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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儒回京之后，他的对手们一直很怀疑他这次的战果。于是便广派眼线侦察周在前线的所作所为。没几天宦官和锦衣卫们便刺探到了真情，于是立即向皇上揭发周延儒谎报军功、蒙骗皇帝的罪行。崇祯开始还不大相信，但当证据摆在眼前时，立刻气得暴跳如雷。要知道，在朱由检的心中，自己就是智慧的化身，只有自己哄骗别人，而别人从来没能力欺骗到他。而如今，自己不光被骗了，而且还在朝堂之上说了很多的傻话。盛怒之下，他立即诏谕府部各大臣严究周延儒的罪责，将他削职回原籍宜兴。
为了防止周延儒再一次东山再起，他的对头在周被削职回乡后并没有停止对他的弹劾，陆续对他及其亲信党羽的所作所为进行揭发检举。眼见臣子们对周的指控越来越具体、详实，朱由检的怒火彻底被燃起了，于是他下诏逮捕周延儒，勒令其居住在城外一古庙中，等候发落。
第42节：奈何江山唱晚（42）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二，崇祯下旨，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审议周延儒罪状。刑部尚书张忻、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客观分析了周延儒复出后的功过是非，认为周延儒罪不致死，建议皇帝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从宽发落。而大理寺卿凌义渠则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周延儒的罪状：“群小蚁附，幸窦杂出，狐假公行，自误以误国，擅用人行政之权柄，供其市恩修怨之图。”
仔细地倾听了大臣们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之后，朱由检心中感慨万千，虽然自己从来不愿承认用人的失败，但如今的帝国却在自己手中风雨飘摇，周延儒一案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这种打击所带来的后续效果却并没有显现出来。因为此时的朱由检已经没有机会再吸取教训，改善帝国了，此时距离他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足一年了。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朱由检下令周延儒自裁，并由锦衣卫头领骆养性到古庙中宣旨执行。一代奸相至此走完了自己风波诡异的一生！
第三卷 辽东军政要略和女真之复兴
事实上，我们回顾明朝的灭亡，有一个人的死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他就是袁崇焕。有关他的死，历史上的说法比较统一，那就是皇太极的反间计。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那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所谓反间计，它的功效未必就真的有那么大，袁崇焕的悲惨命运其实更多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和朱由检的多疑猜忌。
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智慧的文人将领，袁崇焕的存在使辽东防线始终固若金汤。但他极强的个人性格，也为他最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要知道他面临的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刻薄和多疑的朱由检，在朱由检看来，所有人都不可靠，他唯一不怀疑的人就是自己，所以一旦他觉得谁要谋反的话，就一定会痛下杀手，在这一点上他对魏忠贤一样，对袁崇焕也是一样。而在袁崇焕的内心深处，到死也不会明白，自己的命运到底为什么如此坎坷？当他走上刑场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所扼守的辽东仍然是元首最为担心的地方，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许会让他在临死之前审视自己的国家。他也明白在辽阔的东北大地，虎视眈眈的后金民族到底有多么可怕，但他不明白的是，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糟糕，他更不能预想在他去世后若干年，局势又会变得如何，他当年的一个小小部将吴三桂又会做出怎样一番影响民族进程的大手笔。
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自缢而亡，他的死代表着最后一个统一的汉族王朝土崩瓦解，而推倒他的却正是他口中一直热爱、怜惜着的子民。他到最后也没真正地想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发过那么多《罪己诏》，一直向自己的臣民表白着、叹息着，但最后他还是被这些他所“关爱”的百姓送上了黄泉路。
崇祯之死基本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他刚愎自用、刻薄贪婪的性格导致帝国的政治结构始终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同时也导致了经济上的一溃千里。在他统治的时期，大部分官员都成为其政治多动的牺牲品，也正是在他统治的十七年间，帝国的内部矛盾极大地消耗着国家的生命力，李自成最终能攻入北京，便是一个绝佳的证明。
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将朱由检赶下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同样也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从三月二十日他进入北京开始，小农意识和吃大户心理便主宰了他及其部属的内心世界。在胜利并未彻底完成的时候，李自成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迅速在整个京城开展起了气势磅礴的追赃活动，王公大臣、宦官外戚中的绝大多数都因此家破人亡。而在这场如火如荼的吃大户运动中，辽东守将吴三桂的老爹吴襄和其家人也被李自成关进了大牢。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投降与否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吴三桂立刻勃然大怒，决意起兵反抗。
吴三桂的反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兵力不足，为了能够彻底击溃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军，他采取了一个被后世诟病至今的策略，那就是引关外清兵入关。在吴三桂的策应下，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进而南征北战，完成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一大业。
第43节：奈何江山唱晚（43）
如果单从清军入关这件事来看，似乎事出突然，甚至有些偶然，因为这赖于李自成错误的施政方针和吴三桂的破罐子破摔。但如果从清帝国崛起的过程来论，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导致明王朝土崩瓦解的最大外因。平心而论，明朝灭亡，除了内部的腐朽之外，在外交上也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公元1368年，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之后，出身低微的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作为抗击元朝统治的义军领袖，朱元璋从建立政权之初就非常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朱元璋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又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统一管理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这种确定的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明帝国对东北诸地的统治权。朱元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夺取了侄子的皇位，是为永乐帝。和他的老子一样，朱棣也非常重视东北边陲的治理。永乐七年，朱棣在黑龙江特林地区又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朱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理，同时也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监控。同时为了保证边境的长治久安，明政府对蒙古、女真的主要少数民族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政策上，明政府“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这种做法起到了拉拢少数民族贵族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落首领之间因官职封赏不同结下了较深的矛盾。
朱元璋和朱棣去世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元首，明朝的内政逐步溃乱，官场腐败始终无法根治，这种腐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特别是到了后期，大量金钱囤积于贵族、大臣、地主、巨贾之手，而帝国国库却干净得如同乞丐的行囊。在这种情况下，辽东防御部队的军费已经成了一个要命的开支，想要对后金政权形成进攻态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与明帝国一代不如一代的加速腐朽不同，女真人在经历了元朝时期的低迷之后，到万历年间的时候，他们的元气已经得到恢复。在草木丰茂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又形成了三个庞大的部落：野人女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在这三个大的部落中又形成了若干个小的部落。当然，与祖先们曾经的辉煌不同，此时的女真人受汉族王朝的分封，担任大明帝国的官员。面对女真人的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们并未有足够的认识，作为辽东军事最高长官的李成梁虽曾数次取得了战略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并未持续太久，也没有对女真人的战斗力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努尔哈赤凭借不足百人之众，开始了自己的王者之战，他和部属如狂风般席卷关东草原。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全部，以及“野人”女真的大部，从而结束了自元朝以来女真民族长期分裂和动乱不安的局面。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并没有放慢扩张的脚步，明里他依然和大明帝国保持着原来的臣属关系，但暗地里却加紧了结束明朝的准备。
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以蒙古字母与女真的语音为基础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又在原有女真族狩猎的“牛录”组织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成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女真民族的凝聚力，为日后的长期战争打下了厚实的民众基础。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彻底完成了关外民族的整合，女真人再一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帝国，国号依然称金。在政治上与明帝国撕破脸皮之后，军事上，努尔哈赤也从积极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并顺利地攻陷明抚顺、清河等战略要地，一举改变了辽东的形势。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又率领大军相继攻占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至此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战略主动权牢牢地握在了努尔哈赤的手中。
第44节：奈何江山唱晚（44）
天启二年，面对边关极为不利的局势，大学士孙承宗请命经略辽东。在他和部属袁崇焕的努力下，明帝国与后金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均衡的态势，积极主动的防守策略使努尔哈赤的南进受到了有效的抵抗。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东林党出身为孙承宗引来了巨大的麻烦，在大太监魏忠贤的策划之下，不通军事的高第一举取代了孙承宗的位置。
辽东守军高层的变化直接引起了防守政策的改变，与孙承宗的积极防御完全不同，高第一上任便放弃了孙承宗经营已久的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战略要地。面对军事主官的愚蠢策略，知识分子出身的宁远守将袁崇焕誓死不退，以孤军镇守宁远。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袁崇焕的选择是非常悲壮的，虽然在武器上明军有着较大的优势，但战场形势却非常不利，但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袁崇焕和他的宁远孤城成了努尔哈赤的滑铁卢，直接导致了后金军队最为惨烈的一次失败。在这次失败之后，努尔哈赤本人也因病而亡，而袁崇焕则因功升为辽东巡抚。
努尔哈赤去世以后，其子皇太极即位，没过多久便卷土重来，意图为父报仇。但很可惜的是，这一次年轻的皇太极和他老爹一样，又摔了一个不小的跟头。在袁崇焕等人的有力指挥下，皇太极的进攻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辽东边关的局势也开始朝着有利于明朝的方向倾斜。然而边关局势刚刚稳定，魏忠贤及其阉党便做手脚罢了袁崇焕的官职。紧接着，天启七年，朱由校一命呜呼，其弟朱由检登上皇位，大明王朝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当年轻的信王朱由检颤颤巍巍接过了大明帝国的接力棒，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超级烂摊子，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面对这种情况，他不露声色，三下五除二便清理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一举夺回了对帝国军政要务的绝对控制权。而对魏党的政治清算，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空前的政治信心。在他心里，帝国中兴已经指日可待，不光是内政尽在自己把握之中，同时他也希望辽东的军务也能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知道作为帝国的北大门的庇护者，辽东守军有着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如何保持这支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成了他最为关切的事情，而重新启用袁崇焕，正是朱由检调整辽东军事部署的重要一笔。在他看来，袁崇焕有着比较辉煌的对金斗争经历，另外还有一点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在召见袁崇焕时，袁曾保证五年平辽。按照当时的情形而言，五年平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作为深谙辽东局势的袁崇焕，不可能没有这种判断能力，而之所以说出这样的大话，除了口误的可能之外，更多的原因想来还是希望取得朱由检的最大信任。
朱由检的这种押宝式的行为给了袁崇焕极大的信心和力量，在他的调度之下辽东防务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皇太极的军队始终无法从正面突破。除此之外，袁崇焕还大刀阔斧地整顿了辽东军务，在这个过程中，皮岛守将毛文龙因为不服指挥竟然被袁先斩后奏，一刀剁了脑袋。诛杀毛文龙作为袁崇焕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笔，也是帝国元首朱由检对他信任的一种体现，然而正是这次临阵斩将对他之后的命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就连袁崇焕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一天，这种来自帝国元首的巨大信任会成为他走上刑场的直接原因。
由于袁崇焕的有力指挥和巧妙应对，后金军队始终无法从正面攻破宁锦防线，于是只好绕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长驱直入进攻北京。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在战略上意图比较明显，就是希望能够复制当年成吉思汗进攻南宋的战略大迂回，避实就虚一举拿下大明帝国的心脏。而事实证明，在这次进攻中他也的的确确险些达成了愿望。
在后金军队的强力攻击下，明帝国的军队一溃千里，皇太极很快就攻到了北京城下，慌了手脚的朱由检急忙传令辽东，要求袁崇焕回京勤王。而此时在战略上已经取得了绝对主动权的皇太极并没有料到，自己居然在北京的城下又被老对手顽强地止住了前进的步伐。同时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进攻也成了他与死对头袁崇焕的最后一次交手。作为女真人的新首领，皇太极想必很清楚，正是因为他们这个民族和他们所缔造的金帝国，才有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一件冤案——岳飞“莫须有”案。而当时光流转，历史走到明朝的末尾时，又是这个民族制造了另一起大冤案——袁崇焕案。只不过上一次的总导演是完颜家族的豪杰，而这一次是他、爱新觉罗家的年轻新贵。虽然最终他没有取得战役的完全成功，但却非常轻巧地让自己的对手帮自己拔去了一个眼中钉！
第45节：奈何江山唱晚（45）
而从朱由检对袁崇焕的态度来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从崇祯二年他将战功卓著的袁崇焕打入天牢开始，他就已经为他所掌握的帝国敲响了丧钟，而这丧钟并不简单是因为一次愚蠢的政治失误，而是这失误的制造者是一个愚蠢的皇帝。
与朱由检的昏庸刻薄截然不同，作为努尔哈赤的继承人，满清皇帝皇太极自即位开始就表现出了卓尔不凡的一面。虽然几次战争败在了袁崇焕的手上，但是他对于两国之间长期的斗争却做了充分的准备，当自己的第一对手袁崇焕被干掉之后，立马中原就成了皇太极的终极目标。
作为关外民族的首领，皇太极非常注重与汉族民众的关系问题。考虑到自宋朝以来，汉族人就对“金”及“女真”的称谓有着刻骨的仇恨，所以在登基之后，他便一改往日对汉族人的态度。这种改变虽然切实效果不大，但却从侧面说明，对于皇太极来说，单纯的武力征服已经不是他的首选，他考虑的更多的是征服之后的降服。
明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汗王爱新觉罗？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旧称，将族名定为满族。这年十月十三日（农历）皇太极正式宣布：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紧接着第二年，皇太极又将国号改为大清，彻底与“金”做了告别。
皇太极这次改头换面的举动，一方面将女真民族更为稳定地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从“金”到“大清”的转变表面上只是一个称谓的改变，但其实却并不然。皇太极考虑的是如何让汉族民众接受自己所领导的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一个曾在历史上不共戴天的政权，在他看来，更改国号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办法。
而当这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之后，皇太极要做的就仅仅是等待，等待机会的出现，等待一段属于女真民族的新历史。
一 草原上的新盟主
十三副遗甲起兵，女真民族的共主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中土大地暗流汹涌，此时在建州女真的部落里，一个婴孩顺利地诞生，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有关他的历史我们可以归类为典型的为父报仇，他的祖父觉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