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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13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刊登一条消息，介绍秦安县各界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看这个标题，就能体会到当时斗争的火药味儿有多么浓烈：《如果谁硬要以人民为敌，我们就拿起锄头消灭他》，显示反右派运动已经波及到广大农村，反右派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8月28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打退地主富农的疯狂进攻》。同一天的《甘肃日报》还有一条消息是：《武威农民击败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消息说，有些乡社的一小撮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煽动下，到处造谣破坏，散布不满言论，企图推翻共产党，搞垮合作社。他们说什么：“正月十三一场风，今年定要动刀兵。”“殷纣王的江山虽然是铜墙铁壁，也叫苏妲己弄翻了。共产党的江山并非铁打铜铸，叫这些基层干部乱整，还能坐到几时？”西营乡的地主分子曾仲发公开向群众造谣诬蔑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共产党不行。”九墩乡富农分子段乃武借会计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社员多人罢工，阴谋未遂，就率领人向乡人民委员会请愿。一贯道首、富农分子侯锡山家中积存各种粮食三十多石，但在夏收前唆使其母亲装穷喊苦，并亲自拿着镰刀，明目张胆地几次抢割社里的小麦二亩七分。金羊乡伪军官韩廷弼父子三人曾再三离间社员关系，拉拢社员退社，并毒打我干部姜兴德。运动开始，这些地富分子都受到了迎头痛击。
中共酒泉地委对酒泉县的一份调查说，全县35个乡反映出的141个地主富农分子、28个释放管制分子、6个反革命分子、27个社会渣滓材料有力地证明，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其不满，特别是自党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他们的活动更为嚣张。有人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各种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活动。中共武威地委的一份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富农分子也经常地讽刺辱骂基层干部，污蔑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以发泄阶级仇恨。还有极个别的敌人向农民反攻倒算。如集泉乡的恶霸地主周浩，起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为免于起诉释放回乡。他回家后对农民说：“是政府害了我，干部给瞎扣的帽子。我在武威劳改时想了，政府冤枉我的小问题有四千多个，大问题有八十多件。”一直仇恨在心，企图一一反攻倒算。周浩对社主任监督自己劳动十分不满，辱骂我们的社主任是“特务头子”，“你们忙啥呢，我现在老了，迟早要死，我死了也不能叫你们好活，总得把你们弄掉几个再死”，吓得合作社干部周茂仁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运动开始以后，这些人的行为也都受到了清算。
以上做法就是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首抓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粮食的统购统销。要求干部群众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公粮、卖余粮、申报统销粮都要纳入统购统销的轨道。省委认为，在统购统销这个问题上，全省普遍存在思想乱、分配乱、盗窃多、瞒产多、乱哭穷的严重问题。
在武都地区武都县东十二社，很多人反映粮食统销少了。但是县委向地委报告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让地主、富农、二流子搅和得鸡犬不宁，社员也跟上瞎胡喊、瞎胡闹。经县上调查认定：这个社三队瞒产洋芋8石多（当地计量习俗，十斤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8石即8000市斤）。三队队长王永孝一人贪污6石洋芋、8斗包谷，还到别的庄子上去贩洋芋。这个社有的社员家没饭吃，而他家的猪却能吃上豌豆。一个社员说，我揭发王永孝可以，但是，我不敢，如果让他知道了，人家一天给我少记几分工，就要了我们全家的命了。这个社的富裕中农赵五容，卖给国家40斤稻子和50斤豌豆以后，要求发给他购粮证。他骗上了“供应户”的购粮证以后，买回210斤粮食，又以高价在黑市上出售。
1957年8月上旬，武都地委召集县委书记会议，内容之一是展开一场“粮食大辩论”：1957年全区的粮食定购任务能不能完成？“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能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县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对乡一级的干部进行了训练，学习中央文件，宣讲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所有敌人都在缴械投降的大好形势，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的坚强决心。然后深入到各农业社首先做好打击敌人的工作，同时做好广大农业社社员的思想工作。
会后，武都地区各县抽调了大批干部，光岷县一个县就抽调干部426名。这些干部迅速分散到全区167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驻队干部开展工作的方法是照搬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办法：进行一场“粮食大辩论”。具体办法是把“辩论”和“鸣放”穿插进行，把鸣放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引导群众进行辩论。武都地委在一份材料上说，通过大辩论这样的思想交锋，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其中意见最多、最激烈的还是统购统销中给社员的留粮标准问题、购粮任务问题。辩论前，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辩论开始，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战激烈，呈胶着状态。辩论中，经驻队干部引导，采用对比算细账的办法，收效比较好。武都地委对各县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认为粮食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离不开隐瞒私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几种。在夏粮分配中，武都县蒲池乡的6个社，私分粮食12930斤。这个乡去年走黑市的一共有1017户人家，流到黑市上的粮食有20多万斤。岷县西寨区刘家堡社的800亩秋粮，估产中就瞒产40000斤。还有的虚报年龄，把小孩子报成大人，多分粮食10000多斤。也有大斗小算的，78斤1斗算成68斤l斗，瞒产13000多斤。大辩论时，一名退伍军人说了实话，我们这里实际上有三本账，社员柜里一本账，会计桌面一本账，合作社主任怀里一本账。
武都地委向省委报告说，经过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农村社员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部群众情绪高涨，踊跃交售公购粮的热潮正在全地区兴起。宕昌县何家堡社的公粮已经入库91279斤，超额100％完成了任务。沙湾区公粮超额100％，购粮完成105％。白尤区的燎原社过去是三类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社员的觉悟提高了，情绪变了，他们抬上毛主席像去交公粮，一天入仓9000多斤。宕昌县裕民社过去有四户农民坚持单干，不入社，现在积极申请入社。康县今年春天以来就开始闹粮的农民现在的火气都消了，不闹了，不但不缺粮，又都变成了余粮社。大堡区一共有43个合作社，三干会上有23个社讲缺粮，只有8个社说有余粮，其余的社不表态。大辩论以后，余粮社变成了20个，缺粮社一个也没有了，总共有余粮158839斤。
打开这个时期的《甘肃日报》，全省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的报道连篇累牍。
1957年8月9日，《甘肃日报》一篇关于漳县的报道是：多卖余粮加紧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8月22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正题是：社是农民的家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副题是：成县东槐乡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向青年进行教育。
8月27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漳县全县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正题是：掀起早交公粮多售余粮热潮；副题是：保证今年售余粮比去年增加五分之二。
9月4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平凉县洪岳社揭穿叫喊“缺粮”秘密：阶级敌人是粮食问题上混乱的制造者；正题是：农民们以踊跃交粮的行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9月6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题为《在粮食战线上胜利前进！》这个专栏中刊登了五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五个不同地方粮食购销工作的大好形势。第一篇的题目是：华池、环县、合水、庆阳公购粮超额入库；第二篇的题目是：陇西渭河乡农民辩论大是大非，报出黑地千亩多交公粮；第三篇的题目是：漳县城关五爱社不要国家再供应一颗粮；第四篇的题目是：领导动手发动群众银川地区市镇销粮又减少10％（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属甘肃省辖一作者注）；第五篇的题目是：天水农村压缩销粮九百余万斤。
交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要抓的第三项工作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
1957年8月14日，《甘肃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武都县两水乡通过大辩论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优越无比》。
9月15日，《甘肃日报》第二版以6300多字的篇幅发表李景林的文章：《记张河农业社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说会宁县张河乡从8月19日到9月4日历时17天的大辩论之后认识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们尝够了，解放后的几年生活也没过好，根子就是没有建立合作社。只有努力办好社，才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办法。”
天水地委一名姓陈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省委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广大农村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各种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陈姓干部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呢，还是想通过迎合上级的口味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呢？今天已经无法寻找真实的结论。然而，千百年来一个不争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陈姓干部的报告接着解剖了一个典型合作社——礼县齐记社来证明他的“各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处理”的结论。他说，这个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产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过去群众把坏分子打骂干部、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知道了，这是敌我矛盾。以前部分党员跟上富裕中农大喊大叫，说一年留390斤口粮不够吃，现在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二是农业社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过去，二流子行为得不到制止，大辩论以后，给二流子都规定了农活，不劳动不给粮食，二流子们都作了检讨。三是党在农村依靠的力量——贫农的立场站稳了。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各队都交叉召开了支部会、合作社干部会、共青团员会、青年会、妇女会、贫农会、积极分子会、老农民会、地主富农分子训话会，这样做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富裕中农的二话少多了，贫农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四是资本主义受到了彻底批判。大家在大辩论中摆事实、讲道理，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
中共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非常重视。除上述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的地、州委书记会议专门做出安排以外，还有不断的听取汇报、检查督促、表彰先行、鞭策后进、舆论导向、领导调研、整体推开、不留死角等各项措施保证。由于各项措施“非常得力”，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
1957年8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率队深入到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合作社调查研究，掌握农村整风动态、指导农村整风工作。8月28日，张仲良以个人名义给中共甘肃省委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社进行大放大鸣大争的情况简报》。1957年9月11日，张仲良、李正廷联名在《甘肃日报》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谈两个农业合作社的大辩论》，以8000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他在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到的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并且总结了四条经验：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二、一边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一边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二流子展开斗争，不断集结壮大和提高战斗力量。三、调查摸底，弄清楚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四、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先要孤立敌人，进而打垮敌人；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张仲良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这一篇文章，是甘肃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省各地围绕“对敌斗争、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三项任务更加扎实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
事实上，通过这个运动，广大农民也都变得十分地“聪明”，遇事也能做到三缄其口了。领导说啥就是啥。
1957年9月29日的《甘肃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赫然刊登一条消息《本省大大改变了原来的干旱面貌S…现有水地1500余万亩，平均每人有一亩多水地》。农业部门、特别是水利部门的同志们谁都知道这个数字是虚假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事实上，1500万亩水地的目标在50年后仍然没有达到。2008年10月28日，原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盛维德告诉笔者，时至今日，全省的水浇地面积也才达到1400多万亩。
说真话倒霉，跟上领导说假话吃香——这是甘肃农村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大“成效”。
上级了解下情和民间疾苦的渠道几乎被完全堵死。干部们愿意对农民怎么摆布，只管摆布就是了。上级说“‘引洮工程’（就是把洮河水引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工程——作者注）能彻底解决甘肃省千百年来的干旱问题”，那就“引”就是了。结果是不计成本、不讲科学，上百万人开到荒山秃岭蛮干一通，工程报废，几万人活活饿死，酿成震惊全国的“引洮工程”事件。上级说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就只管“跑”就是了。领导们号召“大跃进”了，那就一个劲儿地“跃”就是了。地里的粮食收成从几十斤一直“跃”到了几百斤、几千斤，甚至荒唐到几万斤。征购任务随之加码，大幅增加，甚至翻番。牛皮吹破，粮食交光，返销数量极少而且无法保障，导致上百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一甘肃省在此后一两年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
（责任编辑 李 晨）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林贤治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至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此等状况，大约惟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考革命史，被称为“极左思潮”者由来已久，大可上溯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之际。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团之类的运动，到了延安时期，又有“挽救失足者”运动，性质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黑五类”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