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己“有错误”，但坚决不承认是“修正主义”。会后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抄王猛的笔记本，这时隐忍已久的王猛拍了桌子，他吼道：“我现在还没有撤职，还是体委主任！你们没有权力抄我的东西！你们给我出去！”那几个人当场被镇住，灰溜溜地退走了。针对这次发火，造反派后来气急败坏地说王猛是“猖狂反扑”。
正因为王猛是周恩来调来的，而从“乒乓外交”到中美建交的全过程都是周恩来具体领导的，那么所谓王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外事上搞投降主义”云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由于邓小平的干预，王猛得以从体委脱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武汉军区政委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小平同志在接见他的时候曾专门交代，“王猛是我给调去的”（意思是你们要善待他）。
以上内容均采自2008年3月5日访王鼎华。从王鼎华提供的“批林批孔”时期国家体委核心组《简报》抄件中可以看到：
1974年3月12日第14期：
体育报编辑部同志揭发：王猛为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出场大开绿灯，写出文章后王猛多次审阅并召开核心小组讨论，批准发表。然而向中央写情况反映却说是“体育报领导组织观念淡薄，没有请示中央”，只字不提体委领导责任，欺上瞒下，文过饰非。
1974年5月30日第31期：
王猛不请示中央，擅自让郭小川写文章在体育报上发表，还指示报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为上宾。某某某揭发：1973年8月王猛曾说：“中央负责同志批评郭小川写传记，我向李德生汇报说那不是传记，李德生说你不认为是传记。人家认为是传记。”
（当时中央有规定，不准给领导人写传记，如果写了，就是“错误”。）
“郭小川是我请来的，我负责！”
如果依照所谓“山头”而论，王猛和郭小川并不是一个山头的：王猛是“四野”的（王猛实际上是1960年才调到三十八军的），而郭小川曾经在三五九旅呆过，是“一野”的。而且过去两人素无来往。通过郭到体委这一段的工作，王猛了解了郭是个正派人，对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所以他是想保郭小川的，他曾在国家体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讲：“郭小川是我请的，有什么问题找我。”王猛被“批斗”后，有一次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鲁光曾和他聊到后半夜三点，说起郭小川，王猛说：“姚文元要调阅郭的原稿，我没给，只拿去了发表稿，这事还没完呢。”又说：“郭小川本来是想邀你一块儿写的，如果你去了，这次也跑不掉。”
最后，王猛感慨地说：“我是想保郭小川的，现在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王猛当时作为国务院的一名部长，江青骂郭小川的话以及江对他的不满，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而江青当时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她这个人是容不得一点拂逆的，连周恩来都不敢撄其锋。所以王猛这样做，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得罪了江青丢官尚在其次，闹不好就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金敬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王猛与郭小川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如今留存下来郭小川的采访笔记中有：
“1973年2月24日王猛同志指示：
独立成篇，不要搞成传记。庄则栋在童年时代怎样训练的？考虑题目。
不要明显地从小到大。
顺序，可以是儿童，也可以其他方面，总之，不要给人印象‘从小好’。好像是天才，反会引起不好的感觉。”（《郭小川全集》卷11第637页）
郭小川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时被迫写下的检讨中谈到了对王猛的印象：
“王猛作风大刀阔斧，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干校把大批干部调回来，各归其位，然后大抓训练。后来我上了班，与体育界的同志经常有接触，又听了两个大会，一个是三大球训练会议，一个是体工会议。在一次会议上，王猛说：‘把六百个干部从干校接回来，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局面不可能没有变化。”’（《郭小川全集》卷12第327页）
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2008年3月6日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杆子，小周明则是个社会活动家。又说，还有人想去体委，请你告诉他们，要等一等，我会转告。郭最后说：“你们年轻，不能再耽误了。”果然后来体委就发来了二人的调令。
根据以上线索，可以判断王猛和郭小川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这就更显得王猛在郭小川厄运当头时施以援手的品质之高尚。
厄运促成郭小川的醒悟
两个多月后，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若干周年所写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发表于复刊后的《体育报》。
7月28日，江青见到这首诗后说：“这个人可是个修正主义分子！”
江青说这话时，郭小川已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朋友之邀，去北戴河帮助修改话剧《友谊的春天》了。8月24日他接到体育报社通知：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的续篇。1974年3月底接干校通知，催促返校，同时获知于会咏点了他的名，公开指斥《友谊的春天》“攻击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而在这之前的1974年6月30日，秉承江青的旨意，国务院文化组已经在加紧搜集整理郭小川的材料，在第17期《文化动态》上发表《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一文，给他列了四条罪状：一、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二、《万里长江横渡》是“反革命宣言书”，“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三、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四、郭“家庭有问题”。
江青阅后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国务院文化组随即设立“中央专案组”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对郭小川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期间，郭小川被单独监禁在一间屋里，不得与外人接触，不许接电话，往来信件要先由专案组拆检，上厕所都要有人跟随，形同囚犯。诗人牛汉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向我说：1974年底，咸宁干校撤销，所有人员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归到丹江口干校，一部分归到团泊洼干校，在最后的聚餐会上，大家十人一桌，相当热闹，只有郭小川不许和众人一起吃，只准他在角落里坐个小马扎一个人吃，看着真是凄惨1
1974年12月10日，郭小川在专案组人员看押下转赴天津团泊洼干校，在北京换车时，江青亲自下令：“不准回家，在丰台车站就地等车！”到了家门口，却连和亲人见一面都不许。
这已是郭小川第二次被“中央专案”审查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牵连到周扬问题被审查）。相较于王猛，郭小川当时的处境要险恶得多。
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回忆说，郭小川1974年4月15日被“揪回”咸宁干校后，和他住同一间屋，当于会咏他们对《万里长江横渡》一诗和话剧剧本《友谊的春天》给郭横加的罪名传达到干校后，郭小川气愤已极，在宿舍里摔了一个茶杯，喊道：“太不像话了！”这么忠心耿耿地想为党做些工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太不公平了！
郭小川被“揪”回干校前一直在北京治病——他因长期患有肝炎，又有心脏病、动脉硬化，患牙周炎满口的牙已拔光，镶了几次牙都不合适，弄得他很痛苦。这次罹祸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身体和精神的打击都是极大的。由于生气，由于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在他1974年5月间写给亲属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几天的工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因心脏病，1974年5月1日信）“……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8次了，其势凶猛。最近，又连续低烧……”（1974年5月14日信）
如果说上次的“审查”他是低眉俯首，甘心往自己身上泼脏水，那么，这次“审查”的更加横暴、更加蛮不讲理，终于促使郭小川在极度的苦闷和委屈后有了初步的觉醒——正是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专案审查”期间，他认识到“不仅是文艺（政策）有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见新发现的郭小川1975年9月致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信），并决心给邓小平写信，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建议。他决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帮”斗争到底！然而壮志难酬，残酷的迫害摧残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结束后仅过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时年57岁。
后话
庄则栋1973年到南方巡回讲演回来的时候，当时在体委宣传司工作的鲁光曾问他“老郭怎么样？”庄则栋竖起大拇指，用当时流行的、从电影《地道战》中套来的台词回答说：“老郭的水平‘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鲁光2008年3月6日回忆）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说，回忆起当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当时我们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间聊到深夜，他不仅教给我怎样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题，如何起承转合；还教我怎样做人。”
王猛调走之后，33岁的庄则栋被江青扶上国家体委主任交椅，积极执行极左那一套做法，鲁光有一次悄悄问他：“小庄，你不是说老郭‘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吗？怎么现在批得那么起劲？《笨鸟先飞》写的都是你的事呀！”庄说：“谁让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忙问：“谁说的？”庄一看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住嘴说：“哟！不能说。”（那时江青说的话都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向下传达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鲁光2008年2月20日回忆）
我今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由此可见，即使在文革形势最为险恶的时期，权势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沉默，有人趋炎附势，有人落井下石，但也还是有正直的人是敢于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当然，江青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简单的团伙，他们的背后不仅有最高权力可资恃凭，更有整个制度。简单地责怪某一个人，即惯常的“女人是祸水”的思维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文革结束32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抛却个人恩怨，其实无论王猛、郭小川，还是庄则栋，他们都不过是权力刀俎上的鱼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于2005年90岁高龄时突发心脏病辞世了。我为未能在他生前采访他而深感遗憾。
庄则栋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做“三种人”隔离审查四年，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北京东郊一个地方，妻子、著名钢琴家鲍惠荞想去探视，却被告知只给十分钟时间，鲍惠荞心想十分钟能谈什么呀，还不如不去……结果，正是这四年隔绝导致两人的离婚。庄则栋比较其他“四人帮”的“死党”算是幸运的，他最终没有被判刑，解除审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乒乓球教练，后来与自称是他的“粉丝”的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佐佐木敦子结婚。他先后写了两本书：《闯与创》、《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据他说，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得益于郭小川当时教给他的写作知识。
（责任编辑 李 晨）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靖 鸣
2008年是“大跃进”发生50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事件始末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
1958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27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1…2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4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要夺取全国第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是环江县的“高产卫星”。
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此前曾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长）特别关照环江县，并为放“卫星”定下具体做法和基调，他暗示县委书记洪华：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湖北亩产三万斤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地里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亩产五至十万斤恐怕放不出去。贺还鼓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给小汽车。”当时正在柳州开会的洪华，立即给县里打长途电话，指示由江琴堂（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主持；季桂明（县委书记处书记）、韦玉昆（城关区委副书记）、李钰金（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具体负责，在城关高级农业合作社搞并蔸高产试验。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犁耙、深耕后堆人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参加劳动的有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他们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生产队和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由于人们不分昼夜地干，只用了两天便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禾苗倒伏，人们便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拦腰稳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套上了“架子”，长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无须施肥，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就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一切准备就绪后，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喜，说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超过十万斤。于是地委、自治区党委便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并分别组成检查验收团来环江县检查验收。
9月9日上午，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共6000多人汇集在试验田边，几个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爬上稻田“试一试”这块田的“密度”。
10点24分，红旗公社城管大队支书罗克正一声令下，496人到地里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级机关派人监督，每担谷子过磅后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纸后累计在挂着的黑板上。收割时，用箩筐装满收下的谷子，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