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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戚戚带愁颜，浊酒一杯聊自宽。
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
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
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
诗人在1957年后的150首诗作中，乐观豁达的句子几乎随处都有，信手拈来：如“良辰乐事难兼有，白发青衫益放歌”；“清风朗月何须买，多子能诗岂谓贫”；“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长啸放歌豪情在，旋身起舞亦从容”。作为在那边陲流放，举目荒凉日子过来的人，从内心深处体验这种境界，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真是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写诗，在做人。
不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之际，或文革中非人岁月里，诗人也从不乏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达不贵，穷不悲，名利地位如过眼烟云。抗战“反扫荡”中的诗句：“微闻妇孺低声语，指点斯人似是官”；“村翁殷切陈情报，稚子欢腾看胖兵”；“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等，表明在枪林弹雨中是何等从容淡定。
在史无前例的腥风血雨中，流放绝域边陲，不知情的当地造反派肆意批斗朝廷钦犯，诗人却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请读1966年的《冬日》：
索居白日且晦暝，瀚海阑杆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1967年的《荣枯过眼》：
当年无路请长缨，空负胸怀百万兵。
十载坎坷十载愠，旧时风物旧时情。
芝兰带露清香郁，松柏经霜老气横。
忆昔抚今无限慨，荣枯过眼一身轻。
1970年的《阅尽炎凉》，更表现得如此怡然自得，怡然自乐：
阅尽炎凉挺此身，几年边塞作离人。
樽前浊酒千杯少，梦里梅花万朵春。
不信鬼神不信命，一生傲岸一生贫。
向隅背人窃自笑，狷狂本性未知辛。
诗人做人襟怀坦荡，充满自信，不拐弯、不掩饰、不装谦虚和假谦虚，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诗句：“经纶堪作帝王师”；“空负胸中百万兵”；“当年随手掷千金”；“大漠孤芳偏自赏”；“功高何必感物华”；“吟罢静思石为玉，诗成喜见笔生花”。而且在“和黄兄万里”的长诗中，向至交表达了此种心态：“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学习马列水平低，路线是非难以辨。几经跌跤几碰头，不长一智徒经堑”“迷途已远不知返，悟以往之何以谏。”就是这样一副铮铮铁骨：站不清队，索性不站；学习也提不高，索性不学；既然已远入“迷途”，索性不返，继续往前走下去。这是何等的率真，何等的值得敬仰！
在林彪坠机身亡之后，藉此事件，诗人终于用纵横历史的眼光写下了《咏史》三首，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现录其一：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密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这说明林彪事件是中国封建传统专制体制下的权贵之间的厮杀，与躬耕陇亩中的百姓没什么关系，不要拿百姓说什么事。更何况千古立废，宫廷争斗是历史上循环往复之事，早已司空见惯。此种史观是何等的深刻！
再看其三：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作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
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有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的，实为凤毛麟角！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志士仁人的思想，确是贯穿在牟宜之诗中的一条主线。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嘲讽与痛恨，对真理与正义的向往和追求。“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常立孥云志，效力在疆场。”“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心系社稷不能拔，老来还要请长缨。”“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这些诗句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上述情感。还有两首诗抄在这里：
一是1970年秋天所作的《重阳之四》
时光荏苒物华休，萧瑟西风亦悲秋。
生活困顿无肴肉，稼穑艰辛有忧愁。
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
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
二是1974年的《故友重逢》
身世浮沉似飘萍，历经劫难又相逢。
流落边陲为南冠，邂逅京华诉衷情。
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
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倾。
相信读者自当感到，这二首诗表达了诗人晚年对“文革”的深刻认识，只恨苍天已死，回天无力！他预测到了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绝不能长久；但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没能看到“文革”的结束。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充满激情、坚持正义和学问高超的人，为什么不被时代所容啊？这是谁都知道的一个命题，也是我们终生努力要破解的命题。
牟宜之同志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的诗有如一座尚待开发还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其民主性、人民性、正义性和科学性品位极高。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他的诗集得以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缅怀与纪念。我的八十八岁自寿诗中有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从《牟宜之诗》中可以得出：宪政大开张是迟早的事。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情结，如同封存的老酒，随着时代的演进，定然能放出醉人的醇香。
2008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 李 晨）
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王铁群
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在此前后，清廷为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呈现民主社会的雏形。
一
宪政也称“宪政民主”、“立宪政体”，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其作用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与宪政有别，宪法是文本、宣言；宪政是实践、制度。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政必然有宪法。
清朝最后10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庞然大国俄罗斯。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曾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国内报纸也强调，这场战争“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在这一背景下，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日俄战争一爆发，1904年2月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便联电奏请变法。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同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也建议实行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出使各国大臣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一致赞同立宪，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1907年10月，著名学者马相伯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大声疾呼废除专制，他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的演说中指出：“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日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
这些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在立宪问题上的共识和呼吁，成为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动力。
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立宪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
二
1908年8月，清朝宣布了宪政时间表：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其《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设计了预备立宪的进度：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朝预备立宪，就是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为实行正式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
早在1906年9月1日，清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鉴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等，“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虽然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不可否认，该谕旨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第一次对宪政制度的肯定和对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否定。
两年后，清朝宣布了9年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谕旨明确要按期完成9年预备立宪：“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有学者指出，这是慈禧太后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她的政治遗嘱。
在宣布宪政时间表前后，或日在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太后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1、考察西洋宪政
1905年9月清朝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5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24日5大臣及随员登上火车，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革命党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也被炸死。《时报》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
恐怖没有动摇清廷取法西方的决心。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不可缓也。”（《时报》1905年9月29日）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他们还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供立宪参考。
此后，清廷又多次派人出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2、设立专职机构
1905年11月25日，清朝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其职责是“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A，第40页。）1907年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该机构为筹划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切实工作。
3、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所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分别是国家议院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
1907年9月20日，光绪帝颁布《设资政院谕》，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这表明统治阶层已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
1907年10月19日光绪帝又发布《着各省速设咨议局谕》。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咨议局的职责是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1908年7月，清朝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随即各省举行咨议局选举。1909年3月清朝下诏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到当年10月中旬，全国有16省的咨议局相继建立起来。1910年9月全国资政院开院。
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使两千年中国政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8月27日，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由专制政体开始向立宪政体过渡，自然希望并且习惯于君主保留较多的权力，这是不奇怪的，如规定了“统帅陆海军”等“君上大权”。但皇帝权力毕竟受到了限制，如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但“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即经济大权也非皇帝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还规定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对《钦定宪法大纲》的两项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人们常常斥其为象征专制。其实该规定并不违反立宪精神，因为清朝试图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世界上君主立宪国家都是君主世袭制，君主为国家元首，其尊严不可侵犯，何以清朝的这种规定就代表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推行地方自治
1905年8月清朝在奉天和直隶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培训了大批推行民主选举的骨干，地方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