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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好临近没有敌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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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个要塞前面，就停下围攻，带来的围攻辎重能用多久，就围攻多久，一直到前来解围的敌人部队接近时为止。这时候，利用围攻防卫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将来，利用围攻防卫圈掩护围攻只有在极少数场合，也就是情况和上述情况类似时才是可能的。 只有在战场上的敌人兵力极小，或者战区的概念同围攻的概念相比已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围攻时集中自己的兵力才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大大增加围攻的力量。路易十四时期，在康布雷与伐郎兴设置的围攻防卫圈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前者由孔代防守，被屠朗突破，后者由屠朗防守，被孔代突破。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许多战例中围攻防卫圈并没遭到攻击，甚至当迫切需要给要塞解围并且防御者的统帅是很敢作敢为的人物时，也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１７０８年，维拉尔就没有敢攻击在里尔的进攻防卫圈内的联军。腓特烈大帝１７５８年在阿里木次，１７６０年在德累斯顿，虽然没设置真正的围攻防卫圈，但设置有一个同围攻防卫圈基本上一致的防御体系，他是用同一支军队进行围攻及掩护围攻的。 腓特烈大帝在阿里木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的大军离这里很远，但当他在多姆施塔特耳损失了运输队之后，对这种作法又后悔起来。１７６０年他所以在德累斯顿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轻视帝国军队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他急着要占领德累斯顿。最后，围攻防卫圈还有个缺点，那就是在失利的情形下很难保住攻城的火炮。 如果掩护围攻的部队是在距离围攻地点一日或几日行程的地方作战，那么一旦遭此失败，围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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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敌人来到之前撤围，即使携带庞大的运输队，也至少可以在敌人到来的前一天转移。在配置监视部队时，首要的问题便是监视部队应配置在离围攻的要塞多远的地方？在大多数场合，决定这个距离的是地形条件或者攻城军队要与之保持联络的其他军团和军的阵地的位置。 另外，监视部队距离较远，围攻可得到更好的掩护，距离较近（不超过几普里）
，则围攻部队和掩护部队能更好地相互支援，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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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对运输线的攻击
对运输队的攻击和掩护是一个战术问题，假如不是为了要证明只有根据战略上的理由和情况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话，在这里我们就一点也不谈这个问题了。 关于这个问题可谈的很少一点内容对进攻和防御来说能合在一起来谈，同时，它对进攻具有重要的意义，要不，我们就会在讨论防御时研究这个问题了。一个有三百至四百辆车的中等运输队（不管车上载的是什么）可以长约半普里，一个大的运输队会长达数普里。 怎么能设想，常常派去护送的那么少的部队能够掩护这么长的运输队呢？另外，运输队运动不灵活，前进缓慢，而且还经常可能发生混乱；最后，运输队的每个部分都要单独掩护，因为它的某一部分一旦遭受敌人袭击，整个运输队马上就会堵塞在道路上并陷入混乱。 人们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自然就会提出问题：到底怎样才能掩护和保卫这种运输队？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是一切遭到攻击的运输队都被劫走？为什么不是所有需要掩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遭受攻击？显然，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如滕佩霍夫提出的太不实际的办法，让运输队不断地停止前进和继续前进来缩短距离，或像香霍斯特提出的稍好一些的办法，就是把运输队分成几个纵队，对克服运输队的根本缺点来说，都只是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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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大的补救办法。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大多数运输队因为它们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而得到了一般的安全保障，而且是比容易遭到敌人攻击的任何其他部队都要安全的保障，这就令它们很少的防御手段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运输队老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军队的背后运动的，或者至少在离敌人军队很远的地方运动的。 所以，敌人只能用小部队来攻击它们，而这些小部队还须有强大的预备队作掩护，以免自己的翼侧与背后遭到前来支援运输队的部队的袭击。 假如再考虑到，正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重，攻击者很难把它们带走，大多只能砍断挽具，牵走马匹，炸毁弹药车等等（用这种办法只能令整个运输队受到阻碍和陷于混乱，但是不能真正毁灭它）
，那么就可更加清楚地看出，运输队的安全更多地是依靠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来保障的，而不是依靠护送部队的抵抗来保障的。 如果再考虑到护送部队的抵抗虽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是却能打乱敌人攻击运输队的步骤，那最后看来，对运输队的攻击不是很容易的和万无一失的，而是十分困难的，它的结果是非常没把握的。另外还必须指出一个主要的问题：去攻击敌人运输队的部队很可能遭到敌人军队或者敌人某一部队的报复，很有可能遭到惨败的惩罚。 人们在很多场合正是由于有这种顾虑才没有敢攻击运输队，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而认为运输队是因为有护送部队掩护而得到了安全，所以就感到奇怪，为什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这样令人望而生畏。只要想一想１７５８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后通过波希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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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名的退却，就会明白我们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当时，四千辆车组成的辎重队是由半数的军队分成许多小队护送的。为何道恩没有攻击这支辎重队呢？原因是他怕腓特烈大帝用另一半军队攻击他，把他卷进一次他所不希望的会战中。 为何劳东在齐施博维茨未更早地、更大胆地攻击一直在他侧面的运输队呢？原因是他怕受到惩罚。 劳东的军队距离主力十普里，并且同主力的联系完全被普鲁士军队切断了，因此劳东认为，一旦腓特烈大帝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惨败的危险。只有当军队的战略态势让军队不得不完全从侧面，甚至反常地从前方运送物资时，运输队才会真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因而也就成了敌人攻击的有利目标（如果敌人的情况容许他为此派遣部队的话）。
１７５８年战局中，奥地利军队在多姆施塔特耳攻击普军运输队的事例，说明此行动能够取得很完满的成果。 通往尼斯的道路在普鲁士军队阵地的左侧，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因攻城和抗击道恩而不能活动，因此奥军的别动队完全不必要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可从容不迫地去攻击普军的运输队。１７１２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时，曾从布香经德南，也就是从战略配置的正面的前方运送攻城器材。 为了在此情况下完成很困难的掩护任务，他采用了哪些手段，他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攻击不管从战术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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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多么容易，但是从战略上看，却永远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只有在敌人的交通线很暴露的特殊情形下，才能期望取得重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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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由于舍营不能看作是一种防御手段，只能看作是军队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战斗准备极差的情况。 关于这种战斗准备，我们就不再谈什么了，因为第五篇第十三章中关于舍营所谈的一切就是对它的一个极好的说明。但在讨论进攻时，我们应把舍营的敌人军队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进攻目标，因为一则这种进攻是一种很特殊的进攻方式，二则这种进攻可以看成是一种具有特殊效果的战略手段。所以在这里要谈的不是对敌人单个舍营地或者分驻在几个村落中的一支小部队的袭击，而是对较大的舍营地里的一支大部队的进攻。 这样，目标就不是袭击单个舍营地本身，而是阻挡敌人军队集中。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即对一支没有集中的军队进行袭击。 这种袭击假如能使敌人军队不能到达预定的集中地点，如果能迫使它在后方较远的地方另选一个集中地点，那么袭击就算成功了。 集中地点后移的距离，在危急时刻很少在一日行程之内，通常可达数日行程，因此由此而造成的国土的丧失并不是很小的，这是进攻者所得到的第一个好处。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的这种袭击，在开始时候可能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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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袭击少数几个单个的舍营地，不是袭击所有的或者很多的舍营地，因为这样做就必然扩大进攻的正面和分割进攻军队的兵力，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 所以，进攻者只能袭击那些位于进攻的纵队前进方向上的、敌人最前面的舍营地。 即便如此，袭击这样不多的舍营地也很少能顺利进行或完全取得成功，因为一个大部队的接近是不会不被人发觉的。 但这种进攻方法是不可忽视的，且我们把由此产生的成果算成是这种袭击的第二个利益。第三个利益是能迫使敌人进行部分战斗，并且令他在这种战斗中遭到重大的损失。 一个大部队的集中，不以营为单位在主要集中地点集中的，一般是先集中成旅、师、甚至军，而旅、师、军这样的部队就不能极为迅速地奔向集中地点，当它们同敌人进攻的纵队遭遇时，就必须接受战斗。 如果进攻的纵队兵力不太大，它们也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即便取得了胜利，它们也丧失了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力图到达后方集中地点的部队是不可能很好地利用胜利的，通常说这不难理解。 它们也可能被打败，且由于它们没有时间组织有力的抵抗，这种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所以可以设想，如果进攻者能很好地计划并实施一次袭击，他就能通过这些部分战斗得到大量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将会成为总成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最后，第四个利益（也是整个行动的结果）是让敌人军队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混乱和士气沮丧，从而令敌人即使最后把军队集中起来也不能立即使用它们，于是一遭到攻击就不得不再放弃一部分土地，不得不全改变已制定的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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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对敌人舍营地进行一次成功的袭击时所能取得的特殊的成果，也即通过一次袭击令敌人不能毫无损失地在预定地点集中军队时能取得的特殊的成果。 不过，袭击成功的程度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取得的成果有时候很大，有时却小得可怜。 同时，这种袭击即便很成功，即使取得的成果很大，也很少能取得主力会战获胜时那么大的成果。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袭击不能像主力会战获胜时那样取得很多的战利品，另一方面因为这种袭击的精神影响也不可能像主力会战获胜时候那样大。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总的结论，以免对这种袭击作过高的评价。 有许多人以为它是进攻活动的最好方式。 但，正如上面的详细考察和战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事情决不是这样的。１６４３年洛林公爵在提特林根袭击朗超将军指挥的法军的舍营地，是最光辉的袭击之一。当时法军有一万六千人，结果却损失了司令官和七千名士兵。 这是次惨败。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法军没设任何前哨。１６４４年，屠朗在梅尔根特海姆（法国人称为马里恩塔耳）受到的袭击，就其结果而言，当然也应该看成是一次惨败，因为屠朗的八千人竟损失了三千人，其主要原因是屠朗受到诱惑，他不合时宜地用集中起来的部队进行了抵抗。 所以，人们不能常常指望这种袭击取得相似的结果。 这个结果与其说是袭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对遭遇战考虑不周造成的，由于屠朗本来可以避开战斗，同在其他地方舍营的比较远的部队会合的。第三个有名的袭击是１６７４年屠朗在阿尔萨斯对大选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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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帝国将军布尔农维耳和洛林公爵指挥的联军的袭击。 屠朗得到的战利品极少，联军的损失只有两三千人，这对五万人的军队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 但联军却认为不能再在阿尔萨斯继续抵抗，于是撤退到莱茵河右岸。 屠朗需要的正是这个战略成果，但是我们绝不该在袭击本身去寻找取得这种成果的原因。 与其说屠朗是袭击了敌人的军队，不如说他是挠乱了敌人的计划。 另外，联军统帅的意见分歧，军队靠近莱茵河等，也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总而言之，这次袭击值得人们仔细地加以研究，因为人们通常都把它理解错了。１７４１年，奈佩尔克去袭击腓特烈大帝的舍营地，但全部成果却仅是使腓特烈不得不用他没完全集中起来的兵力变换正面同他进行莫尔维次会战。１７４５年，腓特烈大帝在劳西次袭击洛林公爵的舍营地。他之所以能获得成果，主要是因为他对最重要的舍营地之一，亨内斯多夫进行了真正的袭击，奥军因此损失了两千人。 但从总的结果来看，虽然洛林公爵经过上劳西次退回了波希米亚，但并没有因而受到妨碍他沿易北河左岸又回到萨克森，因此，假如不进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腓特烈大帝就不会取得重大的成果。１７５８年，斐迪南公爵袭击法国军队的舍营地。 这次袭击的直接结果却是法军丧失了几千人，并且被迫退到阿勒尔河的另一岸。 而这次袭击的精神影响可能更加深远一些，它对法军后来丢弃整个威斯特伐利亚是有影响的。假如我们要从上述不同的战例中得出一个关于这种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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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的结论，那么只有前两个例子可与胜利的会战同等看待。 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部队数量都不大，而且敌人没有设置前哨，在当时的作战中，这很有利于进行袭击。 其他四个例子虽然都应该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动，但就其效果来说，显然不能同胜利的会战同日而语。 在这些例子中，只是因为敌人意志不强、性格软弱才取得了一般的成果。１７４１年的那次袭击，正是因为敌人的情况不是这样，所以没有能取得任何成果。１８０６年，普鲁士军队曾计划用这种方式袭击弗兰肯的法国部队。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次袭击是完全可以得到个满意的结果的。当时拿破仑不在军中，法军分布在广大的舍营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普军有很大的决心、用很快的速度是的确可以让法军遭到一定损失，并把它赶过莱茵河的。 但是普军当时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这一些。如果普军抱更大的希望，比如越过莱茵河追求更大的利益，或想获得很大的精神上的优势，让法军在这一战局中不敢再到莱茵河右岸作战，那是完全没有充分根据的。１８１２年８月初，当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于维帖布斯克地区休息时，俄军曾想从斯摩棱斯克袭击法军的舍营地。 但在实施中，俄军失去了这样做的勇气。 俄军没有进行袭击倒是一件幸事。 由于不仅法军统帅拿破仑所率的中央军团在兵力上比俄军多一倍以上，且他本人是一个空前果断的统帅；因为这对法军来说，损失几普里的地方根本不起什么作用，而对俄军来说，临近根本没有能令他们扩大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成果的地形；由于法军进行的这个战局不是拖延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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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结束的一次战局，而是进攻者计划完全打垮敌人的第一个步骤；因此，虽然袭击法军舍营地可能得到微小利益，但是这同俄军的任务是极不相称的。 这些利益不可能弥补俄军同法军在兵力和其他条件上如此巨大的悬殊。 但，俄军的这个目的表明，对于这种手段的模糊观念能如何诱令人们完全错误地运用它。上面我们把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作为战略手段而进行了阐述。 就这种手段的性质来看，这种进攻的实施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部分地又属于战略范围（由于这种进攻是在宽大的正面上进行的，进行这种进攻的军队可在集中之前投入战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投入战斗的）
，所以整个这种行动是由若干单个战斗组成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简单地谈一谈怎样合理地组织这种进攻。对这种进攻的第一个要求是：在一定宽度的正面上进攻敌人的宿营地，由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袭击几个舍营地，切断它们同别的舍营地的联系，令敌人陷入预期的混乱状态。至于进攻纵队的数目和间隔，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第二个要求是：各纵队进攻的方向须向心地指向一个预定的会合地点，由于敌人的退却或多或少是以兵力集中而结束的，进攻者也应该这样。 这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