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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文章。
主动捐献遗体竞未能如愿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地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
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童第周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
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作者为本溪日报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郭小林
郭小川借调到体委，王猛表示欢迎
文革初期，在造反狂潮席卷之下，国家体委系统成为受害最烈的重灾区之一，因为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当成“大土匪、大军阀”打倒，整个系统一片血雨腥风，造反派的“棒子队”全由一帮膀大腰圆的运动员组成，被揪斗者皆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仅中国乒乓球队一个队，在1968年4月至6月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就有曾经闻名全国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1971年2月，被称为“一员猛将”的52岁的王猛被周恩来点将从38军政委任上调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国家体委，从干校解放大批干部回来工作，并且从各部委借调人员来帮忙，郭小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借来的。
郭小川文革前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因一篇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世界冠军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与国家乒乓球队员们建立了友谊。虽然因为所谓文革前“执行了周扬的文艺黑线”，在运动初期被原先工作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揪了回去，挨了批斗、关了“牛棚”，但1970年6月即获得“解放”。既然毛泽东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郭小川真心以为通过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的考验，自己已经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思想已经升华了（所谓“革命化”了，证据就是甫一解放，干校军宣队就调他去大队搞“专案”；干校所在地的公社来求援，要几个“笔杆子”去帮助他们写“讲用”材料，军宣队选派的几个“红作家”就有他；更有自1971年35月和89月他先后被武汉军区和兰州军区借调去写关于“五七道路”纪录片解说词且均获好评等等）。所以他的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心情却是很振奋的，决心要大干二场。
恰在这时（1971年），庄则栋在中美“乒乓外交”活动中，因送给美国运动员科恩一幅织锦的举动而“立了功”，受到毛泽东的夸奖（毛话大意是：这个小庄，不仅球打得好，还很有点政治头脑，会办外交，做了外交部、周总理做不到的事情），郭小川得知后觉得应大力宣传庄则栋；文革前他虽然写了《小将们在挑战》，但它侧重写的是乒乓球队这个群体。于是他通过朋友私下询问了国家体委所属的《体育报》领导。当时《体育报》正酝酿复刊，需要有分量的稿子，两下里一拍即合。报社请示体委获得批准，在走完了必要的手续之后，郭小川1972年9月被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到国家体委。这一年，他53岁。
郭小川被借调来，王猛很是欢迎，指示体育报社要“好好接待”。
郭小川先是进行大量采访，他访问了庄则栋的小学、中学同学，班主任老师，启蒙教练和国家队教练，过去在少年队的队友，国家队的队员和庄的亲属，然后开始认真写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郭小川写出了《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一文。对于文章的写法，他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由于当时“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横行，文艺禁区遍布，这不能写，那不许表现，人物塑造要“三突出”，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能写英雄的成长过程，等等。郭小川对这种“理论”是有看法的，所以他选取庄则栋的少年时代来写，有意避开文革这段时间，并且多次写他“认为自己笨”，就是意在写出庄则栋这个“英雄人物”也是有缺点的。
郭小川深知这是自己“文革”后的第一次“亮相”，不可不慎重从事。这可以从他当时写给亲友的信中得到证实——
1973年1月8日致晓雪：“《庄则栋的少年时代》今天才写成初稿。在这以前，白天忙于访问、写，晚上就累了，为了不垮，只好说服自己休息。”
同日写给女儿的信也说：“最近，我很累。《庄则栋的少年时代》刚刚写成，挺吃力。”
1月31日致女儿信又说：“忙了一阵，写完了《庄则栋的少年时代》第二稿；现在是三十一日凌晨四时多。”
2月20日致女儿信又说：“庄文，写了一段，最近领导印了一百份，在体委内部讨论了一下，因为，在宣传不宣传庄的问题，有点分歧。讨论后，绝大多数还是肯定的，对稿子也基本肯定，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现正等待体委党的核心组讨论。如同意写下去，可能搞到五六月（因为每篇都要修改多次）。”
3月30日致女儿信又说：“今天上午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了会，讨论了那篇文章，认为‘很好’，四月号发表，希望我在不影响身体的前提下，到南方去看看。庄也要我帮他研究一下他提出的那些‘矛盾’。”
4月4日致严阵的信中说：“历时四个月之久写的一篇通讯，三月卅日才经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通过，将在《新体育》四月号上发表（如不出新的故障的话），真是难产。我仍有些担心，是否还有什么错误？慎重是必要的。”（以上各信见《郭小川全集》卷7第586596页）
而字数比《笨鸟先飞》多了一倍的《小将们在挑战》，采访和写作时间一共仅用数周时间，对比之下，足见这次创作态度之谨慎。
文章写出后，王猛等人多次审阅，并召集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郭按照领导意图修改后（如在文章末尾加上了一段反对“天才论”的话），1973年4月发表于复刊后的《新体育》第4期。这也是郭小川在文革开始后第一次用真名公开发表作品，算起来已有8年未在报刊上露面了。文章发表后立即在沉寂多年的文坛激起很大反响。许多朋友写信给郭小川表示祝贺，有的甚至说：“此间盛传您要出任体育报社社长……”
香港《文汇报》也很快转载了全文，并加“编者按”，题目为“久违了，郭小川”，还出版了小册子。
与此同时，1973年4月初至5月下旬，庄则栋在有关部门安排下到全国各大城市以《如何打乒乓球》为题作讲演，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先后到了广州、昆明、成都、武汉和上海。他邀请郭小川同行，每到一处，他都要向听众介绍坐在台上最外侧的郭小川，说“这是我的老师郭小川……”
文章无端惹祸，江青另有用意
这些情况早有“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爪牙汇报上去，江青得报后发话：“黑线人物郭小川怎么又窜到体委去了？要查一查！”她要借郭小川来打压“不听话”的王猛，而打击王猛，更深层更隐蔽的目标则是周恩来。
既然抓住郭小川的“问题”就可以打击王猛，那么不管文章写得好与坏，在江青那里一切已经决定了。就这样，郭小川不幸又成为了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关于《笨鸟先飞》，据说江青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是原作协干部、曾任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人的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告诉我的，他说：江青看了《笨鸟先飞》，斥责道：“说庄则栋这样的人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虽然江青后来在宣布对郭进行“中央专案审查”的时候，故意说“郭这个人我不认识”以撇清自己，然而事实恰恰证明了心胸狭隘偏执的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那么，江青为何抓住郭小川不放？
据郭小川回忆，他在延安时并不认识江青，文革前十七年间与江青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时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领着水华、梅白等一干人在摄制重点电影《土地》。江青作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负责人到武汉来，郭小川便向她汇报这部片子的进展情况，江青听后提出：故事片还是要以塑造人物为主。应当承认江青那次是对的，郭小川他们当时忽视了艺术规律，把这部故事片拍成了图解土改政策的宣教片，后来结果当然是失败了。而郭小川当时对江青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这就给江青留下了一个坏的印象。
到了1953年以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文艺处，担任过一段分管电影的副处长，与江青在同一个单位。在郭印象里，江青一是不常来，大概一个月才来上班一次，来了也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二是，他和林默涵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常常弄不清江青说的对一些文艺工作、文艺作品（如电影）的意见，究竟是她本人的，还是毛泽东的？心中不免对她有点儿看法。
显然，这一段同事，郭小川也不会给江青留下什么好印象。
后来1971年34月及8月间，郭小川曾两次被部队借调去写作关于走“五七道路”的纪录片解说词，第一次是武汉军区，第二次是兰州军区。结果江青知道了，说“郭小川满天飞，谁让他去的”？弄得部队很紧张，兰州军区借调仅9天就匆匆让郭小川返回干校了。
可见江青一直是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敏感性”紧盯着郭小川的。
王猛是怎样得罪江青的？
而此前江青早就插手体育界的运动，1971年之后更是频繁光顾国家体委。
由于王猛是军队干部，急于在军队中培植自己亲信的江青就加意笼络他，比如请王猛看内部参考片之类。梗直的王猛以前就对这位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第一夫人有所耳闻，如今亲眼所见江的种种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惯。1971年12月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兴致很高，先和林慧卿掰手腕，后来又对王猛说：“王猛，咱们来比比吧！”王猛很为难，就回绝说：“首长，我手没劲，我认输。”但是江坚持要比，王猛只好应付了一下，给江青闹了个没趣。王猛心里也不高兴，觉得江青怎么这样轻狂，以后再请看电影，王猛干脆看了半截就走了。并且在体委说：今后中央领导来，不要都由我陪，我事情很多，大家（指体委其他负责人）轮流陪。江青再来，王猛就不陪了。江青后来对庄则栋说：“看来王猛对我有戒心，这个人小里小气不大方。你不要为他说话！”听了江的话，原本与王猛关系不错的庄则栋，态度有了180度转变。
对王猛拉拢不成，江青看中了庄则栋年轻、头脑简单，便极力拉拢庄则栋，她要用庄则栋来达到打倒王猛，从而把对体育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久，江青召集众人到毛家湾看批斗周宇驰的录像，王猛坐在江后面，他心情不好就小声说了一句：“这个斗争会一点气氛都没有。”江青听见了扭过头来说：“你不气愤？”王猛顶了一句：“我比谁都气愤！”江青就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江青站起来说：“我先走了，你们都不要动。”众人都起来送江，直到大门口，惟独王猛坐在那里不动。庄则栋回来就问：“王猛同志，你为什么不去送江青同志？”王猛回答说：“江青同志有指示：‘你们都不要动’嘛！”
第二天即1974年3月5日晚，江青接见庄则栋时就大发雌威，怒道：“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你猛不了了！”3月7日又大骂：“王猛是法西斯！死官僚！大恶霸！”江青的御用班子就借口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三十八军是借用力量”的说法，鼓噪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遂于1974年4月遭到批判，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叫嚷“揭开体委阶级斗争盖子！”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王猛虽未被撤职，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是邓小平保了王猛。王猛挨批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李先念指示造反派：“不能到医院去闹，要背靠背。”王猛在医院里做理疗时，偶遇胡耀邦，两人以前并不熟悉，胡耀邦就问：“王猛同志，身体怎么样？”王猛说：“你是谁呀？”“我是胡耀邦。”“噢！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聊起来后，王猛就大倒苦水，说自己现在处境很困难，想离开体委回部队。胡耀邦就给王猛出主意说：“你写封信，我通过可靠的人送给邓小平同志。”
当时正是一个机会——邓小平复出大搞整顿，江青向毛告邓的状却受到毛的批评，于是躲到了外地。小平看了信后下令：让王猛赶快回部队。庄则栋却说：王猛不能走，他还没有检讨呢！小平于是在1974年12月5日晚给庄打电话说：“让王猛检讨，可以，但无论检讨得好坏，你都要鼓掌，第二天就送他走！”
1974年12月6日，体委召开批斗王猛的大会，批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上搞投降主义”等等，会场设在体委科研所四楼会议室，王猛被迫做了检讨，他只说自己“有错误”，但坚决不承认是“修正主义”。会后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抄王猛的笔记本，这时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