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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是很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 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已经找不出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概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获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 因为当时俄国人差不多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晓得。 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 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 在科林，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可是没有成功。 拿破仑在殊死的来比锡会战中，以十六万人对抗过二十八万多人，一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不到一倍。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 假如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在天平上竟有比最伟大的统帅还大的重量，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怎样不利，一旦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无需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 自然，人们也许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压根谈不上是战斗了。所以我们认为，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及一切相似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决定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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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所以，首要的规则应当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 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其实不是如此。长久以来，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如果要证明，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于在比较详尽的十八世纪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不是根本没有提到，就是只顺便谈到，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 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可是谈得也很肤浅。甚至马森巴赫，在他评论１７９３年和１７９４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局的很多文章中，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谈了许多，对双方的兵力却没说什么。能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事实是某些评论家的头脑中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认为军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的兵力不但不能带来益处，相反是累赘。最后，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人们之所以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都投入会战或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的确是重要的。假如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的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据优势。 关于进行战争的绝对兵力的问题就谈这些。政府规定了绝对兵力的数量。 尽管这种规定已经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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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活动的开始，并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这是由于他或是没有参加决定这个数量，或是条件不容许他把兵力增大到足够的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获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关键的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好象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似乎包括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 有些人甚而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有一种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进行这种计算的器官。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即使在任何场合也都是最基本的，是战略上日常需要的，却不是最困难的和有决定性意义的。假使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就会发现，这种计算上的错误真正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起码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 如果一个果断而又灵活的统帅（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
，用一支军队以急速的行军击败几个敌人的这一切情况，都要以时间和空间的巧妙结合这个概念来表明，那么我们就会白费力气地在用词上纠缠不清。 必须用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各类事物，使概念明确和有用。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对敌方（道恩和施瓦尔岑堡）的情况的正确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只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迅速进行袭击的胆量，进行强行军的毅力，及伟大人物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作为，这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这一切同正确计算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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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简单事物的能力又有何关系呢？
但，甚而象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乘势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那样的反跳式用兵，这种在防御战中经常为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法，准确地说来，也只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要取得相对的优势，即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常常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意志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东西。 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到此，我们已经把数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说清楚了。 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但是，假如因此就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论述。 我们只是想在结论中指出军队数量在战斗中的重要性。 只要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只有根据总情况才能决定，由于兵力不足是否应该避免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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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出敌不意
为了达到上一章所谈的处处要争取的相对优势，就必然要到处争取出敌不意。 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 。 。得优势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一切行动都是或少或多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所以，出敌不意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能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 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令敌人陷于混乱和丧义的出敌不意——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一般地用各种措施，尤其是用调配兵力的方法达到的出敌不意。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也同样可以采用，在战术防御中更重要。一切行动都无例外地要以出敌不意为基础，可是，行动的性质以及行动的条件是不同的，因而，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程度是极不相同的。这种差别因为统帅、军队以至政府的特点不同就已经开始存在了。迅速和秘密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这两者是以政府和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认真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 软弱和松懈是不能达到出敌不意的。 虽出敌不意是处处应争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的确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非。
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也确实是不多的，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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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假如认为在战争中用这种手段定能得到很多收效，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践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很难达到。在战术上，出敌不意自然就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 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就越难出敌不意。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则就越有可能出敌不意，准备一次战争常常需要几个月，把军队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点，多半需要建造一些仓库和补给站，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军，这些动向会很快就被人知道的。因此，一个国家出敌不意地向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或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这是极其少见的。在以围攻为主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人们曾全力争取出敌不意地包围一个要塞，并认为这是军事艺术中特有的重要的一章，但成功的例子仍然是罕见的。与此相反，一两天内就能完成的活动，出敌不意的可能就较大。 因此，比敌人抢先一步行军，从而先敌占领某一地点、某一阵地或者某一条道路等等，常常并不困难。 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较小，不是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难达到，但效果比较大。 谁要是相信这样一些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效果，比如夺取一个重要仓库，赢得一次会战，谁就等于相信那些可以想象、但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明的东西，因为通常说来，这种出敌不意产生很大效果的例子是罕见的。 由此能得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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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凡是从历史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应只注意历史评论家那些说教和自鸣得意的术语、渲染的词藻，而必须正视事实本身。比如在１７６１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就有过以出敌不意闻名的一天。那是７月２２日。腓特烈大帝在向尼斯附近的诺森行军时，比劳东将军抢先一步，这就使奥军和俄军不能在上西里西亚会师，因此他赢得了四个星期的时间。但谁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大史学家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不抱偏见地看这些记载，那么，他就决不可能认为７月２２日的行军具有这样大的意义，而只能看出对这次行军的充满矛盾的流行看法，并且看出在那个以机动闻名的时代里，劳东的行动有很多是无道理的。 在渴望了解真相和获得确证的今天，人们怎么能容忍那些流行的历史证明呢？
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迅速地定下决心、积极地活动和进行强行军。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是大家公认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帅，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便充分地做到了这一切，也不是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腓特烈大帝在１７６０年７月曾非常出敌不意地从包岑袭击拉西将军，转而又袭击德累斯顿，在整个这段插曲中他不但实际上一无所得，而且丢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处境显著地恶化。拿破仑在１８１３年曾经两次忽然从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至于他上劳西次突入波希米亚就根本不用提了）
，两次都根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浪费兵力和时间，扑了个空，而且反而使德累斯顿差不多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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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指挥官的活动、魄力和果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 可是，我们不是想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想指出巨大的效果与其他有利的条件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经常具备的，也很少是指挥官所能够创造出来的。１７６０年的累格尼察会战是这样。腓特烈大帝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他刚刚占领了一个阵地，在当夜又转移了，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之外，所以使劳东损失了七十门炮和一万人。 虽然当时腓特烈大帝为了避免会战，或者至少为了打乱敌人的计划，常常采取忽东忽西地运动的原则，但是１４日夜间转移阵地，却恰好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喜欢１４日的阵地。 因此，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假如劳东的进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间转移了阵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后果就可能不是这样了。在这方面，这两位统帅也提供了另外两个突出的例子。１８１４年，当布留赫尔的军队离开主力军团向马恩河下游移动时，拿破仑对它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袭击。 要想用两天出敌不意的行军取得比这更大的战果是不容易的。 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尔的军队被逐个击破了，遭受了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失败时那样的损失。这完全是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假如布留赫尔预料到拿破仑可能对他袭击，他就根本不会这样组织行军了。 这次出敌不意的袭击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尔行军组织的错误是分不开的。然拿破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他的成功掺杂着一种幸运的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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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较高的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成果的战例。 为了证实这点，我们只需指出以下几个例子就够了：大选帝侯同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到波莫瑞以及从马克到扑烈哥尔河的两次辉煌的进军，１７５７年的战局；１８００年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那次有名的行动。在１７５７年的战局中，另一支军队交出战区并投降。在１８００年这个战例中，一支军队投降后让出了整个地区。 最后，还能举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亚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 上述各例中的战果都是很巨大的。 可是，如果不把这种情况同一个国家由于缺乏活动力和毅力而没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如１７５６年的萨克森和１８１２年的俄国）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现在还要谈谈关于出敌不意的关键问题。 即：只有能够左右对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左右对方。 如果为了出敌不意采用了错误的措施，那么不仅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相反会招致恶果，至少敌人对我们的这种措施不需特别担心，他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对策。 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积极行动，所以，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正如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的那样。 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时，谁的措施最恰当，谁就一定会占上风。按理应该如此，但实际生活并不这样严格地符合这一准则，而且原因非常简单。 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通常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对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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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同时还指每一个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会令部队涣散，所以每个指挥官的个性在这时都十分容易表现出来。在这里，很多问题都取决于双方总的情况的对比。 假如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的优势，能使对方士气低落和惊慌失措，那么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原本应该失败时也会取得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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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诡 诈
诡诈是用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所以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 因而它和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不存在共同之处，但是和欺骗很相似，因为欺骗也同样隐蔽自己的企图。 假如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所谓的欺骗到底还有所不同。 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往往会造成一种结果，让。。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因而可以说：如果双关谐语是在思想上和概念上变戏法，那么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乍看起来，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自从希腊时代以来，战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而战略这个名称也依然表示它本来具有的诡诈的实质。假如人们认为战术是暴力行为（即战斗本身）
的实施，但却把战略看作是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感情力量（象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强烈的荣誉心，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等）以外，其他禀赋好象都不能象诡诈那样更适合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了。 上一章谈到到处要争取出敌不意时已经含有这个意思，因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用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