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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关于向城市进攻的指示，是李立三提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之六、李立三主张的革命转变，来源于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的影响。
早在1927年中国还处于革命低潮时，中共中央于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指导。罗明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他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是有影响的。
会议接受了罗明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还是速度上，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提出了一套“左”倾的理论和政策。
共产国际反复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完成”。国际六大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转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营垒，因而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1930年4月，《红旗》发表了李立三所写的社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社论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柱石”。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杂志（1930年第415期）发表文章指出，“或者是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一道，消灭帝国主义，或者反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苏联和帝国主义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当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世界革命处于暂时静寂的时候，否认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必然导致否认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就是否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帝国主义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叛徒才能这么做。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我们正处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爆发革命的前夕。如果在这一时期不提出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只向无产阶级提出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那么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迅速高涨的时期到来了。在全世界孕育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930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然而中国革命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这不仅是因为革命动力成分之不同，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一块和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在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速度，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的条件所预料的，要迅速的多”。
李立三接过共产国际的这些观点，在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
李立三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
之七、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还来源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实际支持。
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错误指导与支持，给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当晚，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讲道：“革命在两个高潮之间”。他画了一个M形，说“工作做得好，高潮就会到来”，给大家很大鼓舞。
1930年2月，斯大林在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说：“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能说‘在这条线之内是革命高潮，一过这条线就是直接革命形势的飞跃’。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提问题。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尔斯基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南京政府的没落”，“不允许自己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农民运动只有在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积极行动下才能取得成功”。
1930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世界劳动运动高潮已经到来，米夫直接参与起草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并着重说明武汉、长沙、南昌都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推动中国党内“左” 倾冒险主义的发展。4月26日米夫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迎接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一文，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高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罢工工人的组织与觉悟都是很高的”，“同工人运动并列的就是日益高涨及扩大的农民游击斗争的浪潮”。他断言中国革命正在成熟，中国反动统治即将结束。
米夫于4月28日发表在苏联《真理报》的文章《走向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批评中共：“党还未消灭其缺点，未消灭其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党未能解决它面前一切复杂的任务，但党很坚固的不断在组织上政治上向上发展，一天天增加它的战斗力，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坚决的决斗”。
马基亚尔也发表文章说：“在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是最尖锐的”，“这一危机使得城市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农民战争和农民反抗的浪潮比工人罢工和示威还要高”。
总之，在斯大林、曼努尔斯基、米夫等人看来，中国已经出现了“直接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已经达到新的高峰，中国共产党应该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斗争”。共产国际这些领导人的这些论述也就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理论依据，给了李立三以最有力的支持。
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支持鼓励下，李立三要大干一场的劲头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最终走上了“左”倾冒险。
1930年5月22日发表的《中央通告》第78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指出：“党要独立的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独立号召，组织独立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演讲、飞行集会，农村中的武装示威。各苏维埃区域及暴动游击区域，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教堂，驱逐帝国主义，造成反帝国主义政治运动。”
之八、共产国际与中共6月11日决议没有根本分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后，12日即向共产国际呈报，要求批准此决议。信文如下：
恩来同志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
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的代表，德国人罗伯特表示不同意将此决议下发，引起李立三的不满，说他右倾，妨害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名义打电报给周恩来，请他转告共产国际，说罗伯特是“一贯的右倾路线”，要求共产国际撤他的职，并向共产国际呼吁，由于国内工作异常紧张，要求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
6月25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罗伯特面说，发出这个决议，是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
6月下旬，李立三在未接到共产国际批准其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将决议加以公布。共产国际得知后非常不满。但由于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存在着“左”的理论和政策，当他们看到并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后，只是认为“有许多不正确的说法”，说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以及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于是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转告中共中央，表示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停止，并没有说它是同国际路线相对立的路线错误。他们还认为“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了部分的错误”。批语的口气是温和的、含蓄的，没有点出任何人的名字，而且还表示同意撤回远东局代表罗伯特。
共产国际只是不满意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不尊重的态度，竟然不顾远东局代表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了，这是破坏共产国际纪律的严重错误。
李立三在没有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7月13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
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上述武装暴动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信中特别要求“联共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中央为贯彻上述计划，成立了北方局（贺昌任书记）、长江局（任弼时任书记）、南方局（李富春任书记）和江苏总行委（李立三任书记、李维汉任江苏总行委的组织部长）。
共产国际于7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应邀列席了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7月18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发去电报，请求国际执委会准许中共在武汉、长沙、上海举行起义，在南京实行总罢工。
国际接到请示电报后，于7月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作出了正式回答，这个决议“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决议》对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的态度一开始是模棱两可的——既没有明确指示李立三应该根据六月决议努力进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亦没有加以明确的制止。恰恰相反，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情势之估量（即革命高潮）及革命行动（即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方面，与立三路线却是完全一致的。
《决议》一开始在估量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时就讲“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中国最近的事态已完全证实这些决议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派、托派、陈独秀分子以及其他取消主义者的预言相反，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最近几个月来，革命解放斗争已经开始特别迅速而明显地发展起来。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受反动派的打击之后，恢复了元气，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口号下，再度奋起，投入了革命斗争。”这说明，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是充分肯定的。共产国际进而预言：“最近事态的发展方向是，近期的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
《决议》还为中共打气：“已经看得见新的革命高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打击之下，高精尖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可是，土地革命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要更加发展，而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到对中国革命的全国高涨。”
《决议》在谈到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时强调指出：“苏维埃运动向党提出了头等重要的任务，即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组织好这个政府的工作。”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必须集中精力组建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在一切运动中……强调提出下列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如果他们违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可径直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把他们的租界收回；中国要成为统一的、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政权，支持苏维埃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扩展到全中国”……共产国际还是坚持强调右倾乃是主要危险。它说：“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右倾，因为右倾对于顺利执行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来说，是一个主要危险。”
《决议》要求中共中央“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样去坚决地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决议》在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时，要求“党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点的政治总罢工……凡在革命斗争发展的地方，要努力去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
共产国际这个指示，同李立三在7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八十四号完全一致。李立三在通告中命令各省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组织同一产业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建立赤色先锋队，扩大红军并建立工农革命委员会；组织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周围以及沿交通路线的主要城市及工人区域的地方暴动；积极发展区域地方暴动，建立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组织城市贫民闹米荒的骚动，与整个武装暴动的准备及组织总同盟罢工配合等等。
不仅如此，当共产国际得知红军占领长沙城后，很快在8月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拥护中国苏维埃”的社论，对此胜利大加赞扬。共产国际提出：“拥护中国苏维埃，拥护中国的革命，于是便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义务。动员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起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乃是一切革命的工人组织，特别是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在每个工厂里面，每个作坊内，每个通商大埠都应该组织‘不许侵犯中国协会’，工人应该反对运兵运军火到中国去。应该在军队中，首先是要在那些被帝国主义政府派驻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军队中，进行有力的革命工作。应该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撤退在中国的海陆军。”
社论赞扬说：“在远方的中国土地上正在进行着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的斗争。国际的无产阶级应该血肉相关地执行巴黎公社对农民所提出的口号：你们的事情便是我们的事情！国际无产阶级应该与殖民地的革命，在革命的肉搏中坚固地团结起来。”
《真理报》社论号召“动员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起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完全与向忠发在8月5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出的请求共产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我们以实力的援助”相一致。
很显然，这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组织的攻打大城市的行动以极大的鼓励，而并不是在加以阻止。
直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这说明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于8月又连续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还是强调要中共中央继续反对右倾。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一开头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还是充分肯定的。提纲指出：“国内经济及一般的政治危机的日益加紧，新的革命高潮，苏维埃区域之迅速地扩大与游击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