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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卷七《成帝记》于石虎入寇下记:“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骤将军路永戍牛诸,建武将军工允之戍芜湖。”案此诸人,赵胤为王导亲信,路永为降将,刘仕亦武将为王导所信者,王允之则为王舒之子、王导之侄。他们各自率军,同时溯流而上,把庾亮豫州治所附近要地夺取到手。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纪》续云:“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陈光其它事迹,尚见于《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曰:蔡谟代郗鉴刺徐州镇京口,“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陈光,《晋书》只此二见②。他本为郗鉴部属,奉派入卫建康,王导不疑而用之,遂成为殿中精锐之师,没有再回归郗鉴徐州建制。由此可见,王导利用时机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郗鉴的大力支持。
关于庾亮起兵之谋 《庾亮传》庾亮致郗鉴笺云:“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疑章句之误),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案:“武官小人”,指赵胤、贾宁、匡孝之辈,已见前。“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云云,指咸康元年(335年)成帝加元服后王导犹不归政于成帝。“师傅之尊”,指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事。“行殊礼”,则成帝一朝多有①。排比上述诸事年月,知庾亮所谋废黜王导之事,当在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至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前。
庾亮致郗鉴笺,《通鉴》系于咸康四年六月,是由于此月王导拜丞相,故以王导它事连类及之。我认为庾亮谋废王导,事体甚大,当有某种机遇可以利用或有某种行动为之准备,像陶侃发兵诛郭默而有顺流以废王导之谋一样。而咸康四年史籍所载,上下游之间并无特殊情况发生。第二年,即咸康五年,庾亮突然从梁州魏兴撤出其弟庾怿所部,千里疾行,远屯江州之半洲,增强了庾氏对建康的顺流之势②。这一异常事态,疑与庾亮废王导之谋有关。所以系庾亮此谋于咸康五年,似更近实。
庾、王矛盾,风传甚广。《王导传》:“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始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世说新语·雅量》“有往来者云”条记此事,注引《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王导传》亦有“于是谗间始息”之说。这些断语,虽不甚符合历史实际,但庾、王矛盾转缓则是事实。
庾亮废王导之谋不遂,如《庾亮传》之说,也是郗鉴起了决定作用。郗鉴以外,还有不赞同的人士,甚至庾亮征西府内,也有反对意见。征西长史孙盛曾密谏庾亮。《晋书》卷八二《孙盛传》:“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孙盛所谓王导不肯为“凡人事”,当是庾亮以王导有篡晋之举为起兵口实,而孙盛为之剖辩,庾亮因而纳之。由此推测,庾亮致郗鉴笺谓“彼(王导)罪虽重”之语,除隐寓王导曾助长王敦乱事以外,似尚特有所指。此外,王导在庾亮自芜湖移镇武昌后,已经不失时机地加强了建康上游的防御力量,也使庾亮未得轻举妄动。
庾、王交恶,当时人所共知。王导老谋深算,不事声张,并图杜绝“悠悠之口”,这是王导“善处兴废”的一种表现。但是只靠王导的政治才能并不足以息庾亮之谋。郗鉴拥兵京口,力拒庾亮而助王导,才使咸康政局未生大变,使琅邪王氏地位不坠。《庾亮传》史臣曰:“……向使郗鉴协从,必且戎车犯顺,则〔庾亮〕与夫台、产、安、桀①,亦何以异哉!”咸康五年七月至咸康六年一月,王导、郗鉴、庾亮相继死亡,倾轧始告结束。
论述郗鉴、王导关系时,不能不注意郗鉴在护卫王导之外,还有规王导所短的事实。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郗鉴“以王丞相未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苦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临当还镇,故命驾诣丞相,翘鬓厉色,上坐便言:‘方当永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溜。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矜(矜)而出,不得一言。”①王导末年愦愦,颇有乱政,郗鉴厉色进言,必有纠其愦愦之政的具体意见。这正是郗鉴不在其位,旁观者清以及郗鉴处乱世而有其方的表现,是王导所不能及的。
东晋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变,变则干戈扰攘,台城丘墟。社会的重心在门阀士族,一族强则思压倒它族,遂成乱阶。本非门阀士族的流民帅,亦思凭借际遇,起兵谋利。螳螂在前,黄雀随后,胜利者要想稳操政柄,是十分困难的。长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权,势必在内乱中冰消瓦解。所以郗鉴引流民帅以平王敦,助王导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仅在司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曰:“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执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王夫之所论,是有道理的。
① 冶城公即王导。王导宅在冶城,吴时鼓铸之所。据《世说新语·轻诋》注引王隐《晋书·戴洋传》及《太平御览》卷一七○引《晋书》,王导久病,问术士戴洋,戴洋为言云云,导乃令移冶于石城。
② 严格说来,排抑宗室是庾、王合谋。南顿王宗之死,系庾亮遣右卫将军赵胤收之。据《晋书》卷五七《赵诱传》附子胤传,诱事王敦;胤事王敦、王导,为王导从事中郎,又得为护军将军。传称“胤杀宗,于是王导、庾亮并倚仗之。”
① 案卞壸所奏王导“无敬”、“不敬”,罪只免官,与“大不敬”罪至弃市者本不相同,但程树德《九朝律考》则将此二科混淆为一。其《汉律考》以涉此二科之例衷辑一处,不加区分;其《晋律考》但有“大不敬”,无“无敬”之例。其实,前于程氏之书的沈家本《汉律摭遗》卷三,已论“不敬”与“大不敬”并非一科,借未用卞壶奏弹王导之事以为例证。
① 《晋书》卷八○《王羲之传》略同,惟太傅作太尉。案太尉为郗鉴最后官位,死前一年始受。郗鉴未尝作太傅,大傅盖郗鉴死后赠官太宰之讹。太尉、太傅(太宰)皆以鉴最高官位称鉴,史籍此例甚多,非谓郗、王婚事发生在郗鉴临死前后。
① 案上章首过为道家礼法,郗、王均道教世家。
① 《晋书》卷八一《刘胤传》。《太平御览》卷三三引《三十国春秋》谓刘胤以疾被徵为右将军,与此异。刘胤货殖,温峤熟知。《太平御览》卷七○四引《语林》:“刘承胤(胤字)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公皆素与周旋,闻其至,共载看之。刘倚被囊,了不与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顷宾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温曰:‘承胤好贿,被下必有珍宝,当有市井事。’令人视之,果见向囊皆珍玩焉,与胡父谐贾。”按此当为刘胤为江州以前之事。
② 案郭默在北方,原属刘琨系统,见《晋书》卷六三《李矩传》。郭默与温峤 有旧,由他来继替温峤江州刺史一职,符合王敦乱平后几个家族划分上游 势力范围的原则,这也许是王导允许郭默刺江州的根据。所以《陶侃传》陶 侃致书王导反对此举时,只是说“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之不当,而 没有说郭默不具备出刺江州的条件。陶侃杀郭默后吞并江州,破坏了长江 流域的平衡局面。
① 《北堂书钞》卷六四、《太平御览》卷二三八引《晋中兴书》叙此事,称郭默为“远人”,郭默自谓为右军将军内辅是“更用虚名”。
② 陶侃死后又发生庾、王二族中庾怿、王允之对江州的激烈争夺,详见本书第一一九页。
① 《晋书》卷七三《庾翼传》,翼于建元元年(343年)七月谋北伐,曾请路永出屯合肥。《晋书》卷八《穆帝纪》水和元年(345年)八月“石季龙将路永屯于寿春。”路永降石氏当即其出屯合肥以后事,时王导已死数年。
① 陶、王交恶,陶对王一贯盛气相凌,咄咄逼人。《世说新语·方正》:“梅颐(案当作赜)尝有惠于陶公,后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万机自诸侯出。王公既得录,陶公何为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夺之。”此可与“鲁宰相”语参读。
② “遵养时晦”,晋人习用语,出《诗·周颂·酌》,意谓养其昧以成其恶,然后取之。
① 参看本书第一二○页。
② 尊经阁本《世说新语》汪藻《考异》“祖士少道王右军”条注引王隐《晋书》及今本《晋书》卷八一《桓宣传》,卷一○○《祖约传》有邵陵人陈光,为流民帅,曾降桓宣,又投石勒,其事迹早于郗鉴遣陈光入卫京师数年,不是一人。
① 成帝幼时见导每拜;成帝给导手诏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中书作诏用“敬问”;成帝幸王导宅,拜王导妻;导元正上殿,帝为之兴;咸和六年冬蒸祭太庙,诏归胙于导,等等。参本书第二页及注。
② 参本书第一二二页。
① 吕台、吕产、上官安、上官桀,均西汉外戚之有逆迹者。
① 它本《世说新语》于此条甚多异字。如“……诣丞相,翘鬓厉色”作“……诣丞相,丞相翘鬓厉色”,重“丞相”二字,义不可通。又如“冰矜(矜)”作“冰衿”,亦误。但它本亦有可正写本之处,如“方当永别”作“方当乖别”,“辞殊不溜”作“辞殊不流”,均较写本为长。
四 郗鉴与京口的经营
(一)三吴的战略地位
如前所论,郗鉴得以否定陶侃、庾亮下都废黜王导之谋,主要在于他以徐州刺史据有京口,于建康有举足轻重之势。京口成为东晋的重镇,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只是出于权宜的考虑,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京口重镇的形成,发端在郗鉴。
徐州地境,《禹贡》谓“海岱及淮”。西汉十三州部之一的徐州,大体即是这个区域。江左流寓之初,徐州地境南移,据淮南北以迄江北之地,居刺史任者先后为蔡豹、卞敦、王邃、刘遐,治所则随军事形势而进退,但都在长江以北。郗鉴继刘遐为徐州刺史,治广陵①。
《郗鉴传》,苏峻乱,陷台城,郗鉴自广陵遣人间道至江州,谓温峤曰:“今贼谋挟天子东入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溃矣。”温峤深以为然。郗鉴首倡“静镇京口”之议,本来只是针对苏峻自历阳过江以后,军队无后方供应,欲取三吴以为依托的图谋而发,并未估计到京口此后将成为东晋南朝系建康安危的重镇。
此时,郗鉴处境比较特殊。他以引流民帅平王敦之功,得为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究州刺史(后加刺徐州)、假节,并顶明帝遗诏辅政诸大臣之列。但是他由于对王敦的看法不尽同于王导,在周札赠官问题上与王导发生过尖锐冲突。而且,郗鉴的流民帅身分,同祖约、苏峻一样,所以也难得见信于执政的庾亮,没有机会居中枢之任。咸和二年十一月,祖约、苏峻初起兵,庾亮甚虑全盘皆乱,局面不可收拾,因此不许各地兴兵勤王。《世说新语·容止》注引《晋中兴书》:“温峤及三吴欲起兵卫帝室,亮不听,下制曰:‘妄起兵者诛。”郗鉴于时欲率广陵之众赴难,“诏以北寇,不许。”但同时或稍后,虞潭受命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诸郡军事;张辏筅谌饬钏倨鸨换敢驮蛐吮谛恰N箩礁还酥剖樗缭谒站媒耙辉拢聪毯腿辏328年)正月自武昌东下,军于寻阳,声称入援建康。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必待苏峻济江、台城陷落、庾亮出奔,陶侃东下之后,在广陵“城孤粮绝,人情业业,莫有固志”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刑白马,誓三军,以示效忠东晋,然后,才有上述向温峤提出的“静镇京口”的建议。而且,他还必待得到陶侃委署都督扬州八郡军事后,始自广陵济江;而且济江以后亦不能据京口而守之,必得与陶侃等人会师,以听调遣。这些情况,说明郗鉴自知在苏峻之乱中如何自处,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得稍有专擅,否则将授人以柄。
以陶侃为盟主的陶、温、庾联军,于咸和三年五月顺流东下,屯驻建康城西秦淮河口的查浦、蔡洲。郗鉴军所筑白石垒,亦移交给庾亮军驻守。郗鉴则专注东方,王舒的浙东军,虞潭的浙西军,俱受郗鉴节度。苏峻遣将管商、张健等寇掠三吴,又遣人出江乘掠京口以东。这样,当陶侃联军与苏峻叛军在建康附近相持的同时,又形成了京口以南以迄三吴一带的东方战场,因而郗鉴得以逐步实现其“静镇京口”以断苏峻东路的计划。
东方战场的形成,与三吴地区在江左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而三吴地区的战略地位,又有其历史的、地理的原因,须要稍作追叙。
西晋灭孙吴以后,三吴是“难安易动”①的地方。西晋用东南六州将士戍守江表,唯恐三吴有事。吴士在洛阳受到歧视,也增加了吴人的不自信之心。以后,王导助琅邪王司马睿协调侨旧士族利益,使多数三吴士族逐步进入东晋统治集团,而没有成为一种长期独立于侨姓士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江左以后出现的纷纭的政治事件中,三吴士族往往分为两部分,与侨姓士族内部斗争的两造分别结合。江左的几次叛乱,情况就是这样。建兴元年(313年)吴兴周玘谋反司马睿,与之同谋的是镇东祭酒东莱王恢。永昌元年(322年)王敦反叛,吴兴沈充起兵响应,同郡钱凤为王敦谋主。王敦在请诛刘隗疏中,诉隗“复依旧名,普取出客”一事,其所“普取”的应是江南士族豪强地主的佃客②,因为侨姓士族的佃客是没有“旧名”可检的。王敦既为南士争利,所以就有南士沈充、钱凤之辈支持王敦。另一方面,南士站在东晋朝廷一边的,人数更多。《晋书》卷七六《虞潭传》:“王含、钱凤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会稽余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孔但亦曾在会稽起兵。这都是南士用武力支持司马氏政权之证。总之,东晋朝廷有事,往往牵动三吴;建康内战,三吴就会出现东方战场。《通鉴》太宁二年(324年)沈充司马顾飏说沈充,有“并东西军之力”①之语,胡注曰:“东军谓沈充军(案起自吴兴),西军谓王含、钱凤等军(案在建康附近)也。”叛军有东西军,东晋官军同样有东西军。
在这种背景下,苏峻乱起,江左也迅速形成分别称为东西军的东西两个战场。东方郡县,一方面有人暗降苏峻,反对东晋朝廷,如《王舒传》所说“临海、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另一方面又有更多的南士支持东晋郡守,兴兵讨伐苏峻,抵抗苏峻东来。《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苏峻构逆,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峻]乃以蔡漠为吴国内史。谟既至,与张辏А⒐酥凇⒐孙r等共起义兵,迎冰还郡。”吴国义军之起,主要得力于顾众、顾飏兄弟。《晋书》卷七六《顾众传》:“苏峻反,王师败绩,众还吴,潜图义举。……前临江将军张悊为峻收兵于吴,众遣人喻悊,悊从之。众乃遣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