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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进入经济学界，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过律师、法律顾问等实际工作，担任过法学教授。他从1987年起担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首席法官，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法律经济学高级讲座主持人，还担任过《哈佛法学评论》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学研究杂志》编辑。这是一个地道的法学家经历。但他的贡献是为法律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3章
波斯纳把互相自愿交易使人们各自获益的经济理论与市场调节实现经济效率的市场经济原理运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册，1973年第1版，1992年第4版，中文本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被称为法律经济学的经典和至今仍被广泛采用的标准教科书。这本书运用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就构成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内容。这本书首先介绍了经济推理的本质及价值、效用、效率等重要概念，说明了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然后，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普通法、市场公共管制（反垄断等问题）、企业组织和金融市场立法，法律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程度以及宪法的联邦制度。用经济理论与方法分析这些传统的法律问题，对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已得到广泛重视，波斯纳正由于在这方面的贡献在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美国还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现在还有一批学者力图把法学、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法哲学（Economic Jurisprudence），甚至开始对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经济学式的模型化和数学分析。这种结果正是法学家进入经济学，经济学家进入法学的结果。
各种学问都是相通的，因此，应该提倡各个学科都有“帝国主义精神”，也欢迎别人来对自己“帝国主义”。法学家贝利和波斯纳对经济学的贡献就不是没有法学修养的纯经济学家所能做出的。如果把相互“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态度，这就找到了学术繁荣的人间正道。
早逝的天才
这个题目很普通，但要介绍的人却不一般。这就是在经济学中做出极重要贡献，但仅活了27岁的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塞（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1930）。
拉姆塞出生于英国剑桥，他的父亲是数学家，弟弟以后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毕业，24岁时就担任国王学院数学讲师和学术委员，27岁时死于黄疸性并发症。尽管他的一生只有如此短暂的年华，但却做出了许多长寿经济学家一生也没有做出的成就。
我称拉姆塞为真正意义上的天才，首先指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对哲学、数理逻辑和经济学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从哲学的角度，运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问题，做出了至今仍影响经济学发展的成就。拉姆塞原来是学数学的，当他19岁还在大学读书时就独自翻译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nann Wittgenstein，1889~1951）的《论逻辑哲学》，并写了一篇深刻的评论。在这一过程中，他与维特根斯坦探讨有关哲学问题，并建立了终生友谊。拉姆塞临终前几小时，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医院陪他。维特根斯坦在写《哲学研讨》中经常与拉姆塞和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进行研讨，并在该书前言中感谢这两位经济学家。拉姆塞对罗素、怀特海德等现代哲学家都颇有研究，写了不少手稿，并体现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研究中。许多优秀的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和哈耶克，都对哲学有所研究。看来这是做出重要经济学贡献的基础。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已在现代哲学的海洋中探索，这只能用天才来解释。
早逝的天才作为经济学家，拉姆塞写的文章并不多，但他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几乎每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思想都影响到当代经济学。文章在精不在多，一篇能不断给人以启发的短文胜过著作等身。
拉姆塞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包括《真实与概率》（Truth and probability，1926）、《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1927），以及《储蓄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1928）。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真实与概率》研究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理论。传统的选择理论研究确定情况下人们如何根据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做出选择。但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的效用最大化如何确定呢？拉姆塞用了预期效用的概念，并用数学预期的方法表述预期效用，用概率来计算和衡量预期效用，估算预期效用的值。这就是说，不确定世界中人们的选择行为受数学预期的支配，并且用概率衡量效用。这种理论已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一，对此做出贡献的是当时仅23岁的拉姆塞。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公正地指出，现代有关预期效用的理论都“只是拉姆塞观点的变形”。
拉姆塞的《对赋税理论的一个贡献》探讨最优赋税结构问题，他所提出的拉姆塞规则（Rmsey rule）成为现代商品税收理论的基础。税收理论要解决以尽可能最小的超额负担筹集税收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首先要确定税收增加引起的边际超额负担，然后计算税收的增加额，最后是把第一步的结论除以第二步的结论，得出增加一元税收引起的边限超额负担。拉姆塞按这种思路得出了一个结论：为了使总超额负担最小化，税率的制定应该使各种商品在需求量上按相同的比例减少。这就是著名的拉姆塞规则。这个规则所说明的有效课税应使各种商品需求量按相同比例变动，而不是使各种商品的价格按相同比例变动，已成为税收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在《储蓄的数学理论》中，拉姆塞奠定了研究最优积累率和最优增长的基础，并确立了储蓄和利率的建设性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拉姆塞首先研究一个国家的最优储蓄率，结论是储蓄率乘以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是等于效用的总净享乐率与最大可能享乐率之差。这被称为凯恩斯—拉姆塞法则（因为凯恩斯为这个结论的得出提供了一个非技术性的论证）。这个法则的特点一是储蓄水平不取决于生产函数，二是储蓄水平不取决于利率（除非利率为零）。这一法则不仅提出了储蓄率应该是多少，而且还用动态最优化技术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此基础上，拉姆塞研究了一个部门经济的最优增长问题。他假设没有人口增长、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效用的贴现。他假设的世界里资本和劳动生产一种产品，一部分用于消费，余下的是储蓄。目标是实现所有时间内加总后取得最大的享乐水平，享乐等于消费的效用减去工作的负效用。增长取决于储蓄，最优储蓄则用凯恩斯—拉姆塞法则决定。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拉姆塞模型（Remsey model）。这一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前最重要的古典静态增长模型，也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出发点。
以拉姆塞命名的经济学理论除了拉姆塞规则、凯恩斯—拉姆塞法则、拉姆塞模型外，还有拉姆塞均衡（Ramsey Equilibria）和拉姆塞定价（Ramsey Pricing）。拉姆塞均衡研究静态多产品经济中，政府决定收税，市场决定价格。政府的最优政策是选择使消费者福利最大化的税率。政府制定政策就是设计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决定一组与经济状态相关的税率。均衡价格和均衡分配是经济状态的函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策和它所引起的竞争均衡的结合就是拉姆塞均衡。拉姆塞定价是如何确定受一个供给者或一群供给者总利润约束的帕累托（Pareto）最优价格。这种价格称为拉姆塞价格，其确定的方法就是拉姆塞定价。这种定价方式至今仍是政府管制时定价的原则之一。
拉姆塞提出的这些理论在当代经济学中仍有强大生命力，对研究石油市场、公共投资规则、公司税收制度、政府对铁路定价的管制等现实问题仍有重大意义。一个只活了27岁的人，即使不考虑他在哲学、数理逻辑等方面的贡献，仅仅是经济学上的这些贡献，就足以称得上“天才”二字了。
预言家米塞斯
在计划经济各国转向市场经济，前苏联解体之后，人们又想起早已被遗忘的奥国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Edler Von Mises； 1881~1973），因为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那场关于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讨论中，米塞斯早已预言了计划经济必定失败。其实米塞斯做出这种正确的预言已经不止一次了。据他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洛普回忆，1924年，他当学生时经常陪米塞斯回家。路经国家信贷银行时，米塞斯总说这家银行迟早要倒闭。1931年这家银行果然倒闭。这位学生当时没有在意老师的话，仍持有这家银行的股票，结果都化为乌有。米塞斯妻子马格瑞特在回忆录里也曾写道，1929年，国家信贷银行有意请米塞斯任高职，马格瑞特大喜过望，但米塞斯拒绝了。他说：这家银行快要倒闭了，我不想我的名字和此事联系在一起。
作为货币理论权威预言银行的倒闭自然不是算命先生的胡话。米塞斯1912年曾出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该书用边际效用理论解释货币问题，并用这种理论解释经济周期。这本书受到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好评，并被欧洲许多大学作为教科书。根据这种货币理论，随着货币量增加，其边际效用递减，货币贬值。当银行发行的货币量太多，边际效用为零时，货币一文不值，发行银行倒闭当然是迟早的事。米塞斯知道这家银行大量发行货币，预言其倒闭也就是有可靠依据了。
米塞斯在纽约大学度过了他的晚年
米塞斯对计划经济失败的预言也绝非空穴来风。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而且，最初是计划经济的最高形式——战时共产主义。尽管仅仅是开始，计划经济的弊端已经暴露，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物质严重短缺。作为生活在市场经济中并对其运行机制有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当然能看出这种经济体制的问题。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1922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一种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通称《社会主义论》）。与他站在一起的是另一位奥国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英国经济学家迪金森等人起而迎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计划经济大论战。这场论战持续了近20年，过了近50年后才有了最终结论。
米塞斯的基本观点是，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用计划体制代替了市场调节。“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一个没有经济计算的经济体制必定资源配置失误，效率低下。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符合人利己的本性。理性人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使用自己拥有的资源的决策。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之下，这些分散的决策会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在市场经济中，计算是重要的，“没有计算就没有合乎经济的活动”。这种计算的基础是保证个人利益的私有制和市场在竞争中形成的价格。计划经济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个人失去了进行计算的动力，用计划代替市场，社会失去了形成价格的竞争机制，也没有用于进行计算的工具。没有计算，没有成本与价格的比较，就无法以最小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量。这正是计划经济中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集中的计划为什么不能代替市场呢？从企业层次来看，市场经济中，企业经理是董事会任命的，他们要为股东谋取最大利润，这就不得不进行认真的计算，实现效率。计划经济中，经理是政府任命的，以完成政府的指令为目标，这种目标并不是利润目标。从决定经济的政府来看，即使他们想做出有效率的计划也不可能，因为信息是分散的，而且在随时随刻变动，没有一个能掌握这种信息的全能决策者。市场以最高的效率传递信息，并通过对供求的影响反映在价格的变动上，这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地方。这种价格包括资源和物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工资和资本的利率。当用集中的计划代替这一切时，中央计划者绝做不出正确决策。因此，“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人们在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磨难之后，才认识到米塞斯预言的正确。所以，曾有东欧国家建议为米塞斯立一尊金像。可惜对于那些死于计划经济下的人和已去世的米塞斯来说
，这一切都太晚了。
当然，米塞斯在经济学中的贡献还不仅仅是货币理论和对计划经济的分析。他在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为》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极为难读，又意义深远的书。据说这本书用了十几种文字，有人专门编写了指导读这本书的辞典。前些年我曾想译此书，但翻了一下后觉得部头大，又难译，就知难而退（台湾出过夏道平先生的中译本）。该书不仅涉及经济学，而且涉及现代所有社会问题。该书以人类行为学的一般理论为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关于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必须根据人类行为学来讨论。在方法论上，米塞斯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但强调了企业家精神与利润的作用，拥护自由市场经济。米塞斯还著有《经济学的最终基础》、《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等书，对经济学方法论亦有研究。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4章
说起来米塞斯是一位经济学大师，但命运对他似乎不够公正。在奥地利时由于是犹太人，且鼓吹完全自由放任，而无法在母校维也纳大学担任正式教职，只能当没有报酬的私人讲师（Privatdo zent，在欧洲一种特殊的教职，没有报酬，只有讲课资格）。他主张完全自由放任也受到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弗莱堡学派的批评。到美国后，由于自由主义立场不变，不符合当时的主流凯恩斯主义，加之生性耿直，常得罪人，尤其是领导，无法在一流大学任教。只能到纽约大学任职，工资还是由威廉·沃尔克基金支付的。
惟一让米塞斯值得骄傲的是他有一批好学生，包括哈耶克、马克洛普、哈伯勒、摩根斯坦、熊彼特、罗宾斯、德鲁克、罗斯伯德等。这些名字我们今天听来都不生疏。
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者
写到米塞斯就不能不写兰格（Oskar Ryszad Lange； 1904~1965），因为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中，米塞斯是计划经济的反对派、兰格是与他对立的计划经济的支持派。而且，兰格的计划经济思想不同于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因此，在苏东各国经济改革初期，兰格的计划经济模式曾一度成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把兰格作为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把他作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先驱。
在经济学家中，兰格是少数既精通西方经济理论，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人。兰格出生于波兰，14岁时就作过一次马克思主义的讲演。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愿意主讲政治经济学，但由于思想“左”倾，学校只让他讲统计学。由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法在国内任教，从1938年到1945年，兰格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在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兰格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早年加入波兰社会党，二战中与坚持抗战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二战后恢复波兰国籍，出任波兰第一任驻美大使，驻联合国代表。以后又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当时波兰执政党）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会中外交、财政委员会主席。1956年后任华沙大学教授。不过由于兰格并没有真正接受斯大林模式，在波兰战后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
1956年的波匈事件是计划经济改革的序曲，尽管序曲和正剧之间的间隔太长在有关计划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