的多元化与分散化使公司真正的所有者（股东）已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高层管理人员则通过松弛的联营执照、委托投票、发行无投票权股票、组织控制公司等合法手段控制了企业。随之而来的是私有权变为一种利润分享权和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弱化。
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看，这本书中提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仍然是研究企业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贝利等人被认为是制度学派从凡勃伦的旧传统向加尔布雷斯的新传统的连接者或过渡。制度学派重视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贝利和米恩斯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中对公司权力演变的分析正体现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在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激励机制等问题，仍然重视所有权与控制权（或管理权）的分离问题。《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现在仍在重印（笔者使用的正是2000年美国重印的英文本），并成为不断给人以启迪的经典。
这本书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合作结果，其中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公司内部的权力变化，显然是贝利的贡献。以后贝利还写过《20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1954年）、《危机的浪潮》（1957年）、《没有财产的权力》（1959年）以及《权力论》（1969年）等书，其中也有许多内容是从法律、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但影响不如《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大。
另一位进入经济学界，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过律师、法律顾问等实际工作，担任过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