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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子谷被摘掉右派帽子，调到河北省地质局综合研究地质大队任副队长。他为寻找金刚石、铜矿、磷矿等矿产资源，奔波在燕山和太行山的千山万壑，着实付出了极大辛劳。有一年，他利用到北京治病的机会，来到我家看望。他提了一小袋矿石，坐定后一块块掏出来放在桌上，拣了几块亮晶晶的矿石说，这是上等的金刚石，要我帮他找个科研单位，鉴定一下它的品位。看着老战友的这副神情，我不禁深深为之感动。身处逆境，却依然一心扑在祖国建设上。
“文革”来临，子谷又一次遭到残酷迫害，造反派加给他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翻案右派”和“叛徒”，不断地对他批斗、毒打，罚他做地质队里最苦最累的活，让他一个人扛大木头上山；给在高山上作业的工人送水，一天要往山上挑几十担水。有一次，他实在挑不动了，跌倒在半山腰上。地质队造反派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誓把陈子谷打成叛徒。”他们派人到各地去外调子谷两次被捕的材料，但一无所获，搜集到的材料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只证明子谷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四人帮”垮台，乌云散去。1979年，子谷的冤案终于得到改正，但20年的折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工作了没几年就病倒了，在病榻上挣扎了三年，于1987年6月9日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享年71岁。
子谷在青年时代喜爱写诗，他在新四军军部时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
谁要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诗为心声。这首诗正是子谷一生的写照。为了争取自由，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农村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邓小平语言的特色·王荫桐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都一定想到邓小平。提起邓小平，最难忘的就是他那些令人耳熟能详的语言。
有人说，邓小平没有多少理论，他就是实事求是。这个话是不对的。除了神学之外，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为着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而存在，而发展的。进步的理论都是为着实事求是。没有实事求是的品格，任何理论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谈。
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句一句讲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他的确没有什么大部头的著作，也没有多少豪言壮语。语言，或者叫讲话，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载体。邓小平理论能在这样大的空间，这样长的时间被这么多的人传诵着，实践着，除了道理上符合国情，符合民情，符合实际外，还得益于他独具特色的语言力量。邓小平的语言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通俗，一个是简洁。
通俗和简洁常常是同时体现在他的许多论点里，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择其侧重分开来谈。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发展才是硬道理”。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上还在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中肯的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时，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
上述这些话，表达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本论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通俗不是浅薄，反倒是一种透彻，一种深刻。我国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打油诗：“文章好不好，念给老妈子，老妈子听得懂，就是好文章。”邓小平的独特本领，是能把一些重大的问题通俗化。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面临经济混乱、百废待兴的局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如何看待毛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敏感的问题，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拨乱反正，也关系到国家稳定。邓小平讲的几段话，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没有做完的，继续做下去，毛主席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的，做起来”。他大力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说“这个问题越看越重要”。他尖锐批评反对实践标准的人是“无知”。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够前进，就要亡党亡国”。
他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他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扭住不放。”他坚决反对当时个别人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主要矛盾的提法，生气地说：“你要搞不上去，让人家演变好啦。”“还有什么系统地学习马列，我就没有做到，我就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那是专家的事，一般干部群众根本做不到。”这些话尖锐辛辣，但是谁都听得懂。
简洁，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特点，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只写了冰山露出海面的那个部分，潜隐在海面下的大部分，让读者去想象。邓小平的简洁，更是高屋建瓴，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和精炼。他提出“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闻名于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为此前来取经仿效。国际问题评论家把它延伸为“一球两制”，以此提倡世界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他提出了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决不再搞政治运动。他痛心地说，“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少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个好关系”，为数千万人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关系广大青年前途的下乡知青的问题，恢复高考问题，解决时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可以达到极限。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样几句话，在神州大地上开创了致富光荣的新风尚。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柬埔寨、边境屯兵），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会面时还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关于中美建交，他指出难点是台湾问题，即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废除与台湾的条约，简称“断交，撤军，废约”三件事。中美建交，为中国营造了更为广阔的和平国际环境。
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们在国际上始终处于主动；在国内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对国际形势冷静分析之后，作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果敢地裁军百万，把全国工作的重心由“时刻准备打仗”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他的语言，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并能行动起来。这就是水平，就是执政能力。他为国家发展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句句言之有物，不落俗套，也没有一个“大”字。三十年来，祖国亿万人民一直在为这个发展战略实践着，奋斗着，而且还要继续奋斗几十年。
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聆听过他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讲话，看过他许多谈话的原件。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没有查阅任何资料，而文中那些引语都是众所知的。在我的心目中，已经铭刻了一本通俗而简洁的邓氏“论语”。可以说，流传在广大群众中的邓氏“论语”，凝聚着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理论已经根植于民众之中。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他“深深爱着的祖国”，已经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温饱代替了贫穷，充足代替了短缺，凭票购物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从经济崩溃的边沿，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三，国民经济产值世界第四。航天技术紧随美、俄之后。中国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个重要遗愿，举办了一届被国际社会普遍称赞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十七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理论，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一定会把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作者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前政委）
读牟宜之诗·李 锐
明年是牟宜之同志百岁冥寿，他儿子送来即将出版的父亲的诗稿和有关传记等资料，并要我为这册诗写个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牟老长我八岁，过去无一面之缘，我的老伴在建设部老干局工作，对这夫妇都打成右派的一家老小，非常同情关心，却帮助不了；她很尊敬这位老人，同我谈过，称为极其耿直、厚道的老好人。现在看到有关资料，才感到牟老同顾准、聂绀弩这些老学者、老专家多么相似，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革命尊重科学，党性记住人性，无产未忘资产；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残害，总是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他们因思考而受难，因受难而再思考，总要用笔墨将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顾准、聂绀弩等人的文集、诗集已经传世，现在这“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也发掘出来了。
牟宜之是东林后人，世家子弟，父亲从事教育，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他的姨父。1925年在济南读中学时，他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时期回到家乡，参加过日照暴动。“九一八”事件后，再次回到家乡，计划暴动失败，为躲避敌人追捕，东渡日本，在大学读工科，求科学救国本领。1935年秋回国后，直到抗战爆发，利用姨父关系，回到山东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初，担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乐陵县县长时，举一县之力接应八路军东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因姨父关系，于1939年春调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后经延安、太行回山东，策动过多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担任过山东分局参议长，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专员；在战场身先士卒，领导军民顽强地反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他奉调东北，以策反蒋军为主业，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围困长春战役，策动一八四师起义。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市和中央林业部工作，支持过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揭发过政治骗子李万铭，后来老舍据此写了《西望长安》。1956年，他调建设部任市政公用局局长，注意社会调查和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统购包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建议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否则有限的耕地承受不住人口的压力；在对待斯大林错误时，指出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并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还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因此，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扣上“破坏中苏关系，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替右派诗人唱赞歌”等帽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请示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牟宜之诗》收录了作者从20岁的《少年行》到66岁去世前的《论作诗》，时间跨度46年，共178首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57年以前28首，1957年以后150首。这就说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处逆境时哼吟的。尤其1966年“文革”伊始，他被发配到东北齐齐哈尔郊区昂昂溪劳动改造，抄家游街，牛棚大狱，田间劳改，忍饥挨饿，皮肉之苦等自不待言。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对这位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并在抗战初期曾以好几万大洋解决了一二九师有衣服过冬的有功之人，没予忘怀，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但当时山东方面拒不收留，致使牟老悲愤成疾，客死济南。从1966至1975年，在这九年里他写的诗词最多，共128首。自古以来的好诗，如司马迁所言，大都是处于逆境的人“发愤之所为也”，屈原不被放逐，何来《离骚》！牟老的诗再次证实了太史公的高论。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时，发表了山东的老领导、老朋友萧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联名怀念牟宜之同志的以《有功岂必书之碑》为题的长文，文尾写到：“在他残存的诗稿中有这么两句：‘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这两句诗最充分准确地表达了牟宜之的诗风，是多么雄浑豪放、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纯朴率真。
纵观牟老的诗，气势磅礴、豪隋干云之句屡见不鲜。如早在二十岁写的《少年行》，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豪气跃然纸上：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诗人在日照暴动失败遭国民党通缉后，东渡扶桑求学，一是避难，二是充电，学点本领。在东京与房东女儿产生一段恋情。他在《客居东京》一诗中的浅吟低唱，仍藏着满怀豪情：
东瀛居处亦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人民日报》刊载的五人署名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写到“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请读他在抗战反扫荡期间的诗篇，其凛然正气，有如岳武穆，有如文文山：
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荒村。
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
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
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真是一副誓死如归的英雄胆魄！
黄万里是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对黄河治理有独到见解，坚决反对三门峡上马，可惜打成右派，一生受压，死不瞑目（黄同我有交往，我写过怀念他的诗）。牟同黄是亲属与至交，还是互相唱和的诗友，诗集中有他们的长短诗篇。诗人1973年写的108韵的长诗称赞黄兄：“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鳞献璞君真健。”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豪情壮志，这样写战争年代：“少年颇负倜傥名，学书已成再学剑。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誓扫东夷不顾身，欲凭坚躯清赤县。投笔从戎事国殇，身经大小百余战。常运奇谋催顽敌，冲锋在前奔而殿。牺牲奋斗为工农，赤胆忠心悬霄汉。”
诗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几经申辩于事无补，他索性不再申辩；后有人劝其认罪，他却说何罪之有。1962年又有人劝其写检查以求摘帽，他反而说道：戴着（右冠）暖和，拒写检查。1958年《任凭风雨》就表达了此种心境：
如何戚戚带愁颜，浊酒一杯聊自宽。
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
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
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
诗人在1957年后的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