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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的人口日均购买力低于1 美元， 46。7％低于 2 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及其他发达
国家的日均购买力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少于2％。当然，中国人口多，起步晚，贫困现象
难以避免，不应该以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发展潜力。但是，理解是一码事，盲
目得意则是另一码事。一个46％人口日均购买力不足2美元的国家，去嘲讽一个同类人口
不到2％的国家的“贫困”问题，是不是有点“看到他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呢？
美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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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 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Didn’tHappen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
这个经典问题。根据他的看法，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的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
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虽然也有过活跃的社会主义政党，
但是30年代之后，社会主义政党基本上消声匿迹。其原因，据他分析，无非是四条：个人
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种族文化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
有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于李普赛特对问题的分析，而是他对问题的提出：
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指公有制加计划经济，也指建立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
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这项庞大的开支一直
颇受争议）；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
Medicare 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
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
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
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
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
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
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 世纪 10和 20 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 年，社会保障
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
络。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
法。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56年残疾保险。
64 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 Medicare和 Medicaid 项
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
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90
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
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
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
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
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
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
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
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
消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
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
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
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
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
25；130 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
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
Howard 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
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
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
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
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
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
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
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
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
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
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
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 65。5％，78。7％，80。3％。虽然制度
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
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
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
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
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
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
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
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
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
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物价也比中国贵得多（尤其服务行业），这些
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
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
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
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
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
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
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
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
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
12 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
无济于事。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
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
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
识。
民主请客谁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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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大选马上就要到来。布什阵营和克里阵营早已赶到这个4年一度的政治“庙
会”，正在锣鼓震天地“练摊”，各自吆喝自己的“土特产”：布什卖“解放伊拉克”的蓝
图，克里卖他的医保方案；布什卖他的“减税计划”，克里卖它的“增加就业规划”；布什
兜售他“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主张，克里吆喝“能源自主”口号……赶庙会的老百姓从四面
八方赶来，叫好的叫好，起哄的起哄，好一派生意兴隆的热闹景象。
问题是，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
联邦竞选法案推进“政治平等”
据统计，美国2000年的选举年，用于选举的费用（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总共
30 亿美元。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动用政府公共资金 1。5亿美元，布什阵营本身砸进去
1。85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 1。2亿。平均来说，2000 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 50
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450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2004年8月为
止，布什阵营已花费2。1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1。85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
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100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
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
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
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
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1971年的“联邦选
举法案”，凡是100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
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
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4个来源，各占资金的1/4左右：一是来自个
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
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
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
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2万美元资助选举）。这4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
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
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
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
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
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 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 1974 年补充修
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个“政
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2。5
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
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2。5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
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
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
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
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年
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
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
1975年，参议院 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诉，称 1971 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
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
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1976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
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1000
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5000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
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
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 可以说，1976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
和“政治自由”，各有胜负。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活人不能给尿憋死，更不能给钱憋死。虽然 “联邦竞选
法案”对个人捐款的数额作出严格的规定，那些被捆住了手脚的银子却贼心不死，总想在政
坛一展拳脚。于是它们逡巡在选举过程周围，见缝就钻，见空就插，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后果，
一是公司、工会等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毕竟，5000美元的
捐款限制要更宽松）。比如1979到198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选举捐款只有6000万，
而1999到2000年则高达2。6亿美元。如前所述，近期选举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
捐款占竞选资金的1/4左右。由于“政治行动委员”主要是由公司、工会或一些民间利益
集团组织的，它的捐款逐步增加，使人们开始担心政治变成政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
交易场所：利益集团把政治家送上宝座，政治家在宝座上给特殊利益集团输送“政策优惠”。
另一个后果就是“曲线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