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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志一般见识。有得罪诸位的地方，我替她赔礼道歉了。武松准备痛打孙二娘时，张青不就跑出来说情吗。
这倒不是十字坡酒店的问题关键。关键是张青两口子开的这个酒店，是个黑店。经营的项目让人胆寒，有无营业执照且不说，他们明目张胆地图财害命真是骇人听闻。武松还算机警，也算万幸，否则真得给做了人肉包子。
读书读到这里，不禁会产生联想，如果按照现代观点来思考，这样的黑店，已经谈不到停业整顿，它的经营项目，已经超出了城管、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管理范畴，早就应该提起公诉，移交司法部门立案侦察了。可是看书中叙述的情节，孙二娘的黑店开得还真是平安无事。为什么没有人出面过问呢？
怎么回事？
是政府的问题。
读书至此，拍案惊奇。谈歌绝不会相信宋朝那个年代，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会差到哪里去，怎么着也是一个国家啊。总不能随便搞无政府主义吧？孙二娘开的这黑店（还是连锁店。三十一回写到武松被孙二娘手下拿住时，书中交待，原来这张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几处，所以武松不认得），杀人越货，血债累累，还卖人肉馅包子。官府如何就没有人管呢？按书中所写，大树十字坡酒店，地处一个交通路口，为南来北往的商客和游人必经之路，这应该是一个政府重点管理的地段嘛。但是政府在这里几乎没有派驻任何管理机构，连一家公安派出所都没有设置，如此失控，这里的黑店还不嚣张到了极点。人肉包子明着卖，蒙汗药随便用，无法无天到了这般骇人听闻的地步，政府的职能干什么去了？当地县里的领导干什么吃的？莫非一点耳闻也没有吗？而且总是有人在这一带失踪，就真的没有报案的吗？公安部门早也该立案介入了啊。如此这般太平无事，这里边就有官府与黑道儿联手的可疑。或许张青或者孙二娘的某个亲戚就是当地的某县长或者某市长呢。
好，就算你孙二娘或者张青先生有某个亲戚在政府的权力部门，那十字坡酒店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进行违法的买卖？
就敢。而且太平无事。
依法经营应该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倡导的一个商业规则，即便是最昏聩无能的统治者，也绝不希望自己的治下，出现无照经营、偷税漏税而无人管理的问题，更何况这种卖人肉包子、滥用蒙汗药的事情呢。
统治者的意愿归意愿，治下也就是两种情况。如果抓得紧些，治下便是清明些。如果无人抓，或者还有纵容，那么治下什么黑暗的情况都可能大面积出现，一部《水浒传》里，这样无法无天的买卖并不是一家，孙二娘的黑店只是一个例子罢了。有人可能要讲，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结果，这是被压迫的生活底层人的反抗啊。可道理不能这样讲，孙二娘并不是这样干的，书中所写，大部分受伤害的，大都是过路的无辜商客和游人。武松发配途中，路过这里，也被麻翻了。武松和两个差人招惹谁了？谋害他们，就是与政府对抗？绝对不是。常常有这种嚣张的情况出现，即打着反政府的政治旗号，干着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勾当。
读者千万不要用善良的心思去揣度这些好汉们，他们决非只是杀富济贫，决非只是对抗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政府官员，他们这样只是一种凶恶的生存方式。好，只要你们来到大树十字坡酒店下榻用餐，他们决不会耐心细致地检查你的身份证，也不会认真详实地寻问你的民族出身、家庭状况、政治身分。管你是张三李四，管你是穷人富人，管你是好人坏人，管你有党派无党派，一个字，杀。胖的做肉馅，瘦的去填河。这还叫什么好汉。
对十字坡这种酒店，政府应该坚决打击。有一个取缔一个，发现一个治理一个。否则，不仅仅会制造社会动乱，至少真要影响投资环境了。不要在意这种酒店给你县里带来的那点税收，也别在乎那点罚款。事实上，当代各地方的一些恶势力就是这样逐渐成形扩大并形成规模经营的。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假如孙二娘的酒店再经营几年，再积累一些雄厚的资金，她手下的雇员也必然增加许多。以至于征地盖房，把酒店经营面积再扩大一些，盖一个十几层或者二十几层的“十字坡五星级宾馆”，再吸引一些外资进来，再享受一些地方性的优惠政策，地方上还能控制它吗？那时的孙二娘可能就有了几国的护照，出国考察还不得跟上厕所一样方便了。保不齐说，她还能在十字坡建立起一个超级人肉市场来呢。
别不相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孙二娘已经有了连锁店，再向外埠发展搞联营，强强联合，不是没有可能啊。
写到这里，谈歌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诗人的失踪现象
李少君
李少君：男，１９６７年生，作家。现为海南省《天涯》杂志主编。
在一个变异多端、复杂动荡的转型时代里，诗人的命运总是令人揪心。因为，在社会大幅度的猛烈的急剧变迁中，单纯而率直的诗人似乎适应能力是最差的。就像自然界的那些敏感而娇弱的小动物，在地震来临之前总是惶惶不安，四处乱窜。诗人也似乎具有这样先知先觉的预兆能力，总能预感出时代即将爆发的猛烈的震荡，因此比较常人，他们总是很早地最先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软弱。
因此，从诗人的命运中，常常能窥见时代的秘密与真相。有人说得好：诗人的命运里，浓缩了时代的隐私。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代诗歌史上那些最先逝去的诗人：海子，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季来临之前，在洪水般的混乱泛滥之前，将自己横卧在山海关前的铁轨上；昌耀，一个高原上的被视为生活的硬汉，最终忍受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一走了之；顾城，一个梦幻般的童话诗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试图躲避冷酷的现实与矛盾，但最终走向疯狂，走向毁灭；还有马桦，本是浪子班头，混迹于豪华都市，有一天突然顿悟，要去过一种实在而宁静的生活。马桦去了云南边地，在一座小学的课堂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风云不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永远地失踪了——这真的是一个暗喻：那些想寻找自己内心安宁的人，不得不从我们的世界里永远地失踪。
人们将这样的一些现象，概括为“诗人之死”。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之死更是被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一个突发性的重大事件。诗人的死亡宛如突然爆发闪耀的绚烂的烟花，瞬间即逝，却又提醒着人们什么，预示着什么。
与诗人们的死亡同时发生的，是诗人们大规模的失踪现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凌空蹈虚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大肆流行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诗人无疑是舞台上的主角。到处响彻诗人高亢洪亮的声音。诗歌界高潮迭起。朦胧诗、第三代人诗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等等等，无人不知。但一转眼，时风忽变。似乎仅仅一个夜晚，诗人们不见了，消失了，失踪了。代之而起的是商业大潮汹涌而来，时代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型搅拌机，将所有的人和物都搅进去了，然后冷酷地不动声色地将那些不适应者像废渣一样吐出来。这是技术时代里机械的逻辑。这是弱肉强食的物质时代的逻辑。而作为心灵的守护者的诗人，在这样的生活和世界里永远是弱者。
当然，诗人们的突然失踪有各种原因与各种情况。比如食指，无论是诗歌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还是诗歌低迷的九十年代，他都主要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除了那些不时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或仰慕他的年轻诗人，他大部分的时间据说是发愣，偶尔也写写诗。社会和时代似乎渐渐将他忘记了。除了偶尔将他请出来亮亮相，作为一种点缀与追忆。前年我在杭州“纪念诗会”上遇见他，他刚刚安稳下来，看上去像一个朴实的老人，但对当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他在餐桌上说出自己的疑虑，无人可以回答。诗会上，食指的诗歌朗诵得非常好，赢得了礼貌而热烈的掌声，但恰如那个诗会的名字“纪念”，一切仅仅是为了纪念。我呼吁颁发一个“纪念诗歌奖”给食指，获奖证书上签满所有与会诗人的名字，这一动议得到所有诗人认同。朗诵会一完，食指坐火车悄悄离去。他不参加其他的游玩活动，他是为诗歌而来的，与诗歌相关的活动一结束，他也就离去了。当地诗歌网站上的标题很准确，写着“食指来了，又走了”。还比如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被追认为朦胧诗第一人的多多，更算得上某种意义的自我失踪。本来，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大潮中，多多就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诗人。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多多的影响力仅限于诗歌界内部。这一则是由于多多本身比较低调，二则是由于多多的诗歌充满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呓语般的预言，切中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本质，但在当时的时代，人们反而看不明白。多多的诗显得比“朦胧诗”更“朦胧”。比如关于１９７０年代，他写道：“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回忆与思考》），还有：“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些诗句，隐晦地表达出某种强烈的情绪。这样的诗句，比起后来的一些仅限于简单的表面的控诉、揭露与斥责的诗歌来，显然更得现代派精髓，也更曲折地直面了那个荒诞而恐怖的时代的真正本质。也因此，这样的诗句也更能传递出真正的对于时代的切骨感受。现在读来，这些诗句仍然使我们感觉身临其境，或许，这就是诗歌的魅力，也是诗歌的生命力，它比它的时代活得更长。但在当时，口号般的诗歌更受欢迎。诗歌活动家比诗人更走红。因此，先是真正的诗人从自己的时代里失踪，接着，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纷纷出国，诗人们又从自己的土地上失踪了。一去十多年，等他们回来时，一切都变样了。多多也是，在荷兰居住了十五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也自我隔绝的生活。回来后，对于母土的变化一度显得迟钝，在离家乡仍然遥远的海口住下来后，就哪里都不想去了。他知道自己还在边缘。但他已安心于此了。诗人与诗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么风光、受关注了。诗人们再次在人们的视野里失踪。他们如今居住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还在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作。
没有出国的诗人们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差不多都失踪了。比如八十年代中期以狂飙猛进风靡一时的莽汉主义诗人李亚伟，是那个时代的强力诗人，他宣称：诗人“‘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他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当一位大诗人，每时每刻都在想。在评论界，李亚伟被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对抗性与批判性的反叛诗人，他的代表作《中文系》里，对体制的批判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即使现在在大学生中朗诵，也总能引起轰动。与其他的诗人相比，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特别的大气，意境高远旷阔，气度雄浑响亮，比如这样的诗句：“我曾经用光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驾着火车穿过针眼开过了无数后悔的车站”，“码头停泊在秋天／一行大雁被天空挤出去／回家途中／人被自己的想象挤到一边／整个下午只得孤零零／活在一片远景里”，还有：“山外的酒杯已经变小／我看到大雁裁减了天空／酒和瞌睡又连成一片／上面有人行驶着白帆”。但这样的诗人到了九十年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九十年代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泛滥的时代，只有像“他们”诗派那样软绵绵甜腻腻的又有点另类的但总体充满小资情调的诗歌大受欢迎，就像学者旷新年讽刺的，那是类似穿“吊带衫”似的小反抗，表面上是与传统保守对着干，骨子里反而是迎合当下甚至是主动引诱勾引。还有一类以“身体”命名的诗歌在九十年代声名赫赫，其原因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中，李亚伟这样的诗人就像动辄宣称“革命”者一样被敬而远之，这个时代崇尚的是温和的“改良”或“妥协”，即使在文化域场亦如此。这个时代喜欢的是眉来眼去的欲拒还迎或相互偷情，是毫无威胁与力量的貌似深刻的机智乖巧。技术与形式而不是精神气质压倒一切。李亚伟这样的诗人也因此落寞、孤独，倍受冷落，而且有趣的是，被认为具有某种“危险性”，比如一位学者就坦诚地跟我说：“莽汉”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媒体上会令人猜疑，字面上就似乎有些犯忌，会被政治正确者挑刺，于是媒体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让出现，这是知识人对于某种言论的自我检查与自我禁忌。而如果申办关于“莽汉”的学术研究课题，显然也不容易通过。怎么办？干脆绕过去。我要承认，这位学者说了实在话，九十年代里，到处是这样温柔得可怕的封杀。在这样的情势下，或许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变，诗人的心态也出现转变，李亚伟等诗人的心态本身已大不同于以前。我看过李亚伟写的一篇随笔《天上人间》，他说以前的梦想是当大诗人，指点江山，现在的想法倒是宁愿当一位在某个小地方或山中喝点酒、写点诗的小诗人，为自己内心世界的满足而写诗……从李亚伟的变化，我们其实多少可以窥见诗歌态度的惊人转变和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知道了为何在这个时代里，诗人们会自动失踪。
八十年代，诗人们向往天空，九十年代以后，诗人们却是回到了大地，回到了具体的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时代的重拳，将诗人击中，从空中跌落大地。不管诗人们愿意不愿意，心甘不心甘，诗人们不得不从自己的狂想中退缩回来，从虚妄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诗人们开始经商，下海，开始结婚，生育。莽汉诗人李亚伟当了火锅店老板，另一位莽汉诗人万夏做了书商。同样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的撒娇派诗人默默成了上海滩的寓公，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赵野等成了产品代理商或广告商。其他诗人的生活也大同小异，为时代风气所牵引改变，越来越务实了。一些诗人还在商业上如鱼得水，大获成功。诗人与老板，这也很协调。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一个诗歌逐渐边缘化的时代。诗歌从一种精神转换为一种专业、一种技术（当然也有人说那是另一种精神），诗人从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转化为个人化的低吟浅唱，既然是个人化的，自然更多地是对个人才有意义，诗歌与诗人集体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八十年代的那种诗歌的公共性烟消云散了。人们突然发现诗人们都失踪了，一位小说家声称：诗人们已经风流云散了。这里插上一句，非常有趣的是，相对于诗歌的冷落，由于电视剧的传播，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大行其道，并且愈演愈烈。也有人称八十年代是诗歌的，九十年代是小说的。更有意思的，九十年代里有一部分诗人就主张诗歌要“小说化”。直到九十年代末，由于戏剧性的媒体的炒作，诗人与诗歌才以一种激烈争吵的方式引起一点关注。即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但在这样的争吵中，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其实更加寂寞。
就与那次争吵差不多时间，我正好去了一趟西北。到了西北，自然想起诗歌，想起诗歌，我就想起一位在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西部诗人张子选。八十年代，在我们那拨当年的校园诗歌的活跃者那儿，张子选几乎就代表西部诗歌与西部精神，他的诗歌以恢宏清旷的意境让我们对大西北充满神往。我现在还能背诵他的名篇《西北偏西》，全诗如下：
西北偏西
一个我去过的地方
没有高粱没有高粱也没有高粱
羊群啃食石头上的阳光
我和一个牧羊人互相拍了拍肩膀
又拍了拍肩膀
走了很远这才发现自己
还不曾转过头来回望
心里一阵迷惘
天空中飘落了老鹰们的翅膀
提起西北偏西
我时常满面泪光
自然，到了西北，我一路打听张子选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包括那些诗坛活动家、消息灵通人士。回来后才听到一点消息，说好像