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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因此，通过了“接受国际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指出：“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乡村中之封建基础”；“应坚决地反对富农”，“因此，这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到中农止”，“与富农争夺领导权”；“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斗争”。
（3）1929年7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共产党有可能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尾巴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动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些落在后面的倾向，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残余的反映，因为除非把这些倾向克服，共产党就不能完成作为工人运动中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走向新战场夺取新胜利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9年7月3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资本主义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全世界革命高潮的形势，强调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对“立三路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中共代表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陆定一等出席了会议，在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开展了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斗争，瞿秋白、邓中夏发了言。库西宁作了报告。在讲到中国革命局势时，他说：“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在农业危机尖锐化的基础上趋于成熟。任何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平静的’，‘基马尔式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在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锐了，这就必然导致新的革命总危机。而这个危机将具有比1926年—1927年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性质”。
米夫（中国问题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也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失败了，但直到现在，中国在殖民地世界中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一个最狭小、最薄弱的地方”，“中国仍将是这些帝国主义的矛盾最有可能爆发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地方”。“由此可见，提出新高潮必将到来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的征兆”。米夫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右倾性质的动摇”。
1929年7月20日，共产国际第十次执委会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当时中国爆发的三派军阀内战——蒋桂战争与蒋冯战争的形势指出：“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工农革命运动新的强大高涨”，“无疑义的是正在增长着，而这个高涨结果，不能不建立苏维埃——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指示中共“应该建立斗争委员会，并利用这种委员会来在没有革命的阶级工会的地方建立起工会，并且使秘密工会冲出秘密状态”。这就是李立三在1930年8月初提出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的理论根据。
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一开始就说：“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议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认为“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内最严重的问题”，要求“更迅速地开展这一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地接受国际全体会议的指导，以最坚决的精神，反对这种反映社会民主党遗传的尾巴主义倾向。
（4）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关闭了北满的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逮捕驱逐了几百名苏联铁路人员，夺取中东铁路，没收电报设施，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即所谓的“中东路事件”。7月18日，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更加“左”倾冒进。因为中东路事件的发生，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国内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保证苏联能够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胜利和防止日本乘机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已经成熟。要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持苏联、保护苏联，一方面领导群众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这充分反映在它于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中。这封信是作为6月7日就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两封指示信的补充，是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都是影响最大的一封信。
指示信指出：“中国最近的事实，迫着我们在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现时条件下的行动和路线的消息的时候，就来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时局的估计，就来预先指出你们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公然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并列举了危机的十种表现。
指示信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潮流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也“正在复兴”。虽说现在还不能预言全国革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地展开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
指示信严厉批评了中共“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即革命工会运动和党本身的组织程度落后于发展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最主要的危险”。并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所谓“最近的任务”……
指示信还说：“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都纠正过来了……现在要以全力鼓励更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
最后特别强调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倾向……这些倾向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倾向就是否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就是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抱尾巴主义态度。如果共产党不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它就不能起到发动、组织和领导新革命高潮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些不正确的分析和要求，并不断作出决议要各级党组织努力贯彻，命令全体党员用尽一切力量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实行武装保卫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力争中国革命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信使李立三的头脑发热起来，1929年11月26日他在江苏省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为此，就得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提出了城市工人暴动、农村红军进攻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计划。
决议在规定党的任务时指出：“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在一切宣传鼓动上，最大限度地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必须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中联系到目前两大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应准备群众，破坏一切军阀派的政权，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之一切企图，‘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党在群众鼓动中主要的紧急的口号”。
继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之后，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通告，即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70号》。
《通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不恰当的判断：“目前全国危机是在走向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发展”。“工人斗争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争的形势。加之农村斗争的发展和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和胜利，敌人军队中的兵变之惊人的发展，更足以说明全国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整个中国从广东到直隶，从四川到江苏”，“都笼罩着危机和革命运动。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求各地“组织工人的政治斗争，各地区的起义和军队的暴动”，“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会合。”
《通告》说：“目前的形势很清楚，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省，特别是在武汉及其邻近的一些地区取得胜利”。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士兵暴动同起义的计划结合起来”，“调到各大中城市去的红军能在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能把党变为直接推动革命高潮的因素”。强调指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积极进攻的路线”，即“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
李立三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思想和要求，就在2月17日这次会议上，李立三在报告中说：“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这一战争是比较持久的战争；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这一混战有可能爆发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在某几个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1930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讨论了进军武汉和加速武汉起义的计划。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李立三在3月26日的《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文章。他引用中共六大决议案说，因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所以他主张在一省或几省中先建立革命政权，他写道：一次柏林暴动，也许会引起全德国的支持；革命在巴黎的胜利，也许就是全法国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这样的城市。上海是工业的中心，如果暴动成功，也许会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然而即使到那时，“反动势力”仍旧可以撤退到另一地域，继续作战。因此，中共的任务，就是要首先在一省或数省中争取政权，然后再成立革命政府，完成全国的革命胜利。
5月24日，李立三又在《红旗》上刊登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一文，不相信依赖当时的红军能取得城市基地。他说，“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领导者，农民不过是它的盟友。一切战略路线都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这就不难看出，李立三这个思想是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的结果。正是共产国际一再强调的反右倾斗争，严重地助长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发展，从而一步步地把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推向了“左”倾的轨道。
之五、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是李立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以模式化、绝对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比如：
1928年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写道：“党在领导各省的自发的农民游击运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运动只有在跟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变为全民起义的胜利的起点。党在这方面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邻近省份组织互相配合的普遍的起义，而且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起义。”
在中共召开的六大上，共产国际继续以城市中心论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缺乏深入的分析，更没有把这一“不平衡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因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共产国际不懂得应该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因而错误地把农村斗争看做城市斗争的配合力量，把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看做城市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甚至认为“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阶段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估计很悲观。他认为农村游击战争“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则会伤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是不会满意的”，“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因此，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还是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时，国际指责“不要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国际认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只是一个支流，是举行城市武装暴动的配合力量，念念不忘要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城市暴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案》就指出：“必须反对对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从而必至失败的游击战争的迷恋（这种危险，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曾经发生过。）”
1929年10月26日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中也说：苏维埃区域“以及南方的绵延不断的游击战争——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的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经济罢工斗争，正在发展着……这种斗争大有转变为政治战斗和游行示威的趋势”。
李立三就是根据共产国际不要“离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的指示，把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同起来。他认为，如果不在城市里搞工人武装暴动，那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1930年3月，李立三在《红旗》第88期上发表的《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中说，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命。”而“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斗争，主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这是李立三坚持和照搬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既形象又典型的语言。
同年4月5日，李立三发表在《红旗》第90期上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也写道：“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他批评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特别强调“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策略”。
所以，中共中央在1930年6月11日的决议中规定要“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关于向城市进攻的指示，是李立三提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之六、李立三主张的革命转变，来源于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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