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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不过实际上还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鉴，任何一个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学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曾彦修为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大学者束星北·方 朔
李政道向周总理推荐的老师
1972年10月14日，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回国。这是他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时，希望他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他并不知道束星北教授正在做什么，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未能如愿。
束星北在1943年，是李政道上浙江大学时的物理老师。
束星北早在1926年到1930年，先后在美国、德国和英国留学，就开始进入国际理论物理的一些前沿。1931年应竺可桢之邀，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偏居贵州遵义湄潭的山寨里，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束星北在这里，启蒙了李政道等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当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设在湄潭的双修寺。年仅16岁的李政道，大部分时间在双修寺实验室里。他在向束星北、王淦昌（建国后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二位物理教授的学习中，最初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物理学从此对他一生，产生了无比强大的吸引力。
每一两个星期，束星北教授从湄潭专程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进行讨论。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李政道和老师束星北经常是一对一的讨论，老师的科学精神和很多观点，使李政道终生受益。
李政道在和老师告别时，束星北送他一本《电磁学》名著。这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大学做研究时用的参考书。李政道成名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站在爱因斯坦、玻尔大师的身边
一生只是当过李政道的老师，算不上天才。有件事，足以证明束星北的天才。
1979年年底，国家航天部首次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在公海最佳的接收和打捞时间。当时，国家并没有相关的专家，来承担这项绝密的任务。
有人推荐在文革中饱经磨难的束星北教授，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在任职的海洋研究所手中的一台计算器和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计算任务，既为国家节省了百万元实验经费，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当年，他72岁，在国内高度保密的科学界传为佳话。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实验事业创始人之一）是束星北惟一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他认为束星北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计算Lamb效应，当时世界上还未有人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
20世纪30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随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1年8月，束星北又转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斯特洛罗克。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应邀来到中国。他访问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与这位世界量子力学大师相识。在杭州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玻尔寸步不离。
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射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
玻尔回国后，不断收到中国大学师生的信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他当面责难蒋介石 国难当头投身报国
束星北是一位有血性的人，在青年时期就曾当面责难蒋介石。
他刚从国外归来，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一天，蒋介石来校视察，在接见的几个军官中就有束星北。当时“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束星北认为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和八十四师，违抗政府不抵抗命令与日军血战，是民族的壮举。国民政府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是种妥协行为。于是，对蒋介石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当众感到难堪，只是说：“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束星北的弟媳是宋美龄的秘书，日后告诉说，蒋回到总统府，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件事。束星北见蒋介石气量太小，就辞了教官一职去了浙江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突然失踪。开始准备与教授们商议大学西迁的竺可桢、何增禄各处寻找。最后还是由其妻葛楚华领着，在杭州一所临时作为兵营的学校操场里找到了他。当时，束星北已成为向社会招募的第一批义勇军战士，剃了光头、一身戎装，在杀声震天的口号声中，将刺刀一次次刺进“敌人”的胸膛。
这个时期的束星北，将精力转向了国防武器的研究，还同王淦昌给学生们开讲“国防物理”讲座。王淦昌主讲枪炮的设计、子弹和炮弹行进过程中的动力学和飞机飞行中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束星北讲短波、激光、雷达、收发报机、无人驾驶飞机。
1944年，日军从广西打了进来。教授或年龄较长的老师各处疏散，投亲靠友，年轻力壮的师生上山打游击。束星北在湄潭的家，马上成了武器作坊，寄居在他家的两个弟弟做下手，束星北用最原始的方式：一硝二木三硫磺做火药，用当地含磷很高的火柴头做引爆雷管，造出了大量的子弹和手榴弹。他的儿子束庆星说：“按父亲的脾气，如果不是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被阻止于贵州的独山并最终撤出广西，父亲一定带着他制造的土武器跟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
不惜用生命维护民主法制
2006年6月，青岛。在绿树簇拥、青草盈盈的一片静谧之地，一位年近花甲的女人，手捧一束鲜花，站在父亲束星北的铜像前，留下一张合影。她，就是陪伴父亲半生的女儿束美新。
如今，束星北教授已经成为青岛以至山东的骄傲。他的名声和山大的中国著名生物学教授童第周、著名文学教授陆侃如、冯沅君共载史册。
然而，岁月也曾留下沉痛。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束星北由浙江大学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家被安排到鱼山路26号教授大院。童第周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都住在这里，只有国内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
1953年，有一天早上，山大物理教授周北屏匆忙中忘记带校徽，被门岗指住。眼看着上课时间已到，解释了一下，就向里闯。不料门岗竞打开了枪刺指住他，两人较上了劲，周北屏往里挤，门岗就用枪刺向外顶，结果连他的外衣也刺破了。正是上班高峰，周北屏的面子很是过不去。
周北屏的父亲是江南名儒，虔诚的基督徒，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就是他家中座上客。周北屏把脸面看得跟生命一样，回家后越想越窝火，便在自家院门口上了吊，虽被及时发现抢救下来，人却伤了元气，耳朵出现幻听，常常在床上睁着眼睛坐到天明。
束星北知道这事后，一个人去了校党委，非得让校领导向周北屏道歉不可，双方互不让步。束星北站在校党委办公室的门口，向围观的人大声喊：“法西斯，民主死了！”这样一来，性质变了，有关领导一方面马上派人去周北屏家做解释、道歉；一方面追究束星北的反革命行为。这事不但惊动了青岛公安局，省公安厅也来了人。硬是让校长华岗给压了下去，否则束星北在劫难逃。
在1950年浙江大学“三反运动”中，全国著名的束星北教授没有幸免，为友人受累。
有一天，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东西，要在家中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星北怒不可遏地只身闯进校“运动办”，见管事的那个人正和一人谈话，伸手便将其揪了起来：“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拳过去，那人鼻孔蹿血。
苏步青解脱了，束星北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被学校批斗。
1956年，束星北被山东大学肃反领导小组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当众宣布停职反省。他以理相争，甚至准备全家集体自杀也不屈服。他四处呼吁，给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竺可桢闻讯后，将束星北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国务院副总理兼全国科协主席的陈毅，专为处理他的问题，两次召开会议，周培源、赵九章、贝时璋等人参加了“同行评议”。最终，校党委给他恢复了名誉。
在鱼山路26号大院，我家和束星北教授家楼门，只隔一道木栅栏。越过来就是我家的后院子。1955年5月，我父亲在山东大学被错误地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隔离反省。当年8月，山大校长华岗也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逮捕入狱。学校停发了我父亲的全部工资，母亲领着我们五个孩子，没有一分钱的生活收入。全大院的人都不敢与我家公开往来，怕划不清界限，受到牵连和影响。
9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束星北教授的二儿子束庆新，那时有十八九岁，钻过木栅栏秘密来到我家。
他说：“我爸爸让我来转告方伯母三句话：方教授不会出大问题，他和胡风没有任何联系，大家都知道是冤枉的；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全家人被遣送到哪里，千万不要绝望，方教授一定能回来；卖书最好先挑文艺类的书卖，家中的《俄华大辞典》、《英汉大辞典》和一些教学参考书，千万不要卖掉，以后方教授回来还要用！”
他说着，从衣袋里拿出30元钱，悄悄地说：“这是我爸爸让我送来的。”
母亲十分感动，但怕连累束教授，万万不肯收。束庆新看到地上有几本稿子，就灵机一动说：“把方伯伯翻译《彼得大帝》用剩的稿纸，拿给我几本，就算我们家买稿纸的钱好了。”这样，母亲才肯把钱收下。
两个惊人的“要求”和特殊的“脑力运动”
1958年，束星北还是没能逃脱厄运，被送到青岛月子口水库强制劳改。3年后，回到青岛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清扫厕所。
作为一位物理科学家，他有两个既惊人又痛心的“要求”：
一个是1964年8月9日给院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为了“防止核战争”让祖国“迅速获得足够的核武器”，主动要求协助党和国家，动员在国外自己“熟悉而且有过很好感情的三个人”即学生李政道等人回国，共同研制原子弹。
另一个是在常年的“思想改造”中，他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来解决为什么大便经常拉在坑外？大便经常用水冲不掉？水箱经常坏的问题”。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至少解决一部分，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程开甲看到樊洪业文章中对束星北在1964年听到我国原子弹爆炸时的伤感，进行无端讽刺、挖苦、指责时，这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甚为反感。他说：“束星北对原子弹的感伤是有根据的。他对‘Bohr…Wheeler’一文，讲原子核裂变的，在1943年前经常讨论。他在1941年前对我讲过，‘我们研究击破原子核’。在原子弹未在美国上马前，他已有察觉可以利用裂变的中子轰击。（此前，已有Han…Strass…mall裂变铀的实验。）我们在1942年就在湄潭研究报告Bohr…Wheeler分析铀裂变理论的文章（我作报告）。爱因斯坦在40年代初写信给罗斯福总统也只凭这些。束星北对原子弹是确有想法的，不能无端的斥责束星北的伤心。束星北为人既能深入理论，也触动实际。”
确实，束星北在万分痛心自己，20年代就开始钻研理论物理，今日竟无用武之地！一心想要为国家研制核武器，却对祖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展及成果一无所知，竟然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
他的小女儿束美新对父亲有一段感人的回忆：
“1970年7月，青岛医学院被迁到山东省惠民北镇，父母也随着学校去了那里。在这之前，我随丈夫一同下放到聊城一家三线厂子，第一次和父母分开。1971年1月的一天，头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我抱着孩子来到北镇。远远地看见在医学院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一身黑棉衣棉裤，在雪地里很是显眼。他的身后扫了一条长长的路。我忍着泪水说，爸爸，我和你的外孙来看你来了。父亲看着我和孩子，愣了好一会儿，才大梦初醒似的在棉衣上使劲地搓了搓手，把孩子抱在他的怀里。父亲走在前面，没走几步就把孩子给了我，要过扫帚又折了回去。
这时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我，父亲常在他清扫过的学校操场或球场上，用木棍或枝条一个人不停地运算、写字。一次次写满，然后又擦掉，他的大扫帚就是‘黑板擦’。他最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被废掉了，这是他自己发明的脑力运动！”
1974年，束星北被摘掉政治帽子后，抓紧时间搞科学研究。有时，半夜里灵感突然来了，急忙从床上爬起，在似睡非睡中挥笔疾书。第二天早上，亲人看到纸上写满的字，竟然是他夜里写的检讨与自我批判。
1978年，束星北被聘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了。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希望全国一流水平的专业科研人员，参加他主办的培训班学习。在青岛李村，他每天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1979年3月9日，在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活动中，《光明日报》以束星北的署名，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回忆文章。
主动捐献遗体竞未能如愿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