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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文革结束以后，情况如何呢？可怕的是，受歧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可逆的、最终有效的、贯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无，然而，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成为他们的天性，成为永恒。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来往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命运的人》写到集中营世界的幸存者柯韦什的内心感受时，有这样一段话：“新的生活——我认为——只有在我重新诞生或是我的大脑出了问题、患了病时才有可能开始，……我们决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永远只能继续把旧的生活过下去。”读罢除了感叹唏嘘，实在无话可说！
由于事物的相关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与这么多带着他们的屈辱和创伤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黑五类子女没有关联。即使我们不曾直接向他们施以暴力和凌侮，那么，我们有没有阻止过加害于他们的事情？如果没有，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像以往一贯的那样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吗？
如何处理历史留给我们的这份精神遗产，成了时代的考验。
如果说我们需要历史的话，就因为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影像中重新发现自己，认识自己。历史首先意味着还原真实。但是，清除了个人记忆，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构成的历史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不真实的。鲁迅所以说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们的精神状况。在我们的历史读物当中，应当有更多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更多的个人关系史、迁流史、生活史、心态史，等等。必须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内容对历史的补充。惟有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创伤记忆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并且形成对于人道主义、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诉求，包括文革在内的民族苦难的历史，才能转化成为有意义的历史。
刚刚逝世的波兰裔诗人米沃什曾经援引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描绘的图景：地球上一个叫做“白天之子”的部族，他们无忧无虑、没有记忆，当然也就没有了历史；结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时，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记忆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时间的惩罚。可是，在“黑五类”子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后，我并不曾看到遗下的关于它的存在的记忆。
历史不可能为沉默的人们作证。说，还是不说？于是成了问题。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我注意到，无论是纳粹的子女，还是犹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努力说出事实真相，一种则始终保持沉默。其实，这两种态度在“黑五类”子女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民族历史当然不可一概而论，不过，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对于不同国度的青少年来说倒是颇为相似的。
为了履行内心的承诺，去年春节，我曾特意带上一部小录音机，打算借回乡的机会，采访村里熟识的地富子女。头一个被访者是一个曾经改嫁的农妇，她因为害怕留下自己的声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后诉说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热情颇受影响，加上别的事情的压迫，计划便搁置了起来，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种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编辑书稿的决心。
经过大半年时间，星散于全国各地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作者，断断续续地，总算把他们的声音汇聚到这里了。欣慰之余，顿然生出一种焦虑——对此，世上可有愿意倾听的人？
（作者系深圳律师）
（责任编辑 李 晨）
“地下新闻”的前辈们·郑青如
这里记述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这段时间内，我在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参加新闻战线斗争的一段真实的史实。
筹备出版《新华日报》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当时我在淮南新四军卫生部军医大学担任英语教师，正随部队东进接管苏北敌占区，攻克了宝应、淮安、淮阴县城。9月25日，我正在淮阴后方医院抢救伤员，领导通知我要调回上海另外分配工作，立即出发。说实在的我很不愿离开正在战斗的部队，可是军令如山，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脱下军装，穿上向老乡要来的一件枣红色旧旗袍，随同前来接应我的人一起离开淮阴，乘船从运河南下到瓜洲，过了封锁线，渡过长江到达镇江，搭上京沪列车，潜回上海。
那时，上海已被从大后方重庆、昆明等地空运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疯狂接收，正忙着筹备庆祝十月十日国庆节。火车站、南京路、淮海路已搭起了高高的彩牌楼，身穿大礼服的蒋介石半身像到处悬挂。马路上吉普车奔驰，酒楼、舞厅和酒吧内霓虹灯通明，播放着醉人音乐，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
新四军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为了避免一触即发的内战，没有武装夺取上海。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认为大城市的宣传阵地决不能丢，决定派遣一批有白区斗争经验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从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进入上海，寻找机会掌握宣传阵地，其中任务之一便是积极准备出版一份党报，公开向收复区的广大读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奉命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我先到理发店烫了头发，换了一身像样的旗袍，然后到南京西路陕西南路口平安电影院隔壁的一家咖啡馆门口去等候。出乎意料之外，来和我接关系的却是梅益先生，我一眼就认出他了。因为他曾是苏北根据地江淮大学的党代表，我是他的学生，两年前在根据地朝夕相处，十分熟悉。那天，梅先生一反他以前灰布军衣军帽的装束，身穿一套深蓝色笔挺的西装，浅蓝色领带，高高的个子，金丝边眼镜，头发整齐油亮，看上去像是一位教授或者银行经理。他高兴地和我握手，进咖啡馆里找了个僻静角落坐下。梅先生低声传达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任务：“日本投降后，党中央指示要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要在上海出版一张《新华日报》，等国共谈判一结束，立即公开出报。现在筹备工作正进行，你就是调回来参加这个工作的……”我听了又兴奋，又感到新奇，不知道将要做什么工作。
《新华日报》筹备处就在外滩附近一条很狭窄的溪口路（原名朱葆三路）的一座大楼里，租了三四间房，不几天，打字机、纸张、办公室都准备就绪。那时不能公开挂出《新华日报》上海版的招牌，为了掩护和争取读者，我们先借用抗战初期在上海和广州、桂林出版拥有大量读者的《救亡日报》复刊，改名《建国日报》出版，每天出八开报纸一张。筹备处一共不到十个人，仍由原《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和梅益带领几个年轻人负责编辑采访工作，原重庆《新华日报》经理徐迈进到上海来负责出版事务。我的任务是将外侨办的《大陆报》、《字林西报》以及《密勒氏评论报》上可以采用的文章、消息、评论翻译出来，供报纸采用，兼作采访和接待外国记者时的翻译。
《建国日报》1945年10月10日出版，给上海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于抗日战争初期它就在上海创刊，在上海和大后方有很高声誉。报上有特色的栏目，是非鲜明，立论犀利，很受欢迎，每天报纸都被抢购一空。梅益和夏衍负责编辑、写社论、看大样，每天来到办公室就坐下来议论当前的形势、需要写的言论，边思考、边下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时评、小品和杂文，分别刊载在报纸的几个专栏上。他们思路敏捷、下笔很快，真使我钦佩不已。夏衍先生那时并不是以党员身份出现，我只知道他是有名的电影家和剧作家，读过他的不少剧本，很喜欢他的作品。梅益是著名的翻译家，我们不少人都读过他翻译的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想不到他们都还是出色而老练的新闻工作者。徐迈进刚由重庆调到上海，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党，一直从事统战、文化工作，他是重庆《新华日报》的经理，有丰富的白区工作和办报经验。我这个刚进入新闻队伍的新兵，能在这些老同志领导下工作，真感到幸运。
编完稿件，大家就坐在一起聊天。梅益十分健谈，那浓重的广东乡音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说自己怎样在家乡潮州接受进步思想，十七岁离家到北平读书，出不起学费，只能在中国大学旁听，课余就到北平图书馆自学英语，读语法书，拼命记单词，苦战好几年，才能在1942年翻译出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巨著。夏衍比较沉默，但说话很有风趣，他知识渊博，笔头很快，常常在短短的时间内边思考，边下笔写出短小精辟、三言两语式的时评。发完稿，大家就到楼下附近小摊子上吃馄饨、肉丝面、汤团当宵夜，嘻嘻哈哈地各自回家。徐迈进的家属也从重庆来到上海，住处有困难，我就请他们一家五口都住在我南市的家里，在客堂里搭起行军床，铺地铺，虽然很挤，住得也很高兴。
我们都满怀希望地注视着重庆谈判的进展，盼望《新华日报》上海版早日挂牌，与上海人民见面。谁知风云突变，重庆谈判的进展不大，公开出报的希望越来越小。《建国日报》创刊半个月就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从重庆撤到南京梅园新村，在上海思南路设办事处，对外称“周公馆”。梅益被调到中共代表团，以发言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朱葆三路周围特务暗探密布，我们的行动也都被监视。可是大家毫不畏惧，每天照常去上班。我们仍抱着时局能好转的一线希望。1946年6月，国民党向我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时局严重恶化，朱葆三路筹备处办公室被强占。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奉命转入地下，化整为零，继续战斗。
1946年夏秋之交的一个中午，徐迈进突然来到南市小南门我家里，态度严肃又镇静。他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代表团撤回延安，他也随周恩来同志撤退。凡是在上海没有暴露身份，又有家可以掩护的同志留下，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继续战斗，我和我丈夫还有其他两位同志都留在上海。他就是奉命前来告别和布置工作的，还交给我们一个扎得很紧的小包和几颗图章，郑重地说：“这是党的文件，你们要千方百计保存下来，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万一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毁掉。”临走时，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说：“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党中央估计至多两年，局势肯定会好转，你们一定要坚持。”
我们收下文件，像传家珍宝一样地保存，准备迎接另一个暴风雨的到来。
建立家庭地下印刷厂
地下工作是一个无形的战场，不见枪炮，不见士兵，可是天天却在枪林弹雨中与敌人周旋。表面上，敌人在明处，掌握着主动，可以随时搜查、逮捕，我们在暗处，只得隐避、躲藏；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却在明处，看中敌人的“弱点”，主动出击，我们时时刻刻地在观察敌人的动静，等待时机出击，取得战果又迅速隐蔽。夏衍、梅益、徐迈进他们撤退后，我们就由上海地下市委派同志单线联系，市委决定用油印刊物继续给外界传递党中央的信息。那时，延安新华社已向全国发布电讯。市委通过设在时代日报社内的电台，将收录到的电讯转给我们，由我们党小组承担传播红色电讯的任务。
我们这一支新闻轻骑兵只有四个人，分中文和英文两个组。编辑、翻译、刻写蜡板、打印、分发都包下来了。中文组是侯忠澍、方琼；英文组是我们夫妇两人，英文电讯稿呼号是：XNCR。每期出十六开大小的油印宣传品，每期四至八页，内容有党中央的指示和消息、评论。侯忠澍将上级交给他的电读稿由方琼刻写好蜡纸、印刷后送到我家，再由我们两人翻译成英文，打在蜡纸上，油印一二百份。我们的全部武器就是一块钢板、一支铁笔（中文组）、一台英文打字机（英文组）和两台手摇油印机（中英文组各一台）。我们的住处就是办公室和印刷厂，当时我们家住在南市小南门乔家路，那是一条僻静的小街，是我婆婆工作的中国企业银行的家属宿舍。那幢三上三下的旧式石库门房，东西两厢房，中间是客堂，门前有一家木匠店，环境十分隐蔽。我们就住在楼下客堂间和东厢房。楼上是银行租给一家私人摇袜厂，有几台摇袜机和十来个女工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摇袜机的咔嚓声和女工们边摇袜边哼歌的声音虽然十分吵闹，却正好掩盖住楼下我们卧室里发出的打字、印刷的声音，消除了邻居对我们的怀疑。
为了维持生活和掩护的需要，我们白天都找了不同的职业去上班，晚上就翻译、刻钢板、打字、油印……工作到半夜，甚至通宵。我的丈夫在联合国救济总署（UNRRA）任视察室翻译，来自世界各地的视察员中有一位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进步人士李敦白（“文化大革命”中被审查、批斗，受迫害后回到美国），他经常跟着李敦白视察崇明岛、复兴岛的码头和仓库，了解物资储备情况。晚上工作回来就伏在桌上翻译、打字、印刷。我在亲戚开的福安保险公司当秘书，后来因为怀孕只得辞职，全部时间就投入这家庭“地下印刷厂”里。
油印电讯分发对象是在沪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团体。我记得有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美国新闻处副处长金仲华、英文《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和上海的一些进步报刊。可别小看这一份油印的电讯小报，在当时消息完全被封锁的上海，它传递了共产党的方针，介绍了当时解放战争的信息，使那些同情、支持我们的党外人士、外国朋友和新闻媒体都能及时了解真情，通过他们再将消息传出去，争取国内外进步人士对我们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持。李敦白和一批外国记者曾先后到解放区延安去参观访问。我曾经奉命到外白渡桥和百老汇大厦去和一个美联社姓马丁的记者联系，帮助安排他访问延安。
我们既是油印员又兼作投递员。收信人名单是上级指定的一些团体、个人，但是发信人地址如果都写“内详”或者不写地址就丢入邮筒，时间长了数量多了就会引起邮局以及特务机关的注意。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我们两人上街查看马路上的门牌号。上海门牌都是由东向西排列的，但中间也有跳号，我们就将漏号一一记下来，编成一份详细的地址表，例如南京路最末的门牌号是1858号，我们就编两个南京路1866号和1870号，信封上看不出破绽，实际上却是子…虚乌有的。这样，我们编了好多个无头地址，写在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信封上，一个时期更换一次，分别投入各个邮箱，都会顺利地送到收信人手中。
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人在邮筒后等着，立刻惊觉起来，骑车飞快地混人人群避去。此后，组织上为安全起见，决定另由专人去投递，我们只负责编辑和印刷。有一次我们的投递员被特务盯梢后被捕。因为是单线联系，他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从而保护了我们的安全。
随着形势的恶化，上级决定改变形式，停止印发油印材料，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组织上派王楚良来单线联系。这个组五个人都是大学生，会英语，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传达文件，讨论形势，翻译和撰写文章到外报和刊物上去发表，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战斗。
铁骨铮铮
第二年，地下市委派姚溱来同我们小组联系，他经常到我家里来传达指示，布置工作。姚溱是个年轻而极有才华的笔杆子。他当时用秦上校、马里宁、萨利根等笔名在上海《时代日报》上写“半周军事述评”和在《消息》、《展望》、《文萃》等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时事评论，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