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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已深感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和对外交往，于是，下令创制本民族文字——满文。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借助蒙古文字编造国语。额尔德尼遵循努尔哈赤指授，参照蒙古字母，创立了女真人自己的语言，俗称“老满文”。
额尔德尼和他所创立的女真文字系统，为后金国的建立和满族的加速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清王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位先贤在建国初期的不懈努力和天才智慧。
达海，九岁便能通晓满汉文义，具有超凡的语言天赋。他翻译了《素书》、《明会典》、《三略》等汉文典籍，并为老满文增补十二字头，于旧文字旁加以圈点，使满文更为完善，被称为新满文，通行于后金。他的存在使女真人很好地吸收了汉文化的精华，并且最终确立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核，进而建立了强大的民族自信心。
这些文臣猛将皆云集努尔哈赤麾下，同心事主，为贯彻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总方针，而各尽所能，艰苦奋斗，终使女真民殷国富，军威渐盛。
在基本统一女真部落之后，努尔哈赤又将女真人的社会组织确定化，形成了紧凑有效的八旗制度，将其所属部落统统编入八旗，满语称之为“固山牛录”。八旗制度的设立，正式确定了女真人等级分明的组织形式和行政规划，在日后的民族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制度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成为“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当时“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的一切事务。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的力量空前壮大，原来的四旗机构臃肿，必须予以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将四旗改为八旗，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副职二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七千五百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部队）五千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作为女真部落的大酋长，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儿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镶蓝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二人为副职，再置四名章京、四名拨什库，并把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编成四个小的部落组织塔坦，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大功能，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第50节：奈何江山唱晚（50）
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明政府的关注。万历三十六年，明廷终止了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明朝这样做非但没有使努尔哈赤就范，相反，却加速了他们政权的建立。
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明神宗派遣守备肖伯芝赴辽东。肖伯芝此行作威作福，一方面摆足排场强令努尔哈赤跪拜，另一方面又企图以三言两语化解掉边关的危机。这种迂腐的做法直接暴露了明朝官僚的虚伪、怯懦，对此努尔哈赤自然心生厌恶，毫不犹豫就把这位肖大人顶了回去。肖伯芝事件之后，明朝政府更加注意努尔哈赤的发展壮大，但短浅的目光让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式，以为单凭高压政策就可以解决边境的问题，于是进一步压缩女真人的土地，并收缴其粮食，断绝其经济来源，这也直接加重了女真人集体性的反叛心理。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宣布“大金”政权成立，登极称汗，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之所以建国号为“金”，是因为他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作是历史上金朝的复兴和继续，史称“后金”。这也象征着女真民族摆脱了与明政府二百余年的隶属关系，重新开始了同代表汉族政权的明帝国分庭抗礼的新阶段。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女真民族最后一个分裂势力，彻底完成了本民族的统一。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讨大明：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唯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彻底地否定了明朝政府延续百年的边疆政策，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廷分化瓦解女真各部，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女真军民之间激起了极热烈的战斗氛围。为此三军将士奋勇冲杀，很快便攻下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处，掠人畜三十万，击杀辽东总兵张承胤，获战马九千匹、甲胄七千副。
当年五月，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军再次征明，又相继攻克抚安堡、花包冲堡、三岔儿堡等十一个屯堡。七月，攻入鸦鹘关，袭破清河堡。努尔哈赤欲乘胜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且侦知明廷将派大批军队增援辽东战场，于是在九月便主动撤退。
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努尔哈赤通过明朝使臣李继学向万历皇帝朱翊钧提出了三项罢兵的条件：
（1）撤走边兵，解释清楚“七大恨”，承认金政权的存在，允许他自立为王。
（2）抚顺、开原原有敕书仍照旧给予。
（3）赔付绸缎三千匹、黄金三百、白银三千。
对于努尔哈赤的狮子大开口，明政府大为恼怒。虽然“辽左覆兵陨将，虏势日张”，边关局势已经一塌糊涂，但帝国的中央决策层还是决定调兵遣将，企图一举将新生的“后金”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在他们的眼里，努尔哈赤虽然羽翼渐丰，但实际上不过是边境上一小股凶顽，虽然让人恼怒、担心，但剿灭他们依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51节：奈何江山唱晚（51）
二 和朝廷第一次正面对决
萨尔浒大战和熊廷弼之死
在明朝与后金的对抗过程中，萨尔浒之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光是后金军队与明朝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团作战，也直接体现了双方军队的作战能力。在这次战争中，后金军队战术得当，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这一仗堪称我国军事历史上的典范之战，直接奠定了辽东的局势。自此之后，在辽东的战场上，明政府再也没有获得过进攻主动权，不论是谁领兵镇守，即便是后来的袁崇焕，也没能改变明政府军疲于防守的现实。
与萨尔浒之战同样可以计入史册的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是一位与袁崇焕有着相似命运的将领，同样是文官出身，同样心怀一颗报国心，同样两上两下，同样没有落下一个好的下场。
他唯一比袁崇焕幸运的竟然仅仅是死得痛快了些，他的结局是被割了头颅、传首九边。
明帝国，至此休矣。
（一）萨尔浒在哭泣
万历四十六年，明政府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经略辽东，奉旨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意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的金政权。然而杨镐到任之后发现，由于多年来辽东边防始终处于消极状态、军力羸弱，因此每遇战事，士卒便不敢迎战，毫无战斗力。于是，无奈之下杨镐只好调福建、浙江、陕西、四川、甘肃八万余兵丁到辽东，又征用朝鲜王国兵将万余人，集结于辽阳、沈阳，以期捣平后金，“以雪败亡之耻”。
从明帝国的这次战争准备来看，军队数量上虽然有保障，但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士兵的来源。由于杨镐抽调的军队很多来自于南方，而二月份的辽东正是冰天雪地，寒冷的季节对于南方战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另外朝鲜军队的加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但是由于作战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出于对天朝军队的强大自信，此次明军的作战目的非常明确：“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酋”是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这就是说，明军此次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消灭整个建州女真的有生力量，进而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在辽阳地区集合征辽将领、召开军事会议，誓师讨伐努尔哈赤。在这次会议中，明朝军方议定兵分四路：西路为主力部队，从抚顺出发，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原总兵赵梦麟为副，官兵二万余名；北路军从靖安堡出边，以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人，叶赫兵二千随征；南路军从鸦鹘关出边，以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官兵二万余人；东路军从亮马佃出边，以总兵刘铤为主将，官兵一万余人，朝鲜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总计四路军马一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和叶赫部落的军队，一共十万零三千余人，号称四十七万，火器数万，声势浩大。后金女真总共约六万人，即使全民皆兵，也只是这区区六万，在人数上占据绝对的劣势，而且使用弓箭刀枪，没有火器，双方力量对比，似乎明军是定胜无疑了。然而，战争结局却出乎明朝政府的意料，十万大军竟惨败于八旗劲旅手下。
由于之前早已收到明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因此努尔哈赤做好了充分的战略准备。这场战争对于明帝国的人民来说是大国宣威、平复边虏，但对于后金人来说却事关民族的存亡。尽管明朝大军压境，兵多、枪多、火炮多，但事实上后金的军民却毫不惊慌，面对强敌，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第52节：奈何江山唱晚（52）
一来，保家卫族，只有死战一条路。女真人长期遭受明朝政府压迫剥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满人“苦害欺凌，千态莫状”。因此这次明军来剿，不将其打败，努尔哈赤和他的亲信部族固然要被斩尽杀绝，八旗官将士兵也势必难逃一死，整个女真族必然要被弄得七零八落。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战争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少许的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性质，因此无限激励了女真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说白了就是，左右是个死，还不如力拼而死。
二来，由于女真人和新兴的政权“金”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其民族信心已然被再次唤醒，内在的血性喷薄而发，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贵族充分起到了领袖模范的作用，举国上下练兵习武，拼搏进取，一派兴旺的景象。而之前女真劲旅又取抚顺，下清河，斩杀明朝大将，所向无敌，因此此次交战虽然表面力量悬殊，但对于女真将士而言却是信心百倍，从一开始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经过仔细的侦查之后，努尔哈赤基本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也看清了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认为“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认为明军虽然枪炮众多，但也有其局限之处，那就是利远攻，不便近战。而相比之下八旗兵丁使用传统的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同时由于明朝军队多是远来，人地生疏，粮饷难继，而己方军队则生长于此，熟悉作战环境，行动便捷。因此努尔哈赤决定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明军之短，设下埋伏，诱敌入围，然后以奇袭的手段破敌。
下定作战决心之后，努尔哈赤只派出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铤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准备埋伏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这就是所谓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表面上，努尔哈赤的这种战法，有些莽撞，一旦失利便会全军覆没，但正是这种拼死决战的勇气和信心让后金军队得以最大化了自己的力量。此时如果明军能够调整兵力部署，对后金军队迅速形成战略合围，那么这场战争还有取胜的希望。然而可惜的是，杨镐的如意算盘并没打好，由于明朝军队对作战地形不够熟悉，关外又多山多水，刘铤、马林和李如柏三路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目的地，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以六万人对付杜松的三万人，便能够在整个战役中取得局部优势，获得主动权。
仔细地进行了战役部署之后，努尔哈赤拔营起兵，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作为此次战役的主力部队，明军西路杜松部急于交战，一心取得头功，因此虽然明知其余各部动作缓慢，依然孤军深入，意图寻找努尔哈赤主力部队，并与之展开集团攻防。
作为西路军的统帅，杜松本人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将领，他出身于将门之家，兄长杜桐以军功升至大帅。杜松本人也是“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阵仗，屡建军功，最后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同时与大多数明朝官员不同，杜松的为人也很正派，其人秉性清高，不贪财、不怕死，也不巴结上司笼络权贵，从这几点来说，杜松可谓明帝国的忠臣良将。然而抛开他具备的这些优点不谈，作为统兵作战的将军，杜松在性格上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性急“尚气”，也就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急性子。
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三万明军，出抚顺，十四日抵达萨尔浒。此时杜松如果能够沉下气来，死守萨尔浒，拖住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那么一旦其余三路军队抵达赫图阿拉，明朝军队将形成巨大的优势，到时再利用武器装备的优势，剿灭努尔哈赤确实不是什么痴心妄想。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